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众多的世家大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些家族传承数代甚至十数代，家族门第长盛不衰。其中，门第最显、杰出人物最多、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家族，毫无疑问，当首推琅琊王氏。自汉代步入历史舞台，琅琊王氏日渐壮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三百余年风流不衰、冠冕不绝，其流风余韵还延续到了隋唐之世。考究其家风家学，有以下特性：
一、“孝友恭恪”
当时的大族世代相承，旁支甚多，如何协调家族内的尊卑亲疏关系呢？重要的办法便是让族中子弟依礼法行事。琅琊王氏之家教与家学也重视礼学。
琅琊王氏兴自汉代，西汉时的王吉便是一位精通《五经》的大儒，《汉书》本传称其“少好学明经”，“兼通《五经》，能为《吕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琅琊王氏之家学奠基于王吉，有深厚的儒学文化背景，可谓礼法世家。魏晋之际的王祥，其行事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家风。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子，并在临终前遗令诸子，世代遵守“信德孝悌让”。王祥之弟王览“教友恭恪，名亚于祥”，晋武帝称其“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由此可见，魏晋之际王氏以礼法训诫子孙，“子孙皆奉而行之”，以“孝友”传家。
东晋之初，王导针对士风放诞的局面，主张兴复学校，重视儒学教育，以为“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他力劝晋元帝兴复礼教：“礼乐征，翼成中兴。”琅琊王氏重视礼法，不仅有益于其宗族的传衍，而且培养起了重视实务与事功的家风。可以说琅琊王氏是一个礼法世家，他们在宗族内讲求儒家伦理道德，尤重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
二、兼容的文化取向
作为两晋南朝时期杰出的文化世族，琅琊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除儒学之外，对玄、释、道也兼采不废。这不仅使王氏家族在文化上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有利于其子弟在心态上适应不同的情况。
东晋南朝的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学的细胞，以儒学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根本，以玄学取得名士的声誉、地位，达到儒玄双修。
两晋以降，佛教对世族思想、生活影响日著，琅琊王氏吸收借鉴其中有益思想。比如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启益甚多：“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另外，琅琊王氏也吸收道家文化思想。《晋书·王羲之传》明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天师道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东晋南朝，书艺最盛、贡献最大的无疑是琅琊王氏，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家。翻开六朝及唐人的任何一部书法史著作，他们统计的书家都以王氏为最多。王氏几乎无人不能书。何以如此呢？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王氏之重书法，与宗教的熏陶有密切关联。琅琊王氏家族的文学艺术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灵感，提升境界。
从以上考论可见，在崇儒之外，琅琊王氏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想、宗教及诸“杂艺”等，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促成了家族文化的繁荣。对这一家族文化传统，琅琊王氏子弟十分珍惜，直到南朝末王褒训诫后人还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这段话是对王氏家学兼容风尚一个很好的概括，由王氏子弟自己说出来，真是再妥帖不过了。
◎本文摘自《论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之家风与家学》（作者王永平，扬州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