第四章·姚安为官
李贽一生为官的主要政绩，突出表现在云南姚安三年知府任上。
明万历五年（1577），李贽51岁，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云南姚安知府。途经湖北团风时，便舍舟登岸，直抵黄安，并将女儿女婿留在好友耿定理家。李贽初到姚安，就自题两幅楹联于府衙两侧，表述他的施政思想：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当时，朝庭上下，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对百姓巧取豪夺，造成怨声载道。李贽十分严格地约束自己，不以权谋私。言行一致，替姚安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建连厂桥，造福百姓。
据《姚安县志》记载：“连厂桥，在府西三十里，在城西三十里，明万历间知府李贽建。”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增修连厂桥记》碑文云：“连水发源于州西鹤山，东北行汇弥溪水，北行经连厂遂名连水。州西千岩万壑成趋而赴之，夏秋霪霖，洪流暴涨，舟楫难施，旅行者有漂没之患。前明万历间，知姚安府事李卓吾先生始聚石为桥，利行旅，通往来，垂三百余年矣。”可见，李贽建连厂桥，造福百姓，功德无量。连厂桥长30米，宽45米，双孔石桥，因李贽建造，又称李贽桥。在当时，李贽造桥，开通了南方陆地丝绸之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至今，这座桥仍为两岸人民必经之途。
修火神祠，杜绝火患。
李贽还在姚安修建火神祠“光明宫”。李贽到任之前，姚安城后东面有一条街称火神街，连年火患，成为州城一大灾难。李贽听罢士民赘述，亲临街头视察，查明其原因一为木构楼房数十间相连，建房结构不合理，一旦起火，漫延难以扑灭。二是没设火神祠，于是，李贽顺乎民意，曾三次设坛祈祷，祭祀火神。我们姑且不去论证火神的作用有多大，但李贽从客观实际出发，一面提倡采用砖石木建筑，设置防火道，一面根据士民传统的思想，募化买地，建光明宫于城东门外，塑火神偶像于祠内。从而杜绝了姚安城内年年必发的火患。光明官建成之后，李贽已辞官了，但他仍然为光明宫作记。今光明宫荡然无存，但遗址尚能找到。
开设书院，重视教育。
李贽治姚期间，十分注重培养人才。于城南德丰寺开设三台书院，并亲自利用公余讲学，传播进步思想，为姚安的发展和建设培养人才。李贽“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淳淳亹亹，日昃忘倦。庙学颓圮，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李中溪全集·文集》卷六）
他竭力抨击孔子儒学思想，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也。”他伸张女权，反对重男轻女，“人有男女，而见非有男女也”。作为父母官，他亲自登坛讲学，吸引许多人前来就学，如陶珽、郭万民等著名姚安学者，都是李贽的高足弟子，当时就在三台书院就学的。李贽办学讲学，重视教育，重视人才，深为姚安人民所称道。
李贽在姚三年，留下了一批诗文，如《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光明宫记》、《龙山说》、《论政篇》等。
李贽治姚三年，政绩不凡。被称为“千古特立之人物”，“自乃属、士民、胥吏、夷酋，无不化先生者”。大理学者李元阳赠诗赞曰：
“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清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案牍，俸钱常喜赎民劳。
八风空影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
顺民减负，宽法缓征。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偏于一偶，较为闭塞，且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较差。李贽体贴部属，决不求全责备，无故加罚。做了错事，犯了规矩，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他当采用宽容的态度，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李贽还提出对“边方杂夷”“恒顺于民”等宽法缓征的施政方针，减轻百姓负担，改善山民生活，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民思想。李贽在姚安地区精心治理三年，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有了发展，展示出他杰出的从政才能。李贽在姚安任上清廉简朴，“禄俸之外，了无长物”，他严于律己，励精图治，关心吏民，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因而博得了很高的声望，深受姚安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至人之治，以德化民。
李贽治姚三年，治政有方，“务以德化民，不贾世俗能声”。他明确提出了“至人之治”的主张，与传统的“君子之治”相抗衡。他认为，一个好官吏，应该是“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他说：“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是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他指出，“君子之治”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等级划分，导致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虽然“有教条之繁，刑法之施，但民事日与多矣”。而“至人之治”则是要“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弗其能”。要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才能。只有如此，人们才能水乳交融，相安无事。李贽还提出“因性牖民”的主张，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加以疏导，开通民智，建立“尊尊而亲亲，老老而幼幼，化民成俗，各止其所……岁时朔望，积羡盈资，以兴义举，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理想社会。基于以上思想，在他治姚的三年时间内，对古称“蛮夷之地”的姚安少数民族实行宽松政策，不用内地的尺度一概苛求。对民族纠葛，持“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何须细问”的态度。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相待，竭以至诚。“凡有一能，即为贤者。”故李贽在姚三年，境内安然，各民族和睦相处。
平易近人，居官清正。
李贽身为知府，但作风随和，平易近人，且“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期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以致“时人怪之”。李贽居官清正，一世清贫。由南京刑部调任姚安太守时，原拟将妻室儿女留寄湖北黄安，只身一人前往。但他此时已年愈半百，且又历来不注意饮食起居，夫人黄氏放心不下，执意要求同行，以便照料。于是，李贽只好将儿女、女婿留寄黄安密友耿定理家，托其照料。仅带夫人，轻车简从，到姚安赴任。至任满辞官离姚时，两袖清风，“囊中仅图书数卷”。他为官一世，除“俸禄之外，了无长物。陆积郁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无以过也”。而对一些公益事业，却又“俸钱常喜赎民劳”。当时姚州为洱海地区通向中原的古道，但因连厂河“夏秋淫雨，洪流暴涨，舟楫难施，行者有漂没之患”。为解决此问题，李贽“捐资聚石为桥，利行旅，通往来，以垂永久”。后世为追记他的功绩，将此桥易名为李贽桥，此桥受益至今，巍然尚存。
得罪权贵，挂冠而去。
李贽在姚安虽政绩斐然，却仍然遭来上司的打击和排挤，为当时的社会权贵所不容。他们罗织各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与他针锋相对的有巡守道骆问礼、巡抚王凝，诬李贽“太坏风化”，声称“当以法治之”。李贽在《又书使通州诗后》一文中说道：“吾之居衷牢，尽弃交游，独步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但是，他并非逆来顺受，对骆、王给予了无情揭露，“吾为郡守时，即与巡抚王触。王本下流。不必道者。骆最相知，其人自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遂不免触也。渠初以我清苦而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
官场腐败，吏道处境恶劣，加之李贽不迷仕途而有志于学，故于万历八年（1580）三月，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竟自免归，离姚而去楚雄”，请求密友刘维代他向朝廷辞官。云南巡按刘维称赞李贽“姚安守，贤者也。”竭力劝留，特地上疏朝廷，嘉奖李贽，得致其仕。但李贽去意坚决，不为所动。他“三载竟自归，士民攀卧道旁，车不得发，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姚安县志》）。可见，为人民办实事好事的清官，老百姓是多么拥戴和感激他呀!
李贽离姚后，姚安人民不忘其德，巡按刘维及蕃、臬两司，辑当时士绅名人赠言，辑为《高尚册》，以彰其志；佥都御史顾养谦，亦撰序以赠其宅。其弟子陶珽在姚城东南隅青莲寺建“李卓吾先生祠堂”，并撰文以纪之。姚安人民怀念清官李贽，至今流传着李贽治姚轶闻故事。
第五章·流寓黄麻
万历八年（1580）三月，李贽离姚安之后，得姚安一生郭万民相随，遍游三迤山水。先后游大理、鸡足、威楚、昆明，期间与朋友相聚同游，相互酬答，创作不少诗文。五月，登九鼎山，入鸡足山，初寓大觉寺，后移寓迎祥寺。当时，李贽所建姚安光明宫已建成，李贽为之撰《光明宫记》。
安家黄安
七月初，李贽离滇赴楚，取道西蜀，穿三峡，览瞿塘，访故人，回到湖北黄安，住五云山耿定理的天窝书院，与女儿、女婿相聚。“闭门独坐，日与古人为伴侣矣”。年底到麻城，与周柳塘商订明春游龙潭之事。本年，李贽与龙潭僧深有（法名无念，麻城人）初次相会。
李贽辞官后之所以选择黄安为终老之所，是因为黄安有胜友耿定理，且生活方便。他说：“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李贽既不为官又不想回家，流寓作客在外，是为了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从事著述讲学，改变斗争方式。
寓居黄安天窝之后，李贽从事著述。“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自五十六岁至今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冬，著《庄子解》。十月二十三日，好友耿定理不幸亡故，李贽作《哭耿了庸》诗二首。十月，到麻城，“以无馆住宿，不数日又回”。
徙居麻城
因挚友去世，其兄耿定向与己不睦。春三月，李贽离开黄安，徙居麻城，住好友周思久的女婿曾中野家；又得周友山的介绍，次智慧禅定为教导之师，暂时打消了寻师访友的念头。不久，维摩庵建成。李贽便往进维摩庵与周友山论学。寓居麻城维摩庵，春患脾病，年余始愈。
李贽移居麻城芝佛院不久，落发为僧，潜心读书著述，长达以十六年。先后著有《说书》、《藏书》、《焚书》、《续藏书》、《续焚书》、《史纲评要》、《九正易经》等。
秋间，李贽妻黄氏率其女、女婿回泉。李贽遣眷后，妻子黄宜人对丈夫孤身在外，甚放心不下，族人也不甘心身为四品知府的李贽一脉无后，遂说服其弟，将其子贵儿过继给李贽为子。李贽得此消息，颇感欣慰，因这毕竟了却了人生无后的一大遗恨。
不久，李贽妻黄氏派李贽之弟送贵儿至麻城。自此，贵儿一家（妻子与儿子）便在李贽身边伴随，早晚侍奉。有了贵儿一家代劳家务，李贽身心方感到安逸多了，生活之事无须操心，脾病经调养也很快痊愈，从而能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读书研讨中来。
七月的一天午后，贵儿独自到潭中洗澡，凭他长在海边的水性，在这个水塘中拨弄几下，本如儿戏一般，一家人谁也未把此事放在心上。谁想深通水性的青年，一头扎下去后，竟再也没露出头来。
李贽悲痛之余，写《哭贵儿》三首悼之，诗中提出让儿媳再嫁。
“汝妇当更嫁，汝子为吾孙。汝魂定何往？皈依佛世尊。
汝但长随我，我今招汝魂。存亡心不异，拔汝出沉昏。”
闰六月初三日，李贽妻黄氏在泉州逝世，享年五十六，由女婿庄纯夫在麻城，由其女料理丧事。李贽闻讣约在七月间，他写墓碑碑文交庄纯夫带回镌石。
在芝佛院，李贽“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初到龙潭湖后，李贽开始编纂《初潭集》，《说书》、《焚书》、及《藏书》的个别单篇评论在麻城相继刻行。
剃发之迷
李贽流寓麻城时期，还落了发，以“异端”自居。李贽落发，是否是真正皈依了佛教？事实并非如此。李贽自己曾多次讲到他落发的事，汪可受在《卓吾老子墓碑》中记载：
老子（指李贽）曰：“吾宁有意剃落耶？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中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复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这是他落发的第一个原因。他落发的另一个原因，也如李贽自己所说：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他的朋友刘东星也说李贽：“虽弃发，盖有为也。”
综合上面这些材料，再结合李贽虽落发而又留胡须，虽出家而又食肉，身居佛堂而又挂孔子像，挂孔子像而又批孔批儒，从这种种思想与行径来看，李贽的落发，与其说是为了出世、皈依佛教，还不如说是为了入世，进行反封建理学的斗争。李贽何尝是谨守佛教戒律的虔诚僧徒，这不过是李贽探索人生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李贽弃官以后隐居龙湖的十多年间，并不是出世的佛教徒或隐士，而是在紧张而艰苦的探索、著述和斗争。尤其是《焚书》和《藏书》的写作，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追求。
北走山西
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当时任吏部右侍郎的刘东星，为父丧守制，住在老家——山西沁水百里外的坪上村。他想起了老友李贽，特地叫儿子用相到龙湖去邀请他到上党作客。李贽不顾年迈身衰，路途遥远，在用相的陪同下，离开麻城，来到了东星的家乡。
刘东星对李贽生活安排得甚为周到，在家内专辟书斋，还在不远处的植山寺，为李贽修建“精舍”。衣食专人负责，每日大餐小宴，极为丰盛，花样不时翻新。
李贽在山村，白日闭户读书，夜间与刘东星讨论学问，教刘东星之子用相与侄儿用健读《大学》、《中庸》。刘东星将李贽的到来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摒弃杂事，几乎逢夜必至，两人“夜夜相对”。白日闲暇，他也常来看视，每见李贽手抄不辍，感慨万分，叹道：“虽新学小生，不能当其勤苦也。”
用相与用健是两位有心人，见老师平日出言精妙，警语连珠，三言两语，直入毂窍，令人见识大进。遂将师生问答，一一回忆，记录下来，集为2卷24章，取名《明灯道古录》。
《明灯道古录》虽然也存在许多陈腐的内容，但它的反封建束缚，要求自由发展的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要求平等的思想，以及对孔子及儒学的一些批判，都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定的影响。
三会教士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夏，意大利人利玛窦和西班牙人庞迪我从南京到北京，途经济宁，得知李贽在此，特来拜访。
李贽与利玛窦见面，这次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在南京，李贽与之在一次儒、释辩论会上的相遇，主角之一是利玛窦。但李贽未与利氏交谈，并非一次正式的拜会。去年，在南京，李贽与刘用相曾第二次会过这位西洋人，印象甚佳，很快成了好朋友。
这位利玛窦是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意大利人，少年受业于当时的名人孟尼阁。17岁到罗马攻读法学，19岁入耶稣会，20岁进罗马学院，受教于当时最负声望的数学家克拉约乌斯，成为当时罗马学院一位小有名气的科学才子。不久，便被派往远东，成为一位具有东、西方文化修养的优秀的传教士。
此次是利玛窦与西班牙人庞迪我为伴，入京向皇上献贡品。那庞迪我的身份是礼科文引，又是贡献方物，所以当地地方官待之以礼，一路绿灯。他们沿京杭大运河乘船北上，途经山东济宁，得知李贽住在漕运总督刘东星府上，特来拜访。
利玛窦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的自由的个性观念及关于西方文明的介绍，使李贽眼界大开，同时对自己平时所追求的“真率、快乐”精神，似乎又从另一世界找到了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