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进士王定生平事迹考略

                                                  王灵恩
     王定(1160-1250),字君保,宁海竹林人,嘉定元年登郑自诚榜进士,秘阁修撰致仕,卒赠朝请大夫。王定从仕以来,宦游多地,清介自持,政声卓著,有一代清官之誉。就是这样一位距今800年左右南宋时期的历史人物,在家乡宁海却不大为人们所知,目前仅存留一个大致之轮廓。所凭依的资料,除了时人临海耆宿陈耆卿编纂的《嘉定赤城志》与清代官修的《宁海县志》极简略之介绍外,也就只能在《竹林王氏宗谱》中得以一见。现实的情况是,谱上虽有王定年谱之具列,仍不详,尤缺登第之前的生平。稍显详尽的,其子王集的《岁月记》与其侄子王棨的《朝议大夫云闲公传》等,以及多位故旧同僚或后学所撰《祭朝议大夫云闲王公》等数篇祭文,尚有可观之处。而王定本人的诗文,几乎全部散佚。囿于资料短缺,条件受限,详考王定的生平事迹几无可能。此番笔者借竹林王氏重新修谱之机,到各地图书馆搜寻历代有关志书及一些宋代典籍辞章,尤其《台州历史文献丛书》给我一定的启发,于是我重新对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全宋文》典籍辞章进行重点关注,通过爬梳甄别,披沙沥金,已初见端倪。迄今除却谱中仅存三首诗外,虽对王定的文稿目前尚无新的发现,但惊喜尚存。新近搜集到有关王定的数篇文章及数条敕书,算是有了可循之轨迹、可辨之佳音。这,大体也能窥知王定生平的若干细节。由此出发,笔者试就围绕王定的生平与事迹,他宦游的一些细节特点,以及所经历的官场上的哪些风波,这些历史谜团,亟待今人去破解,以尽可能客观地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王定。
一、 年谱之补遗
关于王定,如何了解他的具体历史细节,解读他的人生脉络与生命密码,显然要有足够的资料凭依。但毕竟时间久远,他存世的历史信息零乱与不完整,凭目前所掌握的一星半点资料,要希图返回历史的现场,显然很困难。那么,历史上的王定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有哪些师生与朋友?还有他仕宦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风波与事件呢?
目前仅存的光绪年《竹林王氏宗谱》艺文卷载有《御史撰卿云闲公(讳定)年谱》,内容抄录如下:
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七月二十七日丑时生;淳熙十六年(1189)己酉科乡试中式,时年30;嘉泰二年(1202)壬戌,时年43,授迪功郎;嘉定元年(1208)戊辰登郑自诚榜进士,时年49,授迪功庆元府象山主簿;嘉定二年(1209)己已二月时年50,丁先父忧;嘉定四年(1211)辛未服阙改婺州东阳主簿,时年52;嘉定九年(1216)丙子,时年57,转从政郎,转华亭县丞,宝玺恩赐文林郎;嘉定十二年(1219)己卯,时年60,辟余姚县盐政,宪帅檄摄狱掾奏兼干官,充茂陵使属;宝庆元年乙酉年(1225),时年66岁,恩赐承直郎,以考举及格班改奉议郎,八月除太学博士;绍定元年戊子年(1228),时年69岁,迁临安府东倅;绍定三年庚寅年(1230),时年71岁,转朝奉郎,除诸王宫教授,除守常州京尹;绍定四年辛卯年(1231),时年72岁,再除守常州,遗戍有功转朝散郎;绍定五年壬辰年(1232),时年73岁,除浙东提举屯田员外郎;绍定六年癸已年(1233),时年74岁,转朝请郎,皇太后上仙充礼仪使转朝奉大夫选兵部郎中;端平元年甲午年(1234),时年75岁,兼左司权检正监察御史除大理寺少卿,升宝谟阁知温州;端平二年乙未(1235),时年76岁,兼浙东提刑,12月升直徽猷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司;端平三年丙时(1236),时年77岁,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升直宝文阁致仕;淳祐四年甲辰,时年85岁,进秘阁修撰;淳祐十年庚戌,时年91岁,卒于家祀明堂,赠朝请大夫。王定这份的履历,看似相对完整,也大抵契合当时宋代文官的仕途轨迹与从职履痕。
1208年,对一般的南宋子民百姓来说,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年份。要说有点特殊与特别的,也无非是朝廷改元为嘉定年号罢了。但对竹林儒生王定而言,其意义就不一般。正是这一年,成为他的人生高光时刻,他终于登上嘉定元年的郑自诚榜进士的行列,开启了他的仕宦生涯。在某种意义上说,1208年是竹林古村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谓之书香竹林发端并崛起之元年,绝非虚语。
据笔者查考,目前现存馆藏资料有以下几种:一是宋代临海人陈耆卿所纂修的《嘉定赤城志》,内载:“王定,宁海人,嘉定元年郑自诚榜进士。”此乃迄今为止所能找到有关王定的最早历史资料;二是《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倅贰篇首语云:“太平兴国杭归版图,倅与守俱置至”,倅为守之佐,属辅佐之官,有半刺史之谓。临安府分有南厅、北厅及东厅,时王定为临安府东厅之倅,故称东倅,赵希观、万逮、王侑、包恢均任过倅之职;三是宋史能之纂修的《咸淳毗陵志》,其秩官条列郡宫内有“王定【绍定四年二月朝奉郎,九月以皇太后庆寿转朝散郎,五年九月除浙西提举】”,其前任郡守为江湛,其继任者为程有后,当时常州府属两浙路;王定在常州时作为留有“毗陵三绝郡守王定题”的笔墨,此志并留下《崇安千佛阁记》绍定中天台王定撰,但此文已不存,待考。四是吴泳(1180-?)字叔永,在他的《鹤林集》收录有他代草的《监察御史王定授大理少卿制》,制曰:敕具官某:执宪南台,明刑北寺,均于治天下之平也。尔年耆行高,智敏才赡。见闻之接诸老,尚有典刑;仕宦而升中都,不畏强御。辍从宰士之要,分典台纲之清。曾未浃旬,贰于卿谳,朕之所以待汝亦厚矣。尔其谨于庶言庶狱,稽用中德,尚朕钦恤之意。可。五是由清代李琬修、齐召南等纂、乾隆25年刊印的《温州府志》历代郡守篇目录有王定,载录有“王定直宝谟阁知端平”字样,前任有史宜之、潘槱,后有赵汝、赵汝腾等继任;六是延祐《四明志》(卷第三)内列:王定:朝奉大夫、直徽猷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端平三年三月;由洪咨夔所拟草,并收录在《平斋集》(卷16)中的《赐直徽猷阁沿海制置副使兼知庆元府王定银合腊药敕书》内有:“卿显膺阃寄,坐镇瀛壖,密拱京畿。凛水泽之中坚,严风寒之外护。爰锡摄调之剂,用昭眷倚之怀。民瘼既苏,戎容益振。”明嘉靖《宁波府志》秩官表之历代刺史也有列名记载,时与游九功有交集。七是《全宋文》(7971卷)宋理宗在淳佑祐三年十一月三日颁《王定为秘阁修撰叶武子直龙图阁诏》,曰:“直宝文阁王定素履平实,直显谟阁叶武子雅志恬退,皆挂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为秘阁修撰,武子直龙图阁。”八是光绪《宁海县志》记载有“王定,字君宝,赤城志作君保,竹林人,嘉定元年进士,五十二始登第,仕至秘阁修撰。清慎自持,饮食服饰一如诸生。家业一无增置。号云闲居士,历官二十四午,闲十五年,寿九十一。”此条巳是有关王定较为具详之史实。
基于上述八条史料信息,比对族谱中王定年谱,就其登第后的履职情况,基本能对应吻合,只是有两处略有差异,值得商榷:一是王定登第时的年龄,光绪《宁海县志》记为52岁,而族谱所记出生年份为“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七月二十七日丑时生”,实际上王定中榜登第时间为嘉定元年,即为1208年,故应采用49岁之说,应无异议;二是王定在“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司”这一职位上,现有材料均指向王定所兼摄的是“沿海制置副使”,而族谱所撰为兼沿海制置司,概念似有宽泛,但不够准确,南宋是否有此职位的称呼,待查;从字面上理解,倒像一个衙门名称而不像是一个职位名称,似有模棱两可之嫌,关键是易混淆正使与副使之别,如游九功就有一条《赐司农卿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游九功银合夏药敕书》似可比照,有一种可能是“司、使”之误,留待甄别查实。王定年谱基本符合史实。
二、 师友之考析
王定其子王集,字义夫,宋时曾任迪功郎、绍兴余姚主簿、庆元府司法参军。他曾撰《岁月记》一文,提到其父王定早年从学经历:“先君少刻志从烛湖孙公应时游,继从文懿蔡公幼学讲《春秋》。乐靖文定丘公祟素严毅,少许可驰书千里以礼延至,一见器重。”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自宋廷南渡,文化自然往南播迁。宋代以儒立国,远溯圣传,诸儒继起,书院林立,交汇相融,精彩纷呈,其中以伊洛、龙川、象山、永嘉、金华诸学派为盛。是时俊彦,纷投诸儒,穷究性理,阐要发微,蔚然成风。王定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位在儒林中脱颖而出的薪传理学、践行事功的尝试者,也是一位以儒立身享有一定清誉的成功循吏。这还得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说起。
一是师事孙应时。还是举子时的王定,被其有识见的父亲西园公王概,先后送到了蔡幼学、孙应时两位浙东理学名家的手上。其学生辈的郑霖曾回忆王定时写到“方为举子时,亲师取友,不惮裹粮千里,受学于永嘉文懿蔡公,卒业于烛湖孙公,尽扫时文之枝叶,深穷理学之根本。”大抵反映出王定早年的情况。
王定能遇上孙、蔡两位理学大师,并师事他俩,应是他人生的一大幸事。孙应时(1154-1206),字季和,号烛湖居士,绍属余姚人。他早年师事陆九渊,入太学。登淳熙二年进士第,为黄岩尉,与常平使者朱嘉定交。历任海陵丞、遂安令。丘崈帅蜀,辟入制幕。后知常熟县,开禧二年,起判邵武军,将赴而卒,年五十三,著有《烛湖集》。孙应时起点较高,小少即师事陆象山先生;成名较早,二十刚出头就高中进士,可谓得志之少年,早慧之大才,这为他成为陆门理学之巨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孙氏的仕途似走得不顺也不远,恐与他的年寿也不无关系。尽管孙应时仅仅比王定大了六岁,但孙的学问号召力,在浙东无疑是一等一的。有了他的面命耳提,王定便很快吸收象山嫡传子弟“心学”,其陆九渊的君臣相处之道给王定受用一生,就此而言,王定自然也成为陆象山的再传弟子。日后又在蔡幼学等永嘉事功学派的加持下,王定在仕途上越走越顺畅。
孙应时给王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学术性的理学传导,也有政治性的理政理念熏陶,更有与高层人脉的牵引推荐之功。还是先从孙的《烛湖集》(卷六)中一篇《与王君保书》谈起。作为目前已发现的,可被视为专门写给王定唯一宋文,颇为难得,笔者还是十分看重此文的价值,故不吝笔墨,全文摘录如下:“某顿首启君保贡元仁友:别久,不胜驰情。道远固难附书,兹承颛人千里馈问,意谊深厚,慰何可言。春寒,远想侍奉尊公宣义起居康福。某到官行亦一年,奉老母、领孥累粗安。邑小地偏,在严之西稍北,与徽、衢接境,自昔监司所不至,过客亦极罕。土薄民贫,少商贾,而月发之额良重。拘催细碎,费强半日力,虽复分并限节,视旧为简,犹未见有井井整暇之道。其间凿空无义礼之事尚多有之,责以古法,正未免月攘一鸡耳。听讼不敢不尽心,一年间偶幸未有重囚。学校久废,始至即延一士授徒其中,每旬一再诣之,略为讲说,亦尝一再课试,稍成气象。近方立周、程三先生祠,亦设南轩、东莱祠其旁,盖曩尝为邦侯、郡博士也。当作一记,犹未暇。元旦与大夫士谒社稷,齿饮于学,仍讲书。凡此皆略致区区意焉耳,恐欲知,故悉及之。若自己,则全不暇读书,殊荒落可媿。来书详複承亲庭强健,家居讲学甚适,力虽薄,僅可以无求于人,已为福矣。科举文字亦须随分料理,欲改赋固无害,但须决计理会,一件不要,只管计较,徒乱意。牒试之图,切不必尔。得失命也,是憧憧者果何心哉。读《易》且只尊信程传,妙在画上之说,固然,恐未有专功玩索,即不宜轻易撰说。《麻衣易》未尝考,《易通》即《通书》耳。所欲言甚多,不能究,惟祝眠食自爱重。不宣。”
此是孙应时写给弟子王定的家书,这封仅500多字的书信,所谈及的内容涵盖面极广。有常规的问候,也有学术的探讨,甚至还谈及到科举的改革事宜等。据笔者分析,此信应在王定中举之后、登第之前这期间的师生互动,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也映证了这是一对亦师亦友的学人,更是一对志趣相投的精神契友,这在南宋后期士人当中有相当的典型性。
孙对王的关心还体现在人际关系的串接与推荐上。因孙在蜀地,曾有一段入同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制帅丘崈(文定)之幕的经历,故与丘文定关系极为密切。他在两份《上丘文定公书》均推荐了自己的学生王定给丘帅。如在《上丘文定公书》(11)云:“某皇恐拜覆观使阁学侍郎先生:前月王友君保行,尝拜状,必彻尊览。即此秋冬之交,晴雨得宜,伏惟燕坐静深,天人所相,台候动止万福!某屏居奉新,坐窃祠廪,惟师门之芘是赖。昨来诸公或谕令自雪,幸缘顽懒,不敢动。果闻近者集议,力起前令十八年之废,因复借此明彼,重见黜黩。此其余怒未怠、积毁未消之明验也。不惟未可雪,殆亦未可叙矣。不审先生亦谓然否?家本贱贫,分甘草莽,儿时同舍尚困场屋,正使复为一民,亦是古来常事。况已幸脱重论,不羞齿于人世。今又晏然高卧,不施寸力,月有所入,犹胜向来辛苦作书社,正可媿畏,尚安敢汲汲作平陇望蜀之念耶!老母、贱妇亦皆深谕此意,以此处之极安,在先生素所识察,不假自列,聊复陈情及之耳。王友必已过建业,此士心行可保,实不易得,非先生亦何以使之辞亲捐家,相从千里之外哉。向寒,伏乞倍万为天下寿重,不备。”
此收录在孙氏《烛湖集》(卷七)的《上丘文定公书》(11),是他发给丘崈的推荐信,他把自己的学生王定隆重荐引给丘帅,信以“前月王友君保行,尝拜状,必彻尊览。”开头,直接推介王友君保(君保是王定的字),称“王友(指王定)必已过建业“,大抵反映王定经孙应时之荐,已赴丘公之处的情形。“此士心行可保,实不易得,”信中文字不吝溢美,足见孙氏对王定的德行之厚看与仕途之厚望。
而《烛湖集》(卷七)还同时收录了孙氏的另一份《上丘文定公书》(12),信云:“某皇恐拜覆判府制帅大学侍郎先生:自杪秋申诇动静久矣,未克嗣状。窮居遣人既艰,又略不遇端便。比王生君保归途,虽尝相闻,亦不能来,故得以书托其从人回达。恭承先生一卧十年,固已浩然与世相忘,而自公论既明,朝野中外无不以安石不出为叹。今兹优诏强起,至再至三,先生亦幡然以未尝一见主上,不欲偃蹇坐违君命,遂以趣装南来。出于出处之际,寔当天下之大义,无可复疑。惟是区区私窃妄意,老臣鉅公负四海之重望,而时有难易,交有深浅,进有不得尽所怀,仕有不得申吾志,虽复预期他日修身辞荣,不失山林江海之乐,顾冬簷夏簟,追计平生,亦不能无遗恨于此段,未审先生何以处之?门下贱子,愚戆妄发,临书不觉及此,皇恐死罪!即日春晚暄淑,敬想入修门,觐清光,天人佑相,台候动止万福!某屏伏蓬荜,幸侍老母无恙。若先生不果留中,来镇东海,即容扁舟迎拜上虞、余姚之间,一吐十年之远悃。余惟倍万为天下自寿是祷。谨伏,不备。”
此信又一次提到王定,孙应时对他可谓是关爱备致,视他为最值得信赖的人,用自己的学识栽培他,用自己的人脉辅助他,足见师生之情厚重。郑霖也提及到王定“晚客于文定丘公之门,策其进者犹多。”后来,晚年的王定曾入幕丘帅之枢机,出谋策划,贡献尤多。
孙对王定的关照还远未止此,下面的一则书信更具说服力。这份珍贵的资料,将陆九渊与孙应时、王定的关系牢牢地锁定在一起。
还是在《烛湖集》,其卷六收录了一篇《上象山陆先生》中,提到蒙师门之教诲深切,门下桃李之德业益进,尤其重点提及“宁海一学子王定者,极可喜。其所与,同处者浮屠正因,某虽未识之,见其言语,奇士也,已决逃墨归儒之意,特母老无家,聊依僧坊以为养,惜未有人力能成其事者,因试及之,吏事丛沓,拜状草率,惶恐。正远,伏乞为天下重自寿,不备。”信中对王定评价甚高,在名儒孙应时的心目中,用奇士之谓称王定,想必心有属意,大有看好王定必能干成大事、建功立业之意。
孙应时不断将他的学术圈与朋友圈介绍给王定。他在《与王子知书》中写道:“某再拜子知主簿:贤友去春一见,慰甚。中夏抵临安,惮暑,不能相寻,尔来每有怀想。某旦夕将母就戍,诸况君保当具言之。吾友英发有胆决,志度不小,一第分内事,谅不以自多。少年日月,家居无事,计当洗心圣贤之训博,以古今之变,他日成就,未可量也。天姿不可恃,风俗易以溺人,愿敬毋忽。益远,末由合并,迹虽疏而情巳厚,故附此略道所欲言者。余惟为远业自寿,不宣。”信中可见,王定是他所能托办诸事之可信赖与寄托者。
而王定能与大儒朱熹交集结识并能探讨理学,孙应时引荐之功大焉。孙在《上晦翁朱先生书》中也提到王定:“宁海一释子名正因者,顷深于禅,且有实行,己忽省念,人伦天分不应绝灭,遂屏其书,归心程子之训,欲还冠巾,而母老无家,姑寄食一墓庵以为养。其人未四十,言语气象殊非苟然者。某未识之,然得之于宁海一学子王定,定与因同志,不妄也。先生记此人,终成就之,乃一奇事。”孙在信提到学子王定,提醒朱子请记住此人,将来必定能成就大事之人。
其实,据同时代的集良王氏进士王藻为王定父亲所撰《封翁西园公墓志》有提到:“公(指王定父)以正谊材实,受知故给事吴公、司农卿赵公子濠、敷文赵公侁。而以率先乡井义设,为待制朱公熹所亲重,朱公自解节已行,州县或改或废,而公所规至今不易,亦足以见其行孚一乡矣。枢使丘公每以未一面为不满,岁卒再致馈问,都中缙绅,知公者尚多。仲子(指王定)所与游又皆闻人,著其纡事,声之铭诗,诏不朽者,顾待兹石乎!”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王定家族与朱熹、丘崈等人交往密切之缘由,也折射出王定有着颇广的社交面。
孙应时先后几番多次分别与陆朱提及王定,并不吝用奇人、奇事誉之,确实作为学生的王定必有过人之处,才让孙先生赞不绝口爱不释手。一个老师能为学生做到如此偏爱,其师生感情确非一般,简直到了不失时机、不遗余力的程度,恩师之谓绝非虚言。这除了王定有天赋有毅力等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也是先生看到了学生的潜力,视他为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能为国之所用,是这一代学人恪守经世致用的终极理想与追求目标。人羡旷世师生之情,这种推荐推介力度,几乎难以用文字来形容,在这几篇书信中,基本能窥斑见豹。
二是师事蔡幼学。王定能成功,除了孙应时的学养浇灌与人脉提携之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大先生,对他人生指引至关重要,切不可小觑。他就是南宋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即永嘉事功学派的重要传人蔡幼学。这个颇为出名的学术团体,发轫于薛季宣,经陈止斋傅良的接力光大,声名显赫,似成儒林之列强。传至蔡幼学这一代,已臻巅峰。《宋元学案》有止斋学案之详介,蔡步陈之后,成为永嘉学派出色的传人与旗手。
蔡幼学(1154—1217)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少从陈辅良学,登乾道八年进士第,教授广德军、潭州。光宗立,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宁宗即位,韩侂胄用事,力求外补,特除提举福建常平。坐与朱熹关系密切,为御史劾去,奉祠凡八年。开禧中,召为吏部员外郎,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皆兼权中书舍人。侂胄诛,迁中书舍人兼侍讲。嘉元初兼直学士院,除刑部丶吏部侍郎。以龙图阁待制出知泉州、福建,进福建安抚使。升宝谟阁直学士,权兵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嘉定十年卒,年六十四,溢文懿。著有《春秋解》、《国朝编年政要》、《育德堂集》等多种,《宋史》有本传。蔡所著之文,目前虽无有关王定的线索,但蔡幼学与孙应时之交集与互动,还是有文章可佐证。蔡幼学上的这道《白政府乞为孙应时推恩状》的奏折,是蔡在孙赴履新职途中卒亡后而草。他将孙的人品、学识、才干、贡献及蒙冤曲直如实铺陈,环环紧扣,层层递进,条缕清晰,真乃儒宗之笔法。此文有附注,内有“续奉圣旨,与一子下州文学”之意。
王定既得蔡、孙诸师的亲炙,还能深得陆朱儒宗之绪余。要知道,那些硕儒大师者,皆是南宋理学界执牛耳者,故王定比较幸运。这让青年王定脑洞大开,眼界大展,研术经学进步神速。在这样一个产生大师的时代,王定如鱼得水,拼命吸吮诸儒的大精邃,忘情地吸纳理学的大养分。在他所建构的学术体系与理学结构中,无疑厚实地根植于陆象山的心学派(江西学派)、朱晦庵的道学派(福建学派)与陈傅良、叶适、蔡幼学的事功学派(永嘉学派)的强大基因中,为他日后走上从政之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同僚故旧之考辨
笔者曾在此前撰有几篇关于王定的拙文,其中一篇《王定与他的朋友圈》中曾提及到他的几位朋友。据传,当年参加王定七十大寿之“竹林七贤”的雅集中,就有游佀、张磻、史岩之等名士的身影。现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是同僚故旧交集亲善。以张磻、游佀为例。《宋史》载有张磻的列传:张磻(?-1257),字渭老、敬夫,号松山,福州人。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进士,由点检赡军,历官国子祭酒,权兵、吏二部尚书,权刑部尚书兼礼部,拜端明殿学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进封长乐郡公。后辞去官职,宝祐五年(1257)九月卒,赠少师。
张磻以朝议大夫、试尚书礼部侍郎兼给事中、同修国史、宝录院司修撰兼侍读、门生的身份写了一篇《祭朝议大夫云闲王公》的祭文(原文略)。张磻为人守正不阿,风采凛然,素以直言敢谏名震于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耿介之臣。张磻素仰重王定,性情相近,志趣相投,俩人惺惺相惜,对王定执弟子礼,故而王定寿终正寝,张磻情难自抑,写下了这篇饱含深情颇为精彩的骈体祭文。他在祭文中写到王定的为人时用“唯公实世巨人,烛湖之友,乐净之宾,莫可度量,如波汪汪,莫可指摘,温如珪璋”这样的字眼描述,是王定待人有度量、接物如温玉般的写照;对王定为官用了“其宽有制,唯权唯度,其廉不刿,已约人裕。是以治绩,随其所居,无适不宜,所立卓荦”之寥寥数语评述,这无疑是张磻给同僚兼朋友的王定一个很高的评价,不难看出俩人的情份很足,其友情远远超乎一般的概念。
游相(似)又是王定的一位同僚朋友。游佀(?—1252),字景仁,号克斋。宋果州南充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累官吏部尚书,入侍经幄,淳祐四年(1244),游佀自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提举万寿观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翌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1247年罢相归里。
这位叫游似的是一位历经宦海多年的朝廷能臣,也是位名相。他与张磻、王定一样,皆是进士出身,都是当朝识高气直之士,有着德业为南宋名臣、道义为一乡师表的共同特点,因此彼此极为欣赏也就不足为奇。关于与王定的交往,游似也撰有《祭朝议大夫云闲王公》一文。游佀在文中叙述了当初与王定“一见倾心”,彼此对眼,声气相投。忆及王定刚出任知府,便顺道造访游府作别,俩人推杯换盏,诗兴大发,泼墨题诗,留下“留连诗酒”的隹话。他盛赞公有“议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刚直秉性,所履之地,政声誉然,百姓称然,“宁使东嘉,民歌襦袴”,正是他出任温州知府施行善政受民称颂的真实写照,这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以贯之所秉持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而在他事业鼎盛时急流勇退,反映了王定绝不迷恋权位的为官之道及处世风格,称得上是一位有风骨有情怀正直的士大夫。
二是同乡后学褒奖提携。王定赢得了当时一批士人的追随,其道德学问和为官操守,足以影响到此后南宋后期包括郑霖、叶梦鼎、舒岳祥、杨景绮及陈耆卿、吴子良等一大批士林中的饱学之士。王定的所有门生与乡党中,与他关系最为契合的首推宋代名臣郑霖与一代名相叶梦鼎。郑霖(1180-1251),字景说,一字润父,号雪岩,亦号蒲溪,宁海东乡西洲(今称西岙)人。初为太学生,青年时教授乡里,50岁登进士第,61岁知嘉定县。后历任大理司直、枢密院编修等职。赠中奉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著有《雪岩集》(已佚)及《中庸讲义》。
郑霖是宁海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仅满腹经纶,而且铁骨铮铮,风范照人。作为王定的门生,郑霖在王定殒殁后,亲撰了一篇《祭朝议大夫云闲王公》祭文。文中写道:古之所谓乡先生也者,出则为世仪型,殁则使人思慕,非徒以爵齿论,以德为之先也。吾里代有达尊,惟赤诚、云闲二先生,相望百年间,出处相似,操守相合,不但起敬于一时,犹将闻风于百世。”
他又写道:“霖自弱冠受公之知,公为博士,尚得受经馆下,蒙诲尤笃。迨霖随牒远方,不获陪杖履者几十余年,归自金陵,音问不绝。丁未之冬,起家畿辅,踏雪访公,喜见眉间,问劳生平,探索所蕴,酒行无数,更筹欲尽,对语不倦,精神自如。翌日告别,携酒于族人之亭,诗以送之,皆药石语,何可忘也!三载吴门,屡疏乞归,尚望公享期颐之寿,犹得从公徜徉泉石间。今忽闻讣,痛肠如割。嗟呼!老成雕谢,后生何法?音容日远,悲无已时。顾余衰钝,学不如进,犹幸有德有年,耳濡目染,惟日勉焉。异时得附二先生之后,犹足以舒余悲。专价修词,生刍一束。情不能尽,惟灵鉴之。尚饷。”
郑霖曾师从王定学经史、修理学,后遭权臣贾似道的怨恨直至罢官。遭贬的郑大学士面对恩师王定的离去,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祭文。祭文极为推崇先师,誉王定生前为道德君子,死后被人常思慕想。尽管官至九卿,“其在台察,又敢言人所难言”,骨子里始终是宁海人固有的那种凛然正气。其实在南宋理宗朝,权臣贾似道把持朝政,正直能臣打压受贬,一些朝臣趋炎附势已成常态。而王定、郑霖这些文士能出污泥而不染。郑霖敬仰王定的为人,也引王定为自己平生之楷模。翌年,年逾七旬的郑霖,也随先生王定驾鹤归西。
一代名相叶梦鼎(1200-1279)与王定年龄相差足有40岁之多,但并不妨碍他与王定的交集。这对忘年交,是从郑霖这条线下来。因叶梦鼎12岁从郑霖学,壮年时由郑霖引荐,在京师从王定,这也算是一桩士林佳话了。叶梦鼎受王定之亲炙,学业大进。此后,叶梦鼎33岁入太学,38岁升太学上舍入优等,拔为两优,以第一释褐。后历任州军事推官、太学录、秘书省正字、军器少监兼兵部郎官、知府、参知政事等,68岁拜右丞相兼枢密使。70岁上疏乞仕,后多次封授,不拜。77岁那年益王在闽即位,召为少师、太乙宫使。他奉旨勤王,因路梗不能进,南向痛哭失声而返。80岁卒于家。《竹林王氏宗谱》也收有叶梦鼎《祭朝议大夫云闲公》一文。文云:“呜呼!孟子论三达尊终之曰:德匪德而爵光,禹何择德劣于齿,跖等尔。世每恨于难全,公独钟于完美。问公之年,几卫武公猗猗绿竹,难尽形容;问公之爵,兼汉万石约素躬行,芬芳史册。呜呼!凡寿有终,而德无穷;彼爵何常,而德弥光。芸芸众万,同归于尽,公生之不虚,死之不泯。鼎壮岁入学,拜公于京。荧荧郎星,澹如老生。休沐归告,候公于鄞。双旌蔽日,一室悬冰。迨绿野之归洁,又两闯于公庭。时则寒花短篱,烟萝老屋。哦栗里之清风,啸山阴之修竹。卓乎伟哉!孤芳众忌,皎皎不缁;独醒众醉,谔谔不随。奚止为乡国之望,真所谓人伦之师。蹇予心棘,凄其山栖。方膏秣以往从,惊讣闻之倏来。呜呼!世道弗淑,人情转偷。惟清足以激浊,惟重足以镇浮。惟静足以清竞,惟介足以立柔。天眷有德,呜呼何尤?存者落落,逝者悠悠。吾不为公死恸,重为国空忧。呜呼哀哉!尚飨。”此文一如郑霖对王定的评价,诸如“独钟于完美”、“生之不虚,死之不泯”、“卓乎伟哉!孤芳众忌,皎皎不缁;独醒众醉,谔谔不随”等用语,超乎寻常。誉王定先生为“乡国之望”、“人伦之师”,足以佐证王定在播迁经学,汲引晚进,起到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他在士林中的道德学问及强大的影响力,确应不容小觑。
王定对舒岳祥而言,更具一种特殊的意味。王定既是他的乡贤前辈,更是他没齿难忘的恩师。舒岳祥(1220-1298),初名奎,字舜侯,又字东野,宁海阆风里人,故称阆风先生。舒七岁能作古文,出语惊人,落笔脱俗。稍长,跟其祖父习理学,作《原性》诸文,能会朱嘉、陆九渊深微之论。17岁结婚,弱冠,得秘阁修撰竹林王定勉励,就举,并结识临海陈耆卿(1180-1236)与吴子良(1197-1257),被吴称为异禀灵识。38岁登文天祥榜进士。任奉化县尉三年,摄令定海。后游宦湖浙,多次入幕当差。宋亡归乡不仕,筑篆畦园,教授于田园,时与宾友吟咏其间。一生著有《阆风集》等诗文共17部、286卷。舒岳祥在《故孺人王氏墓志铭》写道:”予亦早有弃去场屋之兴,是时乡长上殿撰王公定勉予就举其书在几格,孺人取读之,谓予日:“此君分内事,宜听公言!”己酉,予始勉出应进士举,偶滥乡试首荐,既而就省闱,鹢退而反。予自悔此,出林壑改操矣。孺人曰:“君但张弮再进,四十不成名,为梁鸿之偕隐,未晚也。”既而再中乙卯举,遂忝丙辰科进士。”
舒岳祥的这段回忆,反映他在科考屡试屡挫的低谷中奋起的励志故事。是秘阁修撰王定给他最大的信心鼓励,不断给他学业提点,使他重树信心,最终走出低谷,并成功登第。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王定提携后学,真的是不遗余力。因为他想到了当年恩师对自己的栽培,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德望厚重乡长应有的品质。
三是以诗会友得交谊。戴复古(1167-约1248年),字式之,自号石屏、石屏樵隐,台州黄岩人,南宋著名江湖诗派诗人,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他在其所著的《石屏集》诗稿,有二首写给王定的赠诗,殊为难得。这两首诗是王定郡守常州(约1230至1232年)时期戴复古的诗作。
常州对王定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成了坐镇一方之最高行政长官。从登第至今已有22年,一直在配角助手的位置上兜兜转转。而今,他成了常州府京尹乃至知府郡守,成了南宋的大吏,心情是愉快的,但也深感肩上担子沉甸甸。坐了这个位置,少不了官场应酬与交往,自然也少不了同乡的远道探访。这时,一个来自台州同乡叫戴复古的“江湖诗人”来看望王定,王定心情自然开心。自然也少不了东道主的盛情接待。作为诗人,来常州走走看看,要去一些名胜古迹的参观,名观寺院自然也在参观名单之列,常州的太平寺进入了诗人戴复古的视野,于是一首《毗陵太平寺画水呈王君保使君》从诗人的胸腔中奔突而出:
何人笔端有许力,卷来一片潇湘碧。摩挲老眼看不真,怪见层波涌虚壁。
天庆观中双黑龙,物色虽殊妙处同。能将此水畜彼龙,方知画手有神通。
龙兮水兮终会遇,天下苍生待霖雨。
此首观画水诗作原刊在《四库全书》之《石屏诗集》(卷一)中,是戴诗人写给王定的一首诗,诗中将水的特质写得灵动而澎湃,诗作将画水者高超的画技与逼真的画面进行艺术再现,收到了很好的观赏效果。
而戴复古的另一首《毗陵天庆观画龙自名姑苏士李怀仁醉笔诗呈王君保寺丞使君》则有太白之诗遗风,满目惺松且不失灵动,诗人笔下的观画中龙之形状、神态,活龙毕现,呼之欲出。好一幅精品神画,怎能不叫醉了酒的诗人动情开怀。于是诗人吟唱:
姑苏道士天酒星,醉笔写出双龙形。墨迹纵横夺造化,蜿蜒满壁令人惊。
一龙翻身出云表,口呑八极沧溟小。手弄宝珠珠欲飞,握入掌中拳五爪。
一龙排山山为开,头角与石争崔嵬。波涛怒起接云气,不向九霄行雨来。
万物焦枯天作孚,两雄璧隐宁非懒。真龙不用只画图,猛拍栏干寄三叹。
毗陵为古常州之称,其天应观名气十分响亮。据说为祈天降雨之场所。因古代那时天常遇旱,认为是上天的罚责,而祭天祈雨,也成了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乃至黎民百姓的必修功课。天应观也就被视作人间与上苍对话之神所,故观内存挂有画水、画龙之图,几乎为标配。而主人王定的盛情,尤使诗人兴致高涨,赋诗吟唱,表示谢意,也为常州留下了一段跨越时空的佳话。
而临海的王象祖也是王定的一生挚友。王象祖,字德甫、德父,仲言之子,台州临海大田人,故称之为大田先生。王有异质,学于叶水心(叶适),而与同乡陈耆卿为友。为文简古老健,学深行高,真德秀极器重之。他曾寄信给文忠公,“谓救时当法孔子,不止法孟子”,负有一腔济世情怀。王象祖死后,作为同乡好友兼同为永嘉学派门徒的王定,曾亲撰《大田先生(王象祖)墓志》一文,以表痛悼好友之亡故。可惜此墓志已不存焉。
四、台谏经历与风波之谜
做官难,难做官,历来皆然。在风云变幻的南宋官场,更是如此。而台谏的存在,就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时,监督官吏的御史角色十分重要,当然也是相当厉害。有多少官员在监察御史们犀利的弹劾之下,招至致命一击,或中止仕途,或身陷囹圄,甚至丢掉性命。不少官员们遭此一折腾,元气多有折损。其实宋代,那些言官确是狠角,就算你位忝宰辅、参政,说不定一纸奏折,就能把你拉下马来,叫你挪位、滚蛋,运气好一点的,给你个致仕乞归名义,算是你修行到家,已属不算结局。要是摊上不依不绕的主儿,那只能怪你在官场上运气差,谁在仕途上保准遇上的都是善茬,免不了使绊子耍阴招的小人,或持不同政见者。不过话说回来,有些运气好的,倘遇明主识慧,贤臣相助,日后或能东山再起,重踏锦途。
台谏三连击。王定也有几段惊心动魄的台谏经历。端平元年,也就是1234年,75岁的王定成了一名台察官员,他当时的职位是兼左司权检正监察御史除大理寺少卿,后升宝谟阁知温州。王定的信息出现《宋史》,就是在台谏的位置上。在《宋史》(406卷)列传第165之《洪咨夔本传》中记载:“擢殿中侍御史(指洪咨夔),会王定入台察,力诋蒋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视善良,乞罢之。越三日,左迁定,而擢咨夔中书舍人,寻兼吏部侍郎,与真德秀同知贡举,俄兼直学士院。”这段记载虽说作为监察御史王定弹劾蒋重珍的大致情形,但从中反映出当时南宋台谏在弹击官员中的作用,差不多经此一弹击,被劾者非贬即罢,威力颇大。而王定与洪咨夔之间,可能皆是浙人,虽非同榜进士,但彼此默契,互为奥援。王官此劾虽给自己带来“左迁”的受挫,但基本也不影响日后的升迁。此乃台谏王定的第一次弹击。
《宋史》(416卷)列传第175之《吴渊本传》载有:适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据关守河为说,渊力陈其不可,大要谓“国家力决不能取,纵取之决不能守”,丞相郑清之不乐而罢。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渊,罢。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迁。”此次弹劾应是王定受命弹劾,而洪也未施援手助力,反遭弹劾,并又一次“左迁”。这是王定的第二次弹击。
《宋史》(423卷)列传第182之《陈埙本传》载有:(太常博士陈埙)次言:“内廷当严宦官之禁,外廷当严台谏之选。于是洵益阴中之,监察御史王定劾埙,出知常州,改衢州。”照此看来,监察御史时常受权臣的操控,身不由己,其实也并无多大的权力,充其量仅是一个言官罢了。这是王定的台察生涯的第三次弹击。
他秉公办事,不能不得罪一批有权势的大臣。因此,他不断受到恶意诽谤,有的借机嫁祸于他。有的御史看风使舵,连忙附和。在种种诬造之下,王定在御台的日子,很不舒坦,且非常压抑。不是常被上官干扰,多方掣时,就是被人攻击,不能很好地履行一个言官之职责。但郑霖给他在这段履职情况,还是给王定一个中肯的评价:“其在台察,又敢言人所难言,虽一斥而去不顾也。”
好在王定在台谏的位置上时间坐得不算长,这对这位文人官员来说,已足够他煎熬难受。这一年底,他外放的机会马上来了,成了温州知府,真正跻身府台之列。
一年后,又兼浙东提刑。他常在郡州巡行所辖州县,能够体察民情,不为权势所屈,常常严词拒绝。有些权臣同他有私仇,丛恿别人借故弹劾,他始终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身正不怕影子斜,王定以直节众望,为时人所仰。
1235年12月,75岁的王定被升为直徽猷阁沿海制置副使兼知庆元府。在这个位置上刚坐了没多久的王定,便迎来了他仕途中最大的一场风波与人生考验,一折出自吴昌裔之手《论王定等状》的奏章,使王定猝不及防。为清晰知晓事由始终,笔者还是全文引录如下:“臣闻中兴南渡,留意海道之防,专置帅垣,实为重寄。矧强敌猖獗,孽妇窥觎,正当固结民社,控制水军,朝夕究图,以隄备不测,则分阃置幕,讵可委非其人乎?臣谨按沿海制置使王定,人物顽顿,心术回邪,因赂胡相仆昕而得京削,因结宁海尼昔而登权门。出守毗陵,蔑闻善状,徒以奉承贪梱之意,仳离贱息之姻,因此荐敭,持节浙右,进不以正,公论鄙之。更化之初,例叨收召,方为幸掾,阴附用兵,及分台察,专仇善类。所幸陛下洞烛其奸,亟屏于外,不然端平人才一网尽矣。蒙恩予郡,不能导德意致之民,而乃搜括见缗,称提会子,民大为扰,形于嘲诗,反以此败公朝,增美秩。日闻易镇之除,浙东楮价为之顿落,盖恐其移害一郡者而害一路也,尚何望其任分梱而控海道乎!沿海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袁似道,生禀凶暴,家传刻深。方韶尹京,政出子舍,昵比黠吏,交通贿赇,估籍富民,掩为囊橐。凡韶一切贪黩之政,实似道附益之。圣化更新,凶徒尽屏,汙吏之子,斥谪无遗。似道其尤,乃独漏网,方且多歧交结,开幕乡邦,倚势作威,道路以目。甚至洩铜镪以罔番舶之利,掷樗蒲以醉营妓之家,阋墙之羞,尤不忍道。人言籍籍,谓其以毒天府者而毒乡闾必矣,何以持幕画,而赞其长乎!沿海备御之计,正在主宾相扶,而今以老缪之人、少凶之子参会其间,国事鲜有济矣。欲望圣慈将定予祠,似道罢黜,别选威望之臣,并柬忠雅之士,以重梱事,以清海尘,此今日之急务也。谨具觉察必以闻。”
曾经的谏官,这回真的要摊上了大事。此奏针对王定的四条核心关键理由,可概括为四说:一说人物顽顿,心术回邪,因赂胡相仆昕而得京削,因结宁海尼昔而登权门;二说蔑闻善状,徒以奉承贪梱之意,仳离贱息之姻,因此荐敭,持节浙右,进不以正,公论鄙之;三是例叨收召,方为幸掾,阴附用兵,及分台察,专仇善类;四是不能导德意致之民,而乃搜括见缗,称提会子,民大为扰,形于嘲诗,反以此败公朝,增美秩。这四条理由,摊在这样一个朝廷外官头上,可谓条条致命。照一般常理来看,王定的仕途差不多要走到头了。因为上此奏折的御史,也非等闲之辈,乃是《宋史》有传的吴昌裔。吴昌裔(1183-1240),字季永,潼川府中江(今四川中江)人,泳弟。师事黄榦,究心程朱之学。举嘉定七牟进士,历仕州县,端平初入为军器监薄,复兼吴、益王府教授,拜监察御史,性颇直,他上奏频议的对象,连对当朝权臣甚至宰辅都敢奏疏,如史宅之、史嵩之、郑清之等权相都不能幸免。
此奏所指的具体情形,因资料所匮,目前暂不可考。依笔者分析,宋季之台谏,为历代之苛。因御台奏本,上至宰辅、参政等权臣,下至使司郡守之外官,招至多少官员致仕回里或遭贬谪,巳然常态。是时的王定,算是到达人生之巅峰,所担负之责亦算重矣。庆元府所处浙东重镇,算是外官争相趋骛相互角逐的热门之地,自然会招致官场各色人等的眼热与羡慕,明枪难躲、暗箭难防,使得那些想坐稳位置的官吏有些惶恐与不安。
官场深似海、宦海苦酸味。王定至死也不明白,在仕途顺风顺水的时候,这个叫吴昌裔的人向他发难奏本。而身经宦海多年的王定,始终守持身正不怕影子斜,全然不顾这突如其来的危机,依旧淡定处事。依笔者分析,宋代当朝权臣,时常指使或利用御史发难,从中牟取私利。或许这位吴御史不明底里贸然发难,或受当朝权臣的唆使来打压正直,或许受人之托、被人利用公报私仇,也或许王定工作失误遭人误解。反正这次王定能否挺过这场风波,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好在历史的天平最终倾向王定,使得王定能得以善终,最终以秘阁修撰致仕,算得上人生圆满谢幕。
五、王定仅存的三首诗
王定生前仅留有3首短诗,现全部摘录。他在《诸弟早世对花感怀》写道:
老来分外异芳菲,终鲜谁同对酒卮。一树山茶花更密,看看开到最高枝。
此诗是晚年的王定在追忆早逝的几位兄弟心情,他们一个个先我而去,如今有谁能同我对酒吟诗?将一种手足别离的酸楚情绪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垂老之人尤怀古,回忆、回放是老人的特殊专利,当看到家里那株开满稠密花簇的山茶树时,那朵开在最高枝的花朵不正是自己吗?他暗自神伤,感时溅泪,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不能自抑,触动到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他的《自题小像》就是一幅活脱脱的自画像。诗云:
野鹤去久孤云飞,断霞西日相因依。一千年后归华表,人民城郭谁是非。
在这首小诗中,王定自比为孤飞的野鹤。在外为朝廷服务已很久,现在告老还乡,栖身故里。人纵有一死,只要对得起黎民百姓,身后无愧。这,只有高洁之士,才会有如此坦然的心境。
王定为官为人,口碑极佳;门下桃李,诸多芬芳;嘉惠学林,景从如云;同僚交谊,宽厚广结。有诗曾把王定称作“缑山一鹤”,实属精妙。而他的《读游叔翰家传招三侄一甥同赏牡丹》则写出了另一番心情与景致:
晴云漠漠护轻阴,爱惜名花意亦深。愿我聊为三径主,笑人枉费一生心。
偶从清夜看新集,喜与前贤续旧吟。修竹数竿花数品,底须儿辈树园林。
这首诗,显然有别于前面的两首。晚年的王定心情大好,修竹园林,儿孙绕膝,一边与侄甥儿辈品赏牡丹花,一边品读家传。
六、卓行学高著述无存成憾事
南渡后,人才萃于两浙,是时,濂、洛、关诸儒继起,永嘉、江西、福建学派各领风骚,经学大师辈出,理学鸿儒纷呈,他们不倦于远溯圣传,义理精究,并身体力行,践行事功,呈空前繁荣之盛况。而王定尽管“晚脱场屋”,49岁始登第,与他的两位恩师年少成名不能相比,如蔡幼学18岁登第,孙应时25岁高中进士,属早慧之大才,但毕竟王定通过科举,“官至九卿,振节本路,足以为衣锦之荣;相冠神武,谢事林泉,寿余九秩,享有考终之福。吾乡有爵有齿,未有如先生者也。不知奋身白屋,独寻古绠,赤诚先生之遗绪,赖以有光焉。”算得上是一个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读书人典范。
他的身上承载着“赤诚先生之遗绪”,郑霖的这段文字,正好揭示了王定身世的密码。王定父叫王概,曾因子得赠朝议大夫,而王定母亲为罗适之从孙女。而作为浙东“理学先声”之罗适(1029-1101),便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先生,素有“台州士人名世始自罗适”之说。在当时浙东有很多拥趸,足见其在浙东的影响力。这种家学渊源经百年赓续,一直延至王定这一代,得以再次光大弘扬。故有郑霖所语;“里代有达尊,惟赤诚、云闲二先生,相望百年间,出处相似,操守相合,不但起敬于一时,犹将闻风于百世。”
他为官自迪功郎起步,经十几次调升最后被赠为朝请大夫,仕途不可谓不顺。他任监察御史时,敢于对失职的朝廷官员追究罪责,罢免官职;任大理少卿时,他又敢于痛言申冤不成,刑政失度,替民代言,词气激愤,乃使众官员都感到惊恐,宁海人耿直的个性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王定的仕途也不失曲折,当监察御史时有两次“左迁”,但他都成功地化险为夷,最后以馆阁之职致仕。他这种性情刚直,持论严正,他任官二十余载,致仕时家无长物,只是筑一养老之所名曰云闲堂“归老旧庐,泊无一毫势利。修竹万个,花木扶疏,户纳清风,轩迎明月,客至无虚日,见善则嘉奖不已,不善者则有所警惧。”足以证明他为官廉洁清白。
如《宋史》中对王定的描述,当然也是考虑书史者所持论的观点是否客观,评价是否公允,皆是我们所要商榷与慎重对待的问题,但这无损于我们对学人王定与官吏王官的评价。试想一下,在大宋官场基本能顺遂走下来,并得已善终,实属不易。这就是这一时代为官者绕不开的宿命。我们无权也无理由苛求前人如何这般,要以客观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给出结论,才是研究者应有的治史态度与学术立场。
王定为人孝友,自少逐字逐句研读经史典籍,必至通贯其意方止,故学问臻至博洽。他曾师从蔡幼学、孙应时等习性理之学,造诣日深,并能究极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所作之文俊洁刻厉,多有隐微的深意。平生能文善诗,在理学和治世等方面有不少见解。虽有不少著述,但存稿不见踪影,均已散佚,至为可惜。如《咸淳毗陵志》,就记载王定任常州太守期间,内有“崇安千佛阁记绍定中天台王定撰”一条,但内容确无可寻。
笔者一个疑问,按理说,像王定这样年轻时就师从诸名儒,且饱读经学,明道修性,这样的饱学之士,多多少少会有著作或文章流传下来,哪怕是为官时的理政建言、奏议公文或弹劾别人的状折,抑或结集的酬唱诗文稿类。蹊跷的是,他的文字资料却无一存世,至今成谜。笔者作了大胆的推测,这或许与王定仕宦期间发生重大变故或经历官场浮沉不无关系。可以想见,同时代的官员也好,名人也罢,遭遇此类情况的,也不在少数,为何有人文章能幸存传世,而有的却不能幸免,但也不至于不留片言只语的书面文字,这始终是萦绕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个疑窦。存之则幸,失之则命也。他的文章或许遭到朝廷禁毁,或因故意外遭灾致损,这个谜团大概要留待后人去破解。
七、结语与思考
王定竹林史上最为成功的文人标杆,同时也是一位自宋以来竹林出仕之最高成就者。研究他的一生,追寻他人生的轨迹,有着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从他的世纪人生,可以观照出其为学之术、为官之道及为人做事之特点,能为今天的人们有所借鉴,并有所裨益。笔者粗略概括他的一生有其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问学深醇,遍访名儒。做举子时能得蔡幼学、孙应时等儒学大家的亲炙,并与朱熹、陆九渊等一代宗师有所交集,确是求学之幸,问学之福,也是以后讲学传学之基。王定的幸运在于生活在一个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大师辈出、学派纷呈的特殊时代,为他的人生铺展了精彩的开局。
二是大器晚成,励志楷模。1189年30岁的王定己酉科乡试中试,中举时的这个年龄尚属一般,但他登第的时间则已是在1208年的嘉定元年,他是以近知天命之龄高中进士,其间可能屡试不中,受挫多番,若无恒心恒志,必不能达成登第之梦。王定能辗转遍访,求师问道,“亲师取友,不惮裹粮千里”,毅力可谓大矣。同时不断自我砥砺,刻苦研学,“尽扫时文之枝叶,深穷理学之根本”。可见王定内心有强大的自制力,在他身上呈现出励志者普遍的特点特征,这种嗜学如命、不达目标永不停歇的精神,值得今天的人们所记取、效仿和学习。尽管属晚成之大器,最终也成为国之重器与栋梁。
三是宦游多地,清誉循吏。王定宦游多地,仕宦起步于象山,起点职位是主簿。此后辗转东阳、华亭、余姚、临安、常州、温州、宁波,从地域论,基本在两浙路的地域范围内。职务也从主簿、丞、狱掾奏兼干官、茂陵使属、太学博士、临安府倅、诸王宫教授,常州京尹、常州太守、浙东提举屯田员外郎、皇太后上仙充礼仪使、朝奉大夫选兵部郎中、左司权检正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宝谟阁温州知府、浙东提刑、徽猷阁庆元知府兼沿海制置副使、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升直宝文阁、秘阁修撰致仕、卒赠朝请大夫。他从仕27年,大多时间在地方任职,也有在中央御台乃至馆职等清要之职的经历,最终以寿高91辞世,仕途基本顺遂,履历堪称完美,人生不失精彩。
四是提携后学,友遍朝野。王定历经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五朝,其近世纪之寿,所结交的师友与门生颇多颇广。上官同僚有位居相位的张磻、游似等,还有名臣丘崈、史岩之等,还有诗人王祖象、戴复古,更有门生故旧如郑霖、叶梦鼎、宗人濩、舒岳祥等,彼此交谊深厚,并有诗文存留。王定以德高之乡长,不遗余力提携鼓励门生后学,使他们受益尤多,枝开叶散,日后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如叶梦鼎终成一代名相,便是一例。
五是宦海无常,酸咸自知。王定在官场摸爬滚打27年,经历了朝代更迭,身居官场漩涡之中,尽管谨慎做事,接受道统教育理念的王定,始终以成为一名循吏自勉,尽管如此,宦海的暗潮涌动无常,王定还是不能幸免。比如当监察御史时,他要受各方掣肘,甚至受到“左迁”之责;比如他沿海制边知庆元府的任上,有御史上了奏折弹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个中滋味,酸咸只有自知。南宋官场上热闹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王定身在官场,自是无法逃避。
王定既是宋代众多士大夫中的那一个,也是有其特色有其精彩的这一个,更是我们宁海进士群体中,颇具“学而优则仕”代表性并有着典型意义的成功者之一,在他的身上闪耀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国文人辉光。偏安的南宋,也有其精彩的一面,这当中无疑有许多王定们所摇曳下或明或暗的侧影与背影。历史的复杂与多面,视角的多维与立体,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光泽,但历史真相仍在,原色固存。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交汇点,通过王定这一南宋时期特定个体分析,追寻其人生遭际及成长成功,有着难得的文本意义。从他身上基本可以观照出中国传统文人的一般成长路径,大抵契合始于学业、成于科举、达于仕途、终于故里的基本轨迹。无不见证了科举时代一个文人的成长、成熟与成功。
乡国之望,人伦之师。王定一生不逐利名,以孤竹清风自居,并以九秩年华,一路电光。以其一生皎皎之德光和卓伟之学问,遗惠学界士林。从罗适到王定再到郑霖、叶梦鼎、舒岳祥等,宋代宁海的人文谱系,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宋代理学传承脉络与光大路径,王定恰恰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传承者和光大者,他赓续了“理学先声”、“浙学先河”罗适的重要理学思想,对宋末及明代理学的繁荣勃兴起着不可或缺的衔接与桥梁之贯通作用。
站在历史维度观照,人文宁海,确实不应忘记王定。
初稿于202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