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19年，王船山诞辰400周年。我们将举办相关的系列纪念活动。
说到“王船山”这3个字，天下无人不知晓。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被称作明末清初三大儒，作为明清启蒙思想的先导者，是进入“国史”宏大叙事话语体系之中的大人物。在历史教科书里面，王船山还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成就者。
儒家讲的不朽，也并不一定需要有宏大叙事的事功。一支毛笔，足以成就千万年不朽的伟业。王羲之、颜真卿做得“绝”，达到了巅峰极致，成就最高，后人几千年都无法超越。人人都有这个自由、平等的机会，全靠个人努力奋斗！上天只奖赏勤奋之人！
从来功不唐捐。王船山当年隐居在山中著书立说，名未显，德不彰，一生未尝实现自己的理想，穷困于江湖，老死于荒野。但是，他在学术上所作的贡献，并未被后人遗忘，于清末民初大显，德音远闻五大洲，指引世人奋发前行，推进了社会进步。因此，王船山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
大凡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晓得，被后世尊奉为大人物的，大都在世是“失败”的。像周游列国而如“丧家之犬”的孔子，儒学的批判者庄子，“一心处两端”的陶渊明，沉潜下僚的周敦颐，被诬为“伪学逆党”的朱熹，被诬为“汉奸”的郭嵩焘，等等。
在古代，认识论不发达，知识不对称，虽然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即使有伊尹强迫太甲忏悔自新一个范例，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几千年稳固的及时纠错的好制度，更没有形成一个平台供咨议、表决少数意见的好制度。一个人的见识，如果与当时情势不合，难以有生存的空间，也无法提交到一个平台上来讨论，只能躲入山林当清流，被时势所淹没。等到一定时间后，反思过去的种种问题，才会追述之前的思想资源，亡羊补牢。
这些清流隐士，道德固然高尚，但是，不合作，躲入山林，却是失职，逃避责任，也非善事。因此，传统中国对于“竹林七贤”的推崇是消极的。这一点，胡适早已申说。作为正人君子，应当还是要承担道命，思考正义论，设计优良规则，积极用世，为天下苍生争取合理权利。
我认为，因为古代缺乏系统的认识论，中国古代的“反思”仍有不足，即缺乏对反思的反思。如方孝孺的《深虑论》一文，也揭示了古人的反思之不足。我们总是将一些反思教条化，忽视了条件的不同、时势的变迁，未能超越到一定的高度。在梅山教地区，菩萨不显灵，人们会采取泼粪、暴晒、鞭打、脚踏、烧毁等一些形式来羞辱菩萨。近百年来，中国人打倒“孔家店”，便是这么一种行为。尤其是近现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口号”还是好的，因实施不当，导致不奏效，使得人们不断把旗帜、口号脚踏在地，总是在反思过去，却从不对反思进行反思。
检讨历史，代天选德，推崇先贤，这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历史审判。因为“在”的审判无力，因而这种历史审判总是姗姗来迟。中国古代有一个“史学”传统，不论是在朝的史官，还是在野的野史家，忠于道命，真实记录“历史”，不为权力所左右。有名的范例是董狐、太史简、南史氏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他们虽然恐惧，但是我们无力实施惩罚，及时纠正错误。只有实施对等的惩罚，乱臣贼子才不敢轻易肆意妄为。这是孔子没有思考到的地方。
以德成神、以德致福。中国古代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要求人们“以德配天”。这个“德”，由“道”决定。科学家的知识、技术也是“德”，并且还要有良知审判，具备超越之德。历史法官代天选民，不问出身，只论道、德，有德者成神。如王船山，是以德成神的典范。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姑且提出来，以求引发天下同仁的思考。在西方，梵高的艺术地位，也是后来追认的。
二、学人相关研究之文献考察
说到王船山的经济、政治思想，前人早就有相关论述。只因所见有限，精力有限，下面仅仅胪列一些我目前所见到的早期文献。（这个文献综述的工夫，还是将来交给他人来帮我做。）
著作略有：1987年，武汉大学经济系李守庸出版有《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一书。2002年，萧箑父、许苏民合著的《王船山评传》出版，其中专列了一章《政治经济思想》。
论文略有：1981年，邓潭洲在《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论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一文。1982年，陶懋炳在《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上发表《王船山经济思想浅探》一文。1988年，宦再在《船山学报》（1988年第1期）上发表《王船山货币思想初探》一文。1989年，曾也鲁在《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上发表《王夫之的改革开放思想》一文。1991年，黄隆顺在《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上发表《王船山与魏源经济思想之异同》一文；陈远宁、王兴国在《求索》（1991年第5期）上发表《王船山的重民思想》一文。1993年，李守庸在《船山学刊》（1993年第2期）上发表《略论王船山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文。
三、王船山的经济、商业伦理思想
李守庸认为，王船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最具时代特色的杰出思想家之一。与顾炎武、黄宗羲比较，各有特色，但是王船山远胜二人。考虑到这只是普及传播，以下，我也就综合前人的认识进行简要阐述。
1、王船山主张经济自由，尊重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在《读通鉴论》卷九中，王船山反对人为干预经济，说“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在《读通鉴论》卷十五、《读通鉴论》卷五中，王船山反对违背经济规律的“劝课农桑”。在《四书稗疏》《读四书大全说》中，王船山对朱熹“合作均收”提出了批评，认为人的自利性会导致“共船漏、共马瘦”的结局，不利于激发经济创造力。此外，王船山还对传统“常平之法”提出了批评。
2、王船山主张人身自由，士农工商平等。
明代，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隶属于政府，世代相袭，实行轮班或住坐为国家服役。工匠世世代代都要当工匠，在技艺传承方面，虽然有一些优势，但不符合人道，并且反而成为一种人身奴役，会降低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扼杀创造力。明朝中期，出现“以银代役”，但是，流弊不止。因此，王船山主张废除匠籍制度，还工匠人身自由，给予手工业者自主经营的权利。王船山为此还认为，士农工商平等。
3、王船山以民生为本，认为商业是“立国之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主张发展商业，取消限制，打破壁垒，减少关税，对外开放，“裕国富民”。
在《黄书》、《四书训义》、《读通鉴论》、《噩梦》、《宋论》等书中，王船山提出此类主张。
4、王船山主张鼓励正当消费，甚至于刺激消费，造福于民，还利于民。
在《宋论》里面，王船山对传统进行了反思，鼓励正当消费，甚至于刺激消费，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造福于民。政府还应当通过公共事业建设和鼓励消费，还利于民。
5、王船山主张“以德治商”，主张对商人进行道德教化，鼓励商人争做君子、豪杰、圣贤，因此也对传统商人的无德之现象进行了批判。
传统商人也有无德之现象，王船山斥责无德商人是“夷狄”“小人”。“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于是而贾人者越国度险，罗致以给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贾人遂以无忌惮于天下。”“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亟者也。乃其气恒之夷狄而相取，其质恒与夷狄而相得，故夷狄兴而商贾贵。……夫夷之乱华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贾为其最。夷狄资商贾而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无磁则铁不动，无珀则芥不黏也。”
王船山为商人人格建构指明了方向，商人也要追求当君子、豪杰、圣贤，不能堕落为禽兽。
6、王船山主张商人承担资本的责任，共享财富。
王船山认识到了资本的复杂性。因此，资本者还要承担资本的责任，捐助处于弱势的行业和群体，与天下共享财富。
7、王船山主张土地民有制。
王船山主张“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土地不是帝王私产，帝王不得侵犯生民的土地所有权；为了限制土地兼并，应当改革农业赋税制度，“以夫计赋役”。
8、王船山主张财富共享制。
王船山主张“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财富并非帝王的私有物，是天下的公有物，天下共享。
9、王船山的义利之辨主张义利并重，公私分明，以公安私。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核心要义。王船山义利并重，承认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基于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的矛盾统一体而解决义利问题。王船山追求万世大义、万世大利。这属于正义论范畴。
10、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为商业认识、商业实践、商道伦理提供理论支撑。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以诚为实体，形成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体有用，可以作为商人治商的思想资源。马克斯·韦伯所谓对资本主义有刺激作用的“新教伦理”，在儒学里面应有尽有。德者，向上向善提升也，儒学是一切的引擎。
11、王船山提出了“均天下”、“公天下”的正义论，用自由、平等、仁爱等原则设计优良制度，“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遵循“絜矩之道”。
这是企业、商会制度设计的正义论原则。
在古代，每个王朝总是会有人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来抗争，几百年一次重新洗牌。等贵贱，追求人人平等、自由，还是可以的。控制贫富差距，是应当然，但古代“均贫富”之措施都有所不当，并不是好事，绝对平均主义、野蛮掠夺会扼杀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损害正义以及毁坏秩序。每个人的综合能力有所不同，创造的财富有多寡，应当尊重这种自然现象，采取税收政策调节，让最不得利者利益最大化。“仁以厚其类则不私其权，义以正气纪则不妄其授”，“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任何“位”向人人开放，机会自由、平等。这一点，与罗尔斯《正义论》的主张相似。只是说，如何确保正义论，传统儒学有些不足。但是，在当今，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12、王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平实高远，有转入现代的内在能力和外在需求，亟须广大学者阐述和各界精英实践总结。
以上只是简述，还有待于将来一一详细阐述。
四、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理论的奠基人、湘商文化精神领袖
湘商，这个概念，在清朝末年已经出现。依据目前我所见的史料，较早出现在曾国藩批牍之中。（当然，如有史料追溯更早，也是好事。）在盐运中，“湘商”一词是与“湘纲”同义的。据《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3册收录江督署盐政科批牍《批湖南督销局禀湘省岸务与鄂省不同情形》，时间不详，但应早于曾国藩逝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其云：“前据湘商利顺兴等禀南抚部院衙门，拟每引提湘平银一钱二分，藩司，盐道拟每引各提湘平银六分，即可照办，按引扣解。其两湖督部堂衙门，鄂商既不缴公费，湘商未便歧异，应暂从缓计议。”此曾国藩的批牍中已有“湘商”一词。光绪二年（1876），沈葆桢向朝廷上《收回淮南引地应遵部议迅速举行疏》，文中有“湘商”、“湘纲众商”的两个同义词，而戈靖向朝廷上《变通盐法疏》，文中“湘商”也相当于“湘纲”。在晚清，当时的官府文书、公报、民办报纸、史志、诗文集、笔记中，“湘商”一词十分常见。如在湖南人争办粤汉铁路时，湘商走在前列，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务官报》第12期之《商部奏湘商筹办铁路并公举总协理折》就明确有“湘商”这一商群主体。
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湖南虽有经济腾飞，但远不如沿海地区。然出于文化不自信，而学术界在近几十年来对“湘商”研究不够，加之没有推出湘商的典范性历史人物，使得人们误以为湖南人只会打仗、从政、从文，不会经商，讲湖南人“长于沙场，短于市场”，说过去没有湘商。如2006年，著名作家王跃文以一篇《尚需时日话湘商》引发空前的讨论，认为“自古更无湘商的说法”。王跃文先生是好的作家，但未必是好的历史学家，他的观点就经不起证据检验。如在扬州的盐商中，湘商唐仓崧、王辅周、魏次庚均为清末民初八大盐商之一。其中王辅周为八大盐商之首。
这二十年，在全国范围内倡导“湘商”、“湘商文化”最力之人，并以此为职业的人，是社会活动家、商会活动家伍继延。伍继延已建构了一套“湘商文化”理论体系，被不少粉丝推尊为“湘商文化”创始人。据新闻报道，伍继延早在2003年在重庆注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异地“湖南商会”，名曰重庆湖南商会。也有人指出，同时另外有一家异地“湖南商会”注册成立时间稍早几个月。此事，我暂时没有考证。虽然注册时间晚几个月，但是在目前于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还是伍继延。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在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三大儒之中，王船山的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最大，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走向。在近现代舞台上，各派“成功人士”，无不读了王船山的书，得到了王船山的“保佑”。
王船山早就预测到“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因此王船山的思想在清朝末年蔚然大兴。新化大儒邓显鹤第一个感应到了王船山，率先领导湖南士大夫建构“湖南人精神”，在湘商的支持下，他负责刊刻了《船山遗书》。因太平军毁版，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攻占南京之后，再次刊刻《船山遗书》，推崇王船山，表彰“湖南人精神”。之后，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率先祭祀王船山，推崇王船山为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并上奏朝廷要求王船山从祀文庙。之后，湖南人都在诠释王船山的思想，以王船山的名义干事业，通过王船山这位精神领袖团结广大湖南人，激发湖南人的文化自信，鼓励湖南人勇于担当，由此全面建构出了“湖南人精神”，让“湖南人”成为了道德和责任的代名词，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并使得湖湘文化与日争光，无比辉煌。
有陕西访学团问我，岳麓书院门口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与“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两联，而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为什么湖湘文化近现代如此兴盛？杰出人才灿若群星？是地气使然？我答复是：读了王船山的书、得了王船山的保佑使之然。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打破了地域文化的边界，将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当做推翻腐朽清朝、战胜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文化的理论武器。如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以王船山等人作为民族复兴思想旗帜。一时，王船山的著作风行海内外，影响遍及五大洲。在晚清新兴人士中，无人不熟读王船山的书，无人不深受王船山爱国主义的熏蒸。尤其是浙江余杭章太炎作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直承王船山而来建构其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将王船山诠释为民族主义者的大功臣。
可以说，王船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精神领袖，深远影响了中国近代中国的走向。从魏源到陶澍，到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到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到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章士钊、宋教仁，到杨昌济、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夏明翰……他们无不从王船山的思想中直接、间接获取启迪，尤其是王船山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否认“天命”、趋时更新的思想，激励着那个年代的人们，思考，奋斗，改造中国与世界。
清末、民国湘商深受王船山的影响。王船山的著作第一次大批量出版，还是经商致富后的王船山后人捐助的。对于一些知名的湘商而言，像禹之谟、龙璋、黄兴、李夑和、杨度、聂云台、范旭东这些新兴商人，无不是王船山的超级粉丝；像朱昌琳、魏鹤林、刘麟郊、朱紫桂这些老派商人，无不在王船山思想的笼罩下；像王先谦、黄自元、叶德辉这些学者型商人，无不翻读王船山的著作，崇祀王船山，尊奉王船山。
王船山作为湘商文化理论的奠基人，作为湘商的灵魂、精神领袖，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有现实的需要。在过去，王船山作为湘商的灵魂，鼓励了湘商争作君子、豪杰、圣贤，激发了湘商向上向善、精忠报国之心之行，提升了湘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凸显了湘商文化的高贵品格，巩固了湘商的精神信仰。可以说，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的引擎。
新湘商文化的生发与兴盛，有待于今人与后人的努力奋发。未来，各地的湘商都要回归传统，重光祖德，以王船山为湘商文化的精神领袖。
至少，2007年发布的重要文献《湘商宣言》，其倡导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实事求是”湘商文化精神，可以说完全是王船山思想的表述。这篇《湘商宣言》属于伍继延的“湘商文化”理论体系。伍继延一直是王船山的超级粉丝，这个人有着传统“开基作祖”的使命、责任意识与王船山的豪杰精神以及儒家三不朽观念，又混合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复杂思想，试图当“湘商文化”的“开山祖师”。在古代的庙堂，只有不祧之祖（开山祖师），才能永享馨香。“祖有功，宗有德”，“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崇拜和祭祀祖宗、英雄、圣贤，既是感恩祖宗、英雄、圣贤的功德，也是希望有人勇于担当使命和责任。其实，在西方也一样。君子成人之美，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选择鼓励人向上向善，承认伍继延表现出来的努力。争做湘商文化的“开山祖师”这个事情，不止伍继延一人，还有很多人，并且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机会，全靠个人努力。曾国藩讲“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讲“争做圣贤、报国保民”，人间佛教讲“争作菩萨”，争当观世音去救苦救难，伍继延有着争作湘商文化开山祖师的努力，还是值得鼓励的。如果伍继延能有大智慧，继续高举王船山大旗，实现理想的可能性还是会大一些。当然，历史十分复杂，一切又要在百年之后去检验，不宜过早下结论。正如禅宗“六祖”的尊号，先是法如，中有神秀，最后才是慧能。
文王梦熊。这一点，我还是期望骑马走天下的商会活动家伍继延能担当大任，“住持”王船山思想，要像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黄兴、禹之谟、龙璋等人率领湖南人共崇王船山一样，在海内外鼓与呼，让无数的新湘商在王船山思想的指引下开辟未来新道路。如运用王船山思想指导湘商修身、齐家、治企。
王船山特重君子、豪杰、圣贤的人格，对商人也有此要求。正如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利君所言，湘商要成为工商界君子、豪杰、圣贤，可追溯到王船山；而湘商要秉承船山精神内核，一定要立湘商君子品牌！这既是湘商先杰光芒特质的历史承继，也是新时代湘商存续发展价值之魂，是湘商挺立华商潮头之基！我们起草的《湘商新君子宣言》也即将公布。曾国藩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湘商们要先做君子，再做豪杰，再做圣贤。
湖南湘商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佳明是在学术界、湘商界、媒体界拥有话语权和巨大影响力的红人。他是王船山的超级粉丝，是王船山思想的播种机，似可用“言必称王船山”来形容他。他在湖南大学岳麓讲坛曾主讲过“走近王船山，循源湖湘文化”，网上还有他的名曰“王船山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个思想家”的访谈录。检索郑佳明的谈湖湘文化的文章、讲座，无不提到了湖湘先儒王船山。
卢德之的共享主义、共享文明、资本精神、慈善精神等，是一种全球化视域下的“均天下”“公天下”的话语表述，也能在王船山思想里面找到根据。也可以说他的思想是王船山思想在现当代的新发展、新成果。
当然，王船山思想已成湖南人的集体无意识，进入了每一个湖南人的大脑。已故湘商长老余彭年，被认为是王船山思想的实践者。他的裸捐给人的感知是其在追求当“圣贤”。如今的袁隆平、张跃、梁稳根、廖厂长、颜卫彬、刘健、傅胜龙、王填、姚劲波、高燃等“湘商豪杰”，秉承近百年湖湘文化的熏陶，不管是他们已意识到，还是未意识到，他们身上无不流淌着王船山思想的血液。
也当然，回归传统，以王船山思想治商，达成中体中用的自生自发状态，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应当从容淡定，戒急用忍，慢慢来补充，不可操之过急。
五、尾言
王船山是一位百科全书似的人物，王船山思想是百宝箱，应有尽有，历久弥新。他的肉体生活于300年前，他的思想却永放光明，不朽于万世。如章太炎、熊十力、牟宗三、张岱年、王兴国、陈来、林安梧、彭传华等人对王船山思想的诠释，让我们看到王船山对近现代以来世界一流哲学家的超越。可以说，王船山永远是先知先觉。
王船山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年，无数信仰王船山思想的中国人，为了复兴中华文化，去了日本，去了美国，去了欧洲，去了东南亚，他们早已将王船山思想的种子撒遍全球。未来，王船山主张“公天下”“均天下”，其思想可以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会为实现全球正义、文明共享、天下大同作出积极贡献！
因此，王船山不仅只是一个“湖南人”，更是一个中国人，更是一个地球公民！
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一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团结中国人的精神领袖，是近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是近现代“中国人”的灵魂。同时，在湖南，王船山是中国近现代湖南历史上团结湖南人的精神领袖，是近现代“湖南精神”的代表，是近现代“湖南人”的灵魂。
对于湘商文化而言，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理论的奠基人，是湘商文化的精神领袖，是湘商文化的灵魂。这应当说是朱熹讲的“天理”、王船山讲的“公道”、卢梭讲的“公意”。当然，本文只是一次普及传播，一切还有待于今人与后人不断补充知识。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阙一庐
夏历戊戌四月二十六日草撰
2018年6月9日
夏历戊戌四月二十七日修订
2018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