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巩隐居南宅筑新斋

全州县才湾镇南一村是一个行政村，现有24个自然村屯。其中大部分地域和村屯的总地名叫南宅。这是北宋时王巩在这里隐居立宅而得名的。他在隐居全州时写的诗《欣欣亭》曰：“我亦临淮筑新斋 ”。南宅就是他筑的新斋。王巩是个什么人，如何来到全州的呢？很多史书都有记载：王巩，字定国，祖籍大名府莘县（现属山东），生长于北宋京城开封。他是一个官不大名声大，文学作品传世不多但文人朋友多的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王旦是北宋时的宰相，拜相达12年之久。父亲王素曾任工部尚书。以上说明王巩家底雄厚，背景显赫。按现在的说法王巩是高干子弟，是官二代。王巩在这样的官宦世家之中本应朝中有官得官做，但他不做纨绔之子，更不沾“庇荫”之光。他经过自身的努力，取得太常博士等官位，曾通判杨州，知海州、密州、宿州，官止宗正丞。但他经历的道路坎坷，仕途不顺，官场不显。王巩能书善诗，受到大文豪苏轼（东坡）及黄庭坚等人所赏。著作有《甲申杂记》、《见闻近录》、《随手杂记》等，近年来还发现他在全州编管和隐居期间写有以下诗词：

全州卷烟阁

长江萦村若练带，晴岫插天如画屏。

山清水秀两奇绝，道人对此开禅扃。

红尘一点飞不到，举手高可摩天星。

湘   山

半岭风吹草木香，落阶花雨送春忙。

从师远借云庵卧，还我平生午枕凉。

莲社缁黄常得伴，鹿门妻子亦相将。

化身欲似河东柳，更向山头望故乡。

欣欣亭

清湘北郭崇冈路，松林年来定几围。

我亦临淮筑新斋，与君万里对柴扉。

上述诗中所写的“卷烟阁”、“欣欣亭”是全州当时的人文景观。湘山是全州州治西南方的一座石山。山脚建有古刹湘山寺，该寺建于唐，显于宋。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宋朝有4位皇帝五次对湘山寺加封，是宋时全国最大的佛教圣地，号称“楚南第一刹”。该寺在日寇侵犯和文革时遭到严重破坏，现已恢复大部分建筑，诗中所说“清湘”是五代时全州的旧称。据考证，上述三首诗的前二首是王巩在全州编管时所写，后一首《欣欣亭》是王巩隐居湘浦庙时所作。由于作者当时被打成“奸党”列入元祐奸党碑，不敢暴露住所，便泛称自己在万里之外的临淮筑新斋。临淮是安徽的一个小镇，欣欣亭在全州，以此转移朝廷的视线。以上诗词体现了诗人对全州人文及自然景观的赞美，也寄托了作者对故乡的怀念。此三首诗词印证了王巩能善诗文的天赋。

王巩生于北宋庆历8年（1048年）殁于政和7年（1117），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局势非常复杂。公元960年代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到了仁宗时（1023-1063年）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1067年神宗皇帝赵顼即位，他任命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为相，并支持他进行改革（变法），但遭到保守派的反抗。1085年神宗死后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听政。次年（元祐元年），哲宗任用史学家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政治上守旧，尽废王安石变革新法，从而形成两派政治集团互斗，斗争非常复杂、尖锐。这些斗争发生在元祐年间故称元祐党祸。1101年徽宗赵佶即位后重用奸臣蔡京为相。其后，蔡京指控司马光、大文豪苏轼等人为元祐奸党。在这些斗争中受迫害最大的是苏轼，而苏轼每次受害又株连王巩。他们第一次受迫害是元丰二年发生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指控“讥讪皇帝”而被捕。因关押、审判苏轼的御史台树上终年有乌鸦，御史台便称“乌台”，乌台对苏轼审判结果：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王巩无辜受牵连以“谤讪文字不缴”为由被贬广南西路宾州（今广西宾阳）监盐酒务。实际上是在宾州贩卖盐酒。第二次受害是元祐党祸，当时苏轼多次以“讥讪先帝”的罪名被流放。绍圣4年被贬去海南。此时朝廷对元祐党人的迫害再度升级，元符1-3年（1098-1101年）王巩被送全州（今属广西）编管。当时全州属荆湖南路（今湖南省），王巩在这里被监管了3年。王巩第三次受迫害是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05年），当时司马光、苏轼均已去世。但蔡京为搞臭他们把309人打成元祐奸党并在全国刻碑示众，王巩名列其中。桂林龙隐岩内现在还有《元祐党藉》摩崖石刻。此石刻是元祐党人梁焘之曾孙梁律在桂林为官时于庆元四年（1198年）以其家藏的拓片在桂林重刻。为了表白冤害和变贬为褒，石刻将《元祐奸党碑》改为《元祐党藉》。所改的碑名去掉了奸党的“奸”，以变贬为褒。“党籍”改为“党藉”，以表明元祐党人是被冤害的。“元祐党籍”碑中的名单王巩排名“余臣”类第八。据史料记载，凡被列为奸党的人及其家属重者关押、轻者贬谪，并且永远不得录用，未经特许不得内迁，更不得入京，连子孙也不得留京和参加科考。对未打成奸党的官员则划分为正上、中、下和邪上、中、下各三等。还在京城四周屯兵8万，以镇压反抗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官员们便自然产生了潜逃的思想，“走”是上策，趁赴贬所地之机潜逃更是良策。据有关资料记载：“党籍兴，（王巩）再贬广西”。大观元年（1107）王巩再贬广南西路坐船途经全州时在船上做梦曰：“逢湾则止，逢浦则居”。经下船探访，正好当地有湘江转湾的“湾”，又有地名黄龙湾的“湾”。有河与河交汇处称为浦口的“浦”，又有庙名湘浦庙的“浦”。王巩当时政治上受压，担心今后不得内迁和入京，又受梦意的诱导，便止于黄龙湾居于湘浦庙，在这里长期隐居了。日后，王巩在湘浦庙之南不远处的湘江边立宅，名曰“南宅”。这就是南宅村的来历。王巩之后裔便称南宅王氏或湘浦王氏。其家族所修谱书老谱称《湘浦王氏家乘》，2001年新修族谱称为《全州南宅王氏族谱》，这说明“南宅”的地域范围和名称带有家族性，与行政村有所不同。 

二、移居建立南宅村落群

王巩隐居湘浦庙并立村南宅至去世时间长达10年。这10年其家室有些什么人不清楚。据史书记载，王巩子4即奇、时、由、皋。《湘浦王氏家乘》记载：巩公子六，长得全，余五名未纪（记）。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注：边境之意）五年，一子死于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由此看来王巩有六子的可能性较大，但在南宅生活的只有“得全”一人。至于谱记“得全”排行是否为长子可能有误。王巩之配偶史书记载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儿，王巩贬宾州时带去歌女宇文柔奴并在宾州生有孩子。湘浦王氏谱记巩公配偶戴氏继配张氏。戴氏生卒失考，葬与公合，张氏生卒葬失考。这说明王巩的配偶不止一人，立宅定居之后应有妻有子在南宅共同生活。老谱还记载巩来湘浦时“杨补之兄弟从游”。民间口头传说王巩与一杨姓人结拜为兄弟，所以，当地曾有王杨二姓不通婚的习俗。估计这个杨姓兄弟在湘浦与王巩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不知其去向。对王巩在南宅隐居时有哪些家室目前还不了解全情。谱书记载较详细的是从第二世得全至十一世仁俊共九代在南宅单传。所谓单传就是一代只有一人繁衍后代。单传的九代中有4代是独子单传，有五代虽为多子，但传后的只有一人。这九代一直没有增加人口。直至十一世仁俊生有4子即雄、森、韵、仪。并以此4子分成四大房。王仁俊生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殁于天顺5年（1461年），此时中国历史已进入明朝中前期。当时南宅这片土地还处于地广人稀状态。为了便于生产，采取垦田建宅相结合的办法，在哪里垦田生产就在哪里就近建屋立宅。分成四房以后便分家析产另立新宅，最先迁出老宅的是大房王雄在大房村立宅，相继迁出的有满房王仪移居大地里，三房王韵的长子王瑶移居大坝头。后来二房王森的后裔在清初时相继移居竹园屋和脚山铺等地。这样在原南宅老村居住的就剩下三房王韵的三子王珂一个支系（王韵次子王瑚只传七世而不系）了。分居出来的村屯又不断析产搬迁，如大地里村王仪立宅仅住四代就有十五世的朝灼（字合江）移居龙门口，后来龙门口发展为南宅人口最多的村屯。经过几百年的分立搬迁，形成了几十个村落，曾号称南宅48村。其中常年有人居住的27村。这27村有7个村因各种原因已废村。目前实有20个自然村。由于这些村屯的住户同属王巩后裔的大家族，因此便统称“南宅”。而王巩在湘浦庙之南所立住场南宅便逐步演变称“老村子”了。此村建村已经910年，是南宅各村王家人的发祥之地。分房建村的大房村、大地里村、大坝头村和龙门口村。这四个村建村都已超过500年，这五村现有人口1600多人，其中龙门口570人，大地里村390人，大坝头270人，老村子220多人，大房村190人，此外，还有一批建村300年以上的村屯。这样就未形成人口过于集中的大村庄而建成了以老村子为中心点，以大房村、大地里村、大坝头村和龙门口村为主村的古村落群。这是南宅王家古村落的特点，这样的村庄格局既有利于作业生产，也有利于居住环境。这些村落除大坝头在湘江岸边外，其余4村都在南宅洞，5村联片面积约4平方公里。离全州县城约16公里。

南宅古村落的选址除按耕作与住宅就近的原则外，在风水方面也有所选择。选择的标准是村前临田临水后靠山。老村子、大房村、大地里、龙门口村前都有田和水（小溪），大坝头村前临湘江。老村子、大坝头、龙门口村后都有山岭，大房村和大地里村后虽无岭，但有树为山。凡有村的地方村后都要封山育林，村后的山称后龙山，后龙山的树都要死封死禁。前人的思想意识是只有树林枝繁叶茂，才有家族的兴旺发达。这是老前辈留下的好传统。

南宅古村落民居的建筑风格与本县其他古村落无异。房屋以砖木结构为主。青砖青瓦，户型以正屋为主。所谓正屋就是五房一厅。其中间大厅称堂屋。堂屋背后的房间称倒堂。堂屋两边的卧房称长房，长房上方一般有木楼。堂屋前面是天井，天井两边的房间称厢房。长房与厢房之间的过道两边设有大门。按风俗，天井前的照墙上不能设大门。正屋可以独家独房，也可上下几座连接成列。连接的正屋除上座有五房一厅外，中下座都无倒堂。较大的村庄一般都有数列正屋。列与列中间留有巷道。房屋的排列及巷道的布局都很整齐。龙门口、大地里、大房村都曾有正屋三列及巷道两条。但后来随着房屋的破损拆建，现在大部分古建民居已改建为新房。形成了旧居与新房并存，传统与现代辉映的新貌。目前对古民居保留较完整的是龙门口，三列正屋两条巷道都较完整，有的房屋虽经维修，但还保留着原貌。特别是中间一列，最前一座是合江公祠堂。此祠曾经成为危房，近年经维修已成办理白喜事的公用场所。附近的古房屋目前也正在使用。大房村的旧民房虽已破旧，但还能显示旧房和巷道的原貌。龙门口有民国时期名人王竹斋的旧房，但房屋只残留有外墙，里面的房屋全部倒塌。

南宅村落的古建筑最具有特色的是祠堂建筑，原来各房都建有祠堂。现在除龙门口合江公祠外，其他各房祠堂基本上已毁。保留完整的是四房共有的定国公祠堂。定国是王巩的字，以王巩的字做祠堂名，因是四房共有故又称四大房祠堂。祠堂座落在大地里村，其修建时间已无法查考，因谱书无记载，石刻碑文已全毁，估计至今已300余年。祠堂面积共2067㎡。其中主房分上下两座，下座又分上中下三进，建筑面积共1480㎡。副房（学校及伙房）以及门头前庭小院共587㎡。如今主房保留完整，副房已拆除建村委会办公用房。本祠堂为砖、木、石混合结构，青砖青瓦青石料。墙体厚0.42m，地脚线为两层条石铺平，用角石石料作转角。转角石料高约1m。四周外墙下半部未披灰，用白浆勾缝。下座第一进两侧有月亮门，右门额上刻有“崇绪保光”，左门额上刻有“显德积庆”。这是一幅楹联。其意思是：崇敬祖业发扬光大，彰显恩德积善增福。山墙屋顶有翘檐卷尾。外墙上半部分有人物、动物形象的浮雕塑像。祠堂整体外貌显得雄伟气派。祠堂内部两座共有木柱60根。屋顶用卷蓬或平板吊顶，并绘有彩画。横梁上有浮雕。祠堂的上座为神龛部。原来的神龛供台解放初期全毁。2014年重建供台及本家族前12世先祖的神牌。上座的大门门框、门楣、门额全用石料，门框门额上刻有对联、横额。两边耳门的门框门额也用石料彻成。门额上有题词。下座的三进无隔断，是大型的祭祀集会场所，原设有戏台，可容纳近千人欢戏。从上座至下座的三进共有天井7个。天井边沿及中间过道全用青石料。下座大门两侧原有石鼓，石鼓上有石狮，门头上有《定国公祠堂》木制大匾。近年来石鼓和大匾都被盗。本祠堂虽久经风雨沧桑，但仍显当年风采。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精贵的文化遗产。并且，红军长征中的觉山阻击战时红军战士曾在此居住，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因此，建议将本祠堂列为非物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此外，本祠堂虽为南宅王家所建，但现查明王巩其他儿子在全国的后裔大约有30万以上，今后将有很多王氏宗亲到此凭吊先祖。这样，本祠堂今后既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又是王氏宗亲联谊的场所。

南宅王氏古村落除民居和祠堂外，以前还有一些古建筑，如湘浦庙，富贵庙，石鼓殿，老村子门前和毛竹山门前的石拱桥。湘浦庙已重建，富贵庙、石鼓殿已毁。现在需要抢救维修的是两座石拱桥等。

南宅王氏大家族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出过名人。仅清朝以后有以下几位：一是大房的王国辉字永光，乾隆乙卯科举人，先后任过江南高醇县知县，松江府和常德府知府。告老还乡后选择当时偏远的毛竹山立宅居住。二是二房的王国章，历任广西提作营外委、广西柳州城守营把总，怀远堡都司,镇羌堡都司等军职，参加过战斗多次，作战勇猛，曾出师台湾，累立战功，两次受伤。嘉庆24年敕授其为正五品武德骑尉。妻唐氏被封为正五品宜人。三是民国时期满房的王启华号竹斋，曾在桂北及湖南五个县当过县长。在本县任参议长10余年。据民间传说此三人都较廉洁，口碑较好。解放后，南宅王氏人才辈出，曾有正师正厅干部各一人，处级、科级干部各10余人，还有一批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后又涌现了一批创业成功人士。

三、红军血洒南宅成壮举

南宅的山岭多。靠西北面有两排土岭，两排土岭中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坳口，坳口

长约一公里多，地名叫二里半，地点在小坪里全州职业高中之南起至脚山铺村为止。湘桂大古道的旱道（陆路）从坳口中穿过。民国17年修建的桂全公路（现称桂黄公路即国道322线的一段）也穿越此坳口。坳口南端中有一村庄因在山脚下故称脚山。又因此地处于古驿道，不少人在此开设伙铺或杂货小店，便称脚山铺。从全州往南相继有带子铺（现称鲁板桥）、珠塘铺。脚山铺是第三铺，再往南有赤兰铺、白沙铺等，南宅是湘桂古道的重要地段，东临湘江，是水路运输大动脉，西边旱路的脚山铺是重要的驿站。此地是湘桂古道最重要的关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脚山铺以居住南宅王氏为主，还有伍、卢、唐三姓人口不多。长征后因在此发生的阻击战叫觉山阻击战，脚山铺便改称觉山。

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全州时，当年11月27日，红军一团从灌阳进入全州，第四团占住界首（当时属全州县现属兴安县），第二团从大坪渡江占领二美滩。第五团原计划攻占全州县城，因湘军3个师又1个团先期到达而未攻城。红军军革委掌握全州至界首间暂无敌军的情况后便决定30日前渡过湘江。在渡江前要设防阻击敌军拦截湘江。28日红五师负责阻击灌阳新圩之敌，四师在兴安光华铺负责阻击兴安扑来之敌。为确保界首以下的凤凰嘴、大坪、金堂、许家、屏山渡等渡口顺利渡江，负责阻击湘军增援桂军沿江拦截红军渡江。11月30日，湘军一路军司令员刘建绪知桂军撤离全州至界首之间的防务，判断红军必定从全州进入湖南，便倾全力攻打被红一军团二师占据的脚山，在公路沿线的二里半（地名）及其附近山场的双牛角抱西瓜岭、先锋岭、皇帝岭、美女梳头岭、冲天凤凰岭、米花山等发生激战。30日晚，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进入觉山阵地，当湘军首次发起进攻被击退后，接着湘军集中16个团的兵力，用飞机作掩护，连续数次猛攻均被击退，当天下午湘军猛攻一师占据的米花山、美女梳头岭，由于寡不敌众，一师撤至绍水的水头等地。敌军又攻击二师所占据的先峰岭，因敌军火力强大，五团政委易荡平及两个连的指战员全部牺牲。当晚，湘军猛攻皇帝岭，二师以大无畏的精神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守住了高地。后因四团政委杨成武（解放后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将军衔）身受重伤，二师阵地三面受击，便主动撤至绍水的赤兰铺、白沙铺等地。形成了二次阻击线。

觉山阻击战连续激战三昼夜，红军以牺牲2000余人的代价击退了敌人的进攻，阻击了湘军对红军渡湘江的拦截，减少了红军主力部队渡湘江的损失。觉山阻击战的战场都是南宅王家的祖遗山场。红军战士的热血洒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忠骨埋葬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事迹已成千古壮举。因中央对此战定名为觉山阻击战，因此脚山铺也改称为觉山了。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红军从金堂、许家渡口渡过湘江后全部进入南宅各村屯短暂吃住后赶赴脚山阵地.他们也曾在定国公祠堂吃住过。战斗打响后曾在祠堂内办炊并从祠堂送饭到战场（从祠堂至战场约二公里），祠堂见证了红军战士血洒南宅英勇杀敌的壮举。

四、日寇血洗南宅的罪行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间长达14之久。从1944年至1945年8月，日军侵占了南宅并在这块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据统计，日军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杀害南宅王氏族人8人，下落不明36人，烧毁民房118间，很多妇女被强奸。由于日军抄抢破坏，加上老百姓都外出躲兵，无法耕种生产，从当年至次年饥瘟交加，南宅王氏非正常死亡69人，这不是一般的兵燹之灾，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灭罪行。据一些老年人回忆，他们知道龙门口日军驻扎有太君，但不知道是什么官，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单位，人不多却警卫森严，估计官不小。1998年出版的《全州县志》记载：“民国33年10月8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在南三村召开军事会议，策划桂柳作战方案”。当时南三村包括龙门口、大地里、以牙口、脚山铺、松毛屋、报木源等村，龙门口是最大的村庄又住有太君，显然，这次会议是在龙门口召开的。这说明，日军不仅直接在南宅施暴，还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侵略活动。日寇曾驻扎南宅时在定国公祠堂关马，他们将马匹拴在祠堂的木柱上，很多木柱被马啃坏啃断，这些柱头至今还保留着被马啃过的痕迹。这说明，定国公祠堂见证了日寇血洗南宅的罪行。

五、团结拼搏南一会更好

南宅，这是一个具有家族性的地名，是王巩所立“南宅”地域的扩展，是王巩后裔

所移居各村的统称。而原来的南宅村逐渐演变称为“老村子”了。如今的南宅是南一行政村一部分，南宅与南一两个地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南一村除包含南宅王氏各村屯外，还有不同姓的欧家、蒿草坪、黄龙湾胡家、文甲田蒋姓等村，还有同姓不同宗的嘉祥塘、新田、黄龙湾王家。“南一”村名的来历：明清时此地属全州恩德乡二十五都，民国时期以“南宅”首字“南”字为序划为南一、南二、南三三个行政村，属恩德区屏山乡。光复以后，三个行政村合并为两村即南一、南二两村。解放以后南一、南二两村又合并为一村（松毛屋报木源划归田心村），其村名为了与咸水南宅不重名，两村合并后便定名为南一村。此地名一直使用至今，而原来带有家族性地名的南宅便逐步淡化。南一行政村于1958年由枧塘乡（镇）划归才湾乡（镇）管辖。目前全行政村共有人口4300余人，其中南宅王氏家族人口约3500人。加上在外乡镇居住的人口，南宅王氏家族共有4300余人。

解放以后，南一村各方面都有发展，但经济上的发展是从1978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广大村民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发展很快。不但涌现了一批创业成功人士，更可喜的是部分村屯集体致富。如毛竹山村从2001年开始种植葡萄、提子，多年来家家户户以种植葡萄为主要产业，年年取得好收成，近年来平均每人年收入2.8万元以上。从2008年开始列为县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家家户户建了别墅式的新房，全村建成了花园式的新农村。在毛竹山的带动下，王家山、文甲田、大地里等村也推广种植葡萄并取得很好成果。如今南一大地村村通了水泥公路，村内道路硬化，民居也有很大的改善。全村村民决心加强团结、努力拼搏，把南一各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王喜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