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父亲王益的墓葬地之真伪考抚州市东乡区红星中学教师 王小斌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兄王安仁作为王安石家族即临川王氏的重要先祖，其墓葬何处是历代临川王氏后裔所关注的，也为当今研究王安石的大学者们所重视。那么王益、王安仁墓葬何地？我们还是以安葬两人的当事人即事情的经办人见证者王安石以及知情者长王安石两岁的王安石的表舅大文豪曾巩的记载为准。以便正本清源，厘清是非。
王益于宋宝元二年（1039年）二月三十日，虚岁四十六岁时逝世于通判江宁（又称金陵，今南京市）府职，宋庆历八年（1048年），王安石及家人将王益进行安葬，王安石写了介绍王益事迹的《先大夫述》，连同书信一并寄给表舅兼好友曾巩，请曾巩为父撰墓志铭文，其目的在于让后人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即“以取信于后者”。《先大夫述》开篇语为：“王氏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其始所以徙。其后有隐君者某，生某，以子故赠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生卫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讳某，始字损之，年十七，以文干张公咏，张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结束语为“子男七人，女一人适张氏，处两人，将以某月某日葬某处，子某等谨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铭焉，以取信于后者。”而曾巩所撰的《都官墓志》开篇语为：“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迁徙，而今家抚州之临川，公讳益，字舜良。曾祖讳某，不仕，祖讳某，以子故赠尚书职方员外郎，考讳某，以公故，即其家拜卫尉寺丞”；结束语为：“庆历七年十一月上书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诏曰：可。遂以某月某日与其昆弟奉公之丧，葬江宁府之某县某处……先人尝从公游，其言亦然，而吾又与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其将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遂为之铭，其尤可哀者也。铭曰：公堂有母，老不觉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两弃之。莫不皆死，公有余悲。”这些记载看似没有写清楚王益具体葬在哪里，但出殡下葬之时，曾巩为王益（通判江宁府，改都官员外郎）写的悼词祭文明确地说是钟山！曾巩撰的《祭王都官文》有记载：“钟山峥嵘，下惟江水。昔公此临，委蛇舃履。今子七人，葬公于此。铭巩之为，辞贫事伟。千里寄诚，以兹一簋。”
王安仁葬何处？1051年王安仁逝世，其后王安石为他所作的《亡兄王常甫墓志铭》记载：“墓在先君东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讳益，官世行治既有铭，先生其长子，讳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两女。”1063年8月，王安石母亲吴氏逝世后曾巩为其撰的《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记载吴氏葬蒋山（又称钟山），该文有云：“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师，十月乙酉，葬于江宁府之蒋山。”1074年，王安石弟弟王安国（字平甫）逝世后，王安石记载他亦葬江宁钟山，王安石在《王平甫墓志》中记载：“越元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宁府钟山母楚国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
临川县展坪镇《竹溪王氏族谱》记载：“常甫公，舜良公长子，名安仁……祥符八年生，皇祐三年殁，葬江宁钟山楚国公墓侧东南五步……”王安仁娶何氏，何氏葬钟山，王安石的母亲、兄弟（安仁、安国）、嫂子、儿子王雱等至亲皆葬江宁钟山，都是因为父亲王益葬钟山；也正是因为他们皆葬江宁钟山，所以王安石向皇帝上书《乞将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为父母及儿雱置公德，文言：“见托蒋山太平兴国寺收岁课，为臣父母及雱营办功德”；从王安石晚年长期居住于江宁钟山，以及许多写有钟山的诗来看，王安石对钟山有着独特的情感，王安石自己也是葬江宁钟山，1640年版《上池王氏族谱》以及东乡、临川、金溪、余江、乐安、崇仁、宜黄诸县王氏族谱皆记载：“益：字舜良，……娶吴氏，葬江宁钟山……”王益故里临川上池（今抚州市东乡区管辖）的古人们为纪念这些先祖们葬江宁钟山，把上池南侧600米处的一座小山也冠名为“钟山”。这些皆说明王益与王安仁父子两人墓葬地是江宁钟山也！
然而2009年9月底，南京市以及房地产公司在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南麓一处别墅群的修建地基施工工地上，意外挖出一块古地砖，在场工作人员立即将情况上报南京市文物局，半小时后乘吉普车到达的四位专家初步推断可能是与朱元璋义子黔宁王沐英有关的其他明朝古墓，当发现古墓入口有着“四月十日安石以×友故来”一行字样的墓志铭时，便改变了初始推断，据这合墓志文可知，该土方墓葬可能与北宋名臣王安石家族有关，考古人员继续现场勘探，确认该处共有两座相同类型、平行排列的竖穴土坑墓（编号M18、M19）。南京市博物馆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考古发掘执照，对两墓开展抢救牲考古发掘。两座墓葬无任何棺木残存、更无任何骨骸遗存，随器物不多，有墓志、釉陶罐、长方形铁块、铜钱、铜镜、银盘等物10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座墓葬均发现有一合墓志，墓志内容为我们廓清墓主身份、家世和生平提供了珍贵线索。M18墓主为王安石之父王益，M19墓主为王安石长兄王安仁。王安石父兄墓的发掘，对江南地区宋代墓葬形制结构和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墓志志文对南京地方史和王安石家族研究具有客观的参考价值。因此，南京市博物馆己按程序向当地文管部门提供了材料，将王安石父兄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南京方面对墓地进行就地保护。于此，在2010年3月底，《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王安石父兄墓现身南京将军山》的文章。
然而本人对南京方面上述判定此墓葬为王安石父亲与兄长的还是深表怀疑与疑惑。一则最重要是发掘墓地的地点与王安石及曾巩记载的王益、王安仁墓地地点完全不一样，王安石与曾巩记载为江宁钟山（具体详细论述见上面自然段），而此墓发掘地却为将军山，钟山与将军山是江宁相隔四十余里的两座完全不同的山。
二则另一最重要的是挖掘时出土的墓志铭是关于王安石父亲王益，但根本就不是曾巩所撰。王安石写的《先大夫述》与曾巩撰的《都官墓志》皆一千字左右，然而此出土的石制墓志铭，石质粗糙，整块墓志铭的上端一小部分可能因在挖掘时损毁而造成该部分文字的缺失，但总体而言，文字数量远少于曾巩撰的墓志铭。阴刻的繁体文字自右向左竖行排列，未见墓志铭文的名称、时间、撰者的名字等内容落款，墓志铭上残存的文字大部分较为模糊，墓志铭左侧结束部分的文字依稀可见，现摘录其中一部分，以便说明问题。省略号部分为一定数量的缺字，□指具体可知的几个缺字。今录本人所能辨之字，这些展示的字，或许有个别为我误认。
“……曰安仁、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国、曰安世、曰安礼、曰安上……公登进士，为……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而州亦尊儒，其为判官，守不法……夷越无男女之别，前守类以为俗……服其死，独动五首，五百人……请别……闻夜劫之以叛……翁源县多虎……自死者五，令断头为颂以献，公麾出……者政闻中州，代以守将南□焉，□人至今思之……公以治，公勤简自守□□爱子民也……孝友温，温若無异者，十七□游，为书张公谋……自舜良士知□所也，□其卒年四十有六，□□□所于世命矣，夫其祖讳克明，赠职方员外郎，不仕，父讳……谢氏，永安县太君，而公先娶徐氏，卒，今夫人……内外，公卒，男女幼，其後以成，七男曰：安仁，登进士……公三女，适建平张奎、□□朱明之、天唐沈道源……四月十日，安石以友故来书□□铭曰：□□已矣，□□□□□□□□□□□兮，止乎一州，□□其绝，宜归以休，公去日远兮，钟□□□民思不忘，□知其边。”
仔细将此墓志铭内容与王安石的《先大夫述》及曾巩《都官墓志》内容相对照，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关于王益的墓志铭，其记述的关于王益的生平事迹等信息与王安石及曾巩的记述基本一致。但其记述事迹的顺序、文字的组织、文章的思路及风格与王安石及曾巩的文章有较大的出入。①王安石与曾巩的文章把王益的先祖及祖父王明（字克明）放在文中的开篇部分介绍，而该墓志铭文却把这点放在结尾部分。②王安石及曾巩文章皆只后面部分写有“七男人，曰安仁……”而该墓志铭文却前部分与后部分皆详写，重复写作，显得有些凌乱。③明显不同的地方很多，如曾巩文章写有“而吾又与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其将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而该墓志铭文则简述为“安石以友故来书”；如该文的铭曰文字与曾巩《都官墓志》的完全不同且字数远多于曾巩写的。纵观全文，该文应是以《先大夫述》与《都官墓志》为蓝本而作。④最关键的是记述王益的女儿，王安石写道：“女一人适张氏，处两人”，曾巩写有“女一嫁张氏，处者二人”，这说明1048年安葬王益时，王益的三个女儿，长女已嫁张奎，但其他两个女儿年幼还没有谈婚论嫁。如果是己订婚待嫁，曾巩也会写清楚，1063年曾巩为王安石的母亲写的墓志铭这样记载：“女三人，长适尚书虞部员外郎沙县张奎，次适前衢州西安县令天长朱明之，幼适扬州沈季长…孙女九人，长适安邑县主簿徐公翊，次许嫁太庙斋郎吴安持，余尚幼。”很显然江宁将军山发掘的墓志铭文又参考了曾巩为王安石母亲撰的墓志铭内容。而1063年曾巩撰的墓志铭才写清王益三女的婚嫁状况，也恰恰说明将军山的墓志铭文作于1063年之后，而非1048年曾巩所撰。即将军山的石制墓志铭根本不是1048年石刻曾巩文而制作的。
三是此两墓其实是作为空墓而存在的。两墓发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某处长在接受《江南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两墓为土方墓，墓内无任何棺椁残余、无任何骨骸遗存。数千前，奴隶的骨骸都会在古墓中残存，而王益、王安仁的逝世距今不足千年，墓中却没有任何棺木与骨骸的残存，而随同出土的十余件（含贵重金属生活用品）却保存完整，这不合常理。唐宋元明清时期甚至于今，土葬坟墓内侧往往砌以砖块，特别是唐宋时，更是四方内侧皆砌以砖块，江宁钟山的王安石墓亦是内侧砌砖。而此两墓却为土方墓，显得尤为草率而为之。
四是出土的石制墓碑不符礼数、不合常理。南京将军山此次挖掘的两土墓出土了一块较小型长方体石制墓碑，墓碑石四边较为平整，墓碑石面没有经过精心打磨，墓碑正面阴刻有四个字“王公之墓”，石碑上的“墓”字下面的“土”字旁右下侧二横与一竖间还多加了一点。“王公”与“之墓”分右、左两行而竖着书刻，这是四个阴刻的笔力遒劲功底较深的颜体字，这种颜体字碑多出现在明成化至清嘉庆年间，明成化年之前，这种情况较少出现。“王”字与“之”字、“公”字与“墓”字横着并列，“王”字与“之”字已置顶端、“公”字与“墓”字已置底端，且没有任何时间及子孙名字落款，也就是这四个字而已！通常情况是墓碑石正面主要文字位置为墓碑石中间，石碑上有时间及子孙名字的落款。墓碑中间往往是单竖行写明“王公某某之碑”，这样便于子孙扫墓祭拜，然此墓碑仅有的“王公之墓”四字却是不能告诉世人此墓为王氏何人之墓，也就只能通过墓穴中墓志铭来判断，“王氏之墓”四字分两竖行占居整个碑面，如此碑面文字布局十分罕见。如此行事，是不是想刻意隐瞒什么？墓碑与墓志铭的字，从字体、字形、结构、笔力、风格诸多方面看，应该为同一人所书写；而碑文及墓志铭的内容本身应该不是书法者所撰。
五是王安石的母亲、兄安道、弟安国、王安石自已、儿子王雱皆安葬在江宁钟山（又称蒋山），钟山应为王安石一家人的安葬地，特别是王安石的母亲吴氏逝世于京师开封后葬江宁钟山，应是葬在丈夫王益墓近处，而钟山在江宁城东门外十四里处，将军山在江宁城南门外五十里，将军山原名观音山，南宋初岳飞将军抗金时大败金军，后人才改观音山为将军山，将军山的西南侧即为牛首山，钟山与将军山相距四十余里，路途甚远，王安石居半山园后常于钟山留连，故诗文只及钟山。
六是王安石为长兄王安仁写的《亡兄王常甫墓志铭》中言王安仁：“墓在先君东南五步”，即王安仁的墓在父亲王益的墓的右侧东南方向仅3~4米之间，按古代墓葬的昭穆原则，“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父昭（左），子穆（右），“东南五步”说明王益墓与王安仁墓非并列而安置，并列而为之，是为对先父的不尊不敬！
七是王安石、曾巩在文章中对王益祖父王明（字克明）都进行了避讳，称“其后有隐君者某”、称“讳某”。而将军山出处的墓志铭却毫不隐诲地称“夫其祖讳克明”，似有不恭之嫌，更不符合王安石、曾巩之本意。更不符合北宋这个时代风俗，甚感唐突！
八是安葬王益的时间是1048年，这一年曾巩为他写墓志铭；王安石1051年为长兄王安仁写墓志，此时，王安石家里人数十几口，况且王安石一直秉承父王益的艰苦朴素与勤俭持家的家风，王安石1042年参加工作后要经常把工资寄回家里作为家庭生活来源，这点正是1047年11月王安石自已上书朝廷以告假安葬父亲王益的话语，他在《上相府书》中有云：“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养于家之日久矣。徒以门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禄，以至于今不能也……故辄上书阙下，愿滨先人之丘冢，自托于管库，以终犬马之养焉。”既然王安石安葬父亲时有如此之言，又何来如此奢侈地把铜镜、银盘等贵重金属生活用品及铜钱作随葬之物？铜钱、铜镜、银盘出现在该墓中不符合王益的家风与经济条件；同时这些随葬品也与简单的土方墓结构本身形成一定的反差。但王安石家里在1048年时，王安仁、王安石皆已参加工作，家里经济条件已略有改善，但也不至于为父亲做一个表面粗造不整的石制墓志铭及一个长方体的小得不易被人发现的墓碑石。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南京方面挖掘出的两座坟墓根本不是王安石父亲王益、长兄王安仁的原坟墓，那么江宁钟山的王益、王安仁墓怎么跑到四十多里路外的将军山去了呢？其实将军山的王益、王安仁墓应该为江宁（今南京市）钟山王益与子王安仁原墓的所迁葬之墓。迁墓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明朝开国皇帝于明初扩建金陵城而迁王安石墓时所迁，墓碑被毁，曾巩所撰墓志铭丢失，但这可能性极小，因为王安石墓当时被后人受命迁至王安石家族祖坟山即金溪县灵谷峰东侧（今月塘王家村附近），而不是南京将军山，如果是因此迁墓往往会一并迁葬于同一地域即灵谷峰东。另一种情况是王益父子墓紧邻而被人盗挖，盗墓贼盗走了曾巩及王安石分别撰写的墓志铭而造成此墓志铭原件不知所终。一部分留居于江宁的王安石家族后裔便重修先祖王益与王安仁之墓，为了不容易被人发现而被贼惦记及不再次被盗挖，便远葬将军山，同时仿制了墓志铭，并把墓碑名称写得非常含糊而不留具体名字、且把石制墓碑做得小到不易被人看到，再把此时的一些金属生活用品包括铜钱等物十余件放入墓中，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大，金陵（南京）是六朝古都，王侯将相及其家属之墓被盗，自古皆为常事。而王益、王安仁之墓是明朝与清朝具体何年代由江宁钟山迁往将军山的？则值得进一步考究。将军山这两坟墓不是王益、王安仁之原墓，则其文物保护价值便打折扣，而所谓的该两墓继续再迁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在了！
当我作为王益、王安仁、王安石的故里北宋临川县上池村即今抚州市东乡区上池村的人、亦即临川王氏后裔写下并发表这篇文章，肯定会有地方也会有人站出来批评甚至指责我，但我没有丝毫别意，那我就要说：“研究王安石的家事，如果不相信王安石及曾巩的记载？那相信谁的记录？如果作为临川王氏后裔连王安石的记载都要否认的话，那他谈什么尊祖敬宗？剩下的只有欺世盗祖与欺世盗名了吧！”研究这些家族文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厘清自己的先祖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不是不尊祖敬宗，而是为了更好地尊祖敬宗，亦不妄贻误后人也。同时也请不要指责甚至辱骂研究者本人，与期羡慕别人，不如做好自已！
主要参考文献：
王安石《先大夫述》
曾巩《都官墓志》、《祭王都官文》、《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
江西省东乡、余江、乐安、临川、金溪、宜黄、崇仁诸县王氏古族谱
1640年《上池王氏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