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之一，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支商业劲旅。在长达500余年的时间里，晋商为晋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如建筑、三雕（砖雕、石雕、木雕）、教育、晋剧、晋菜等，都是富有特色的。

明清晋商“贾而好儒”，在尊师重教，培养人才方面是很重视的。如山西灵石县王家大院的静升王氏，诗礼传家，做官为宦者多达101人。王氏家族崇尚艺文，多有贡献。如王氏以孝义著称的十五世优廪生员王梦鹏精于书法，终生临帖不倦，清代著名书法家、内阁学士翁方纲赞其翰墨乃“书家上乘之品”。教授乡里诸生，多成才者。殁后朝廷为其建有孝义坊以示表彰。十七世贵州贵西兵备道兼提刑按察司事王如玉多才博学，著有《岚溪诗钞》等，刻本现珍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王氏在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几乎每户都设有私塾。如建于嘉庆元年至十六年（1796—1811年）的王家大院视履堡建筑群，总面积19572平方米，“其内用作封建家庭文化教育的院落约占有四分之一，比重不算小了”（郑孝燮语）。

      如对明清两朝晋商教育加以考察，还会发现如下特点：

      一、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强烈的自觉性。

在封建时代，士、农、工、商，商人本是最低贱的行业，明王朝统一中国后，为防御元蒙南侵，在北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即明政府为了军事目的而创设的一种招商代销制度，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明中叶之后，因受“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的传统观念影响，晋商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缙绅化就必然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大商人，更需要封建政府的庇护，于是他们便以不断报效国家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灵石王氏家族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时，朝廷急需军马粮草，王氏十四世谦受、谦和兄弟俩高瞻远瞩，遂以经营牲畜之优势向平阳知府献马24匹，接着便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于是借得官威，如虎添翼，一个北上塞外贩马，一个南下中州集粮，每到一处，事事顺利。与此同时，还用一部分商业利润投资教育，或家中办私塾、村中办义学、修文庙及会文馆，或捐钱、赞助，培养自己的子弟和一部分族中、乡中学子，以便通过科举，尽快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中，从而使晋商资本在伴随着晋商不断官僚化的过程中增值。以灵石县为例，在明清二代，考中进士者37人、举人150人，最大官僚系都察院左都御史。为此，晋商在缙绅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也就改变了世人对商人的旧有看法。

明清以来的晋商，有明确的教育目的和强烈的自觉意识，这或许与明代山西人口迅速增长，非经商已无出路，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文化没有多大认同，但走向市场从事商品交换，这自然对商人的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晋商重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看首先是为改变生存环境的需要；其次是当明中叶以后晋商生意做大了，为要提高政治地位，依附政治势力，以更好地掌握某些行业的经营权、垄断权，故而教育目的性尤为明确，所以有更多的族中子弟奔入仕途。

二、晋商的开放性观念，促成了对子弟的开放性教育。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一般是身强体壮者在外，老弱病残者在家，当子弟在家完成启蒙后，常进入父兄做生意的外地求学深造。

由于晋商的作用，晋人教育后代为晋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晋商集团的文化品味和晋人的整体素质，为形成山西丰富的地域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样也为晋商称雄海内500余年培养了大批商界奇才。

晋商自清道光后逐渐衰落，这对晋人教育的经济投入无疑有很大影响。因山西在当时受人多地少的恶劣环境逼迫，晋商必须迫切提高后代子孙人口素质。

晋商不仅大力资助家乡教育，也大力资助侨居地的教育，从而造就了不少著名的晋籍儒商。

晋商重教育，尤重延请名师。清顺治初，明的遗民反清志士大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傅山先生曾受聘到灵石讲学。现今灵石资寿寺天王殿门楣悬挂有其亲笔手书“山林埜趣”匾额。据考证，当时清廷已主政中华，但傅山心系前明，落款仍题之于“大明崇祯年太原傅青主”字样。

清咸丰六年（1856年），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五台徐继畬曾执掌平遥超山书院山长。清末“戊戌变法”志士、灵石王舒萼，系光绪丙子科（1876年）进士，曾任直隶文安县知县、户部主事福建司行走，维新变法失败后，也曾受聘为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常在“士子上课余暇，教以读书之法”，“陶铭日久”，门生学子“受益良多”。

三、晋商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世人关注，当是基于它的特色以及形成这些特色的历史原因。

明清两代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转型期，当时中国出现了“十大商帮”，而晋商被誉为“十大商帮之首”。20世纪30年代，中外学者开始了对晋商的研究，那时还没顾得上注意山西建筑，抗日战争前夕，建筑大师梁思成来到山西后感叹，山西可谓是“中国古建筑的宝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民居得以修缮、保护开发，像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渠家大院、三多堂、丁村民居都一跃纸上，广为传播。自此，山西建筑已为世人重视。

晋商建筑群的创建，最主要的因素是有大量商业利润的投入，才有昔日的宏丽。经济的繁荣，给山西的建筑风格、乡村面貌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形成颇具特色的建筑文化现象。

也许有人要问，晋商集团为何要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投入到民居建筑等消费性领域？这是由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只有当商人感到经营商品生产比经营商业更能取得经济效益时，商业资本才会融入生产领域，向产业资本转化；晋商由于官府庇护和享有豁免税收等特权而取得优厚利润，是一般商人所不能与之竞争的，所以当商业资本超过经营商业所需要的数量之后，超过部分便挥金如土地耗费在“老家”的大兴土木上……其原因盖出于此吧。

尽管明清政府对民间的住宅规模有所限制，不准使用各种金碧辉煌的彩画并装饰，但随着晋商经济实力的强大，大可在不抵触法令范围内，特别用心于宅院的布局和结构，使其更为紧凑和坚固。住宅内的装修雕刻尽量做到秀丽精美而又富于变化，对于建筑的彩绘多以清新雅致取胜，因为这不仅是将来归来颐养天年的住所，同时与乡党争阔斗富的心理也在起着一些作用。因此以密集型劳动为代价的砖、木、石“三雕”艺术便应运而生了，从而在我国民间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同样，山西民居“三雕”艺术不仅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更是晋商富甲天下的展示。

再如晋商民居较重视庭院布置，因这里是生活起居、会见亲友的所在，其门窗的吉祥寓意，还有楹联匾额加以点缀。如“簏簌风敲三径竹，玲珑月照一床书”“学有渊源庭列嘉树，居无尘杂阁明照藜”“染成绿萼初华好觉暗香入画，偶得古人精册较胜春在庭”等，可看出晋商的文化性格和价值取向。晋商不仅对一家之居如此讲究，而且对聚族而居之村落同样如此。如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整个村落以正街为中心，背靠鸣凤塬，面临静升河，东望太岳山，西闻汾河水，形成所谓的“九沟八堡十八巷，一条大街五里长”、左文（文庙）右武（关帝庙）的古代城市格局，古镇中心的“王公桥”碑亭上，镶嵌有“两岸翠屏山色秀，一条碧玉水光寒”石刻楹联，正是静升的魅力所在。

古镇腹部的王家大院更是不同凡响，中国民居研究部高级建筑师刘金钟参观后发出“天上取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的感慨；中国建筑史学会顾问、建设部高级工程师郑孝燮参观王家大院后题词“国宝，人类宝，无价之宝；百来不厌，百看不厌，预祝更上一层楼”。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看过王家大院后评价为“王家大院，国之瑰宝”。2003年10月9日，王家大院所在的静升镇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命名为首批十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且名列榜首，北方唯一。

在封建社会，大户人家多建有祠堂，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秦）尊君卑臣，于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之后，“祖庙常经，天家攸定”，后官、民、士、庶创建宗祠必须“仿固礼之旧文，遵圣朝之钜典”〔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版《王氏族谱》〕，各有定式。旧时重宗法，始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我所知的静升村旧时便有祠堂16座，庙宇19座，牌坊18座。惜牌坊大多已毁，现存的孝义祠牌坊，不论是工程技术还是造型艺术都非常高超。该坊系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奉旨旌表十五世敕封儒林郎、晋赠中宪大夫王梦鹏所立。坊心“孝义”二字，为清代著名书法家、内阁学士翁方纲乙巳（1785年）夏日手迹。孝义坊有石梁、石柱、石座，石顶、石背、石底，石斗拱、石匾额，还嵌有镂空石图案。底部十头石狮，姿态优美、栩栩如生，却“俯视”眈眈；牌坊上有四根石柱，前后四副楹联，有楷有篆，古奥深沉。书法优美，价值极高，令人惊叹不已。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晋商经济的物化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山西能保存下来几幢为数不多的明清晋商大院实属不幸中之大幸，其实在民国年间日军的侵华战争，山西遭到惨重破坏；十年“文革”也是一次毁灭性的浩劫。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是劫后余生的很少一部分，否则我们更能直观地了解到晋商的经济实力对山西建筑的影响。

如今，王家大院等其他晋商大院即是那十年浩劫后所剩下的宝贵遗产。所有这些既是晋商经济的物化产物，也是文化艺术的结晶，许多建筑都有较出名的学者、艺术家的参与和设计布局，或亭、或阁、或廊，常点缀有古今名人的诗文楹联，因此晋商建筑大都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是晋商精神文明的窗口。

（来源：甘肃王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