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元璋的治国方略
   朱元璋是元末反元战争中惟一的胜利者。对他来说，这个胜利固然来之不易，而要巩固这个胜利，则还要加倍努力，进行更艰苦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这也是当时形势的根本要求。因为从元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十一月浙东方国珍海上起兵反元开始，迄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建国大明为止，年年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一方面是各地军阀拥兵割地，并争天下，另一方面是各地军阀与元王朝之间的战争。朱元璋称帝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进行了多年的南征北战，于是人们不得不为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jǐn），田地荒芜（w）”，许多地方不仅生产荒废，而且人民大量死亡。从江浙到两广，从湖广到西南、西北，凡是久罹（l）兵革之区，都是“地多闲弃”，“人烟稀少”。中原大地，受祸尤烈，“耕桑之地变为草莽”。山东、河南两省甚至“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各地府、州、县官来京朝见，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老百姓财力、人力都很困乏，比如初会飞的小鸟，不可拔掉它的羽毛；刚栽种的树苗，不可摇动它的根部，重要的是安养生息。”
     在惊叹“人民凋敝，土地荒芜”、“生息未遂”的时候，面对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的残破局面，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gāo）、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他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下令：各处荒田，不限亩数，凡是农民开垦种植的，一律免去三年租税。又特别下达一条法令：“各处人民先因兵燹（xiǎn）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已业。”否定了元末农民战争前旧的土地所有权，使开垦荒地的农民解除了思想顾虑。这一政策，朱元璋晚年仍在继续实行。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下令：“二十七年以后新开垦的土地，不论多少，都不征租税。如果地方官征收，扰害农民，就要治罪。”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政策的实施，使许多穷苦无地农民得到了土地，改变了元后期土地集中的状况，从而大大增加了明初自耕农的数量。
     之称的山西省，却别有一番富庶景象。山西的地理本来就占优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十分险要。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下矿藏丰富，所以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中条山是“千樟松柏”，“桧（gu）柏交错”，柿林满地，交城山、姑射山也是“老柏满崖”。而那时汾河水也是碧波荡漾，可以行船，汉武帝刘彻《秋风辞》说：“泛楼船兮济汾，横中流兮扬素波。”到明初也没太大的改变。同时，山西还有一家两代盘踞的老军阀，即察罕贴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这两个军阀虽然也心狠手辣，但为人十分精明，从来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后来，又和另一军阀孛（b）罗帖木儿争夺地盘，把孛罗帖木儿堵在大同一带打，就是不让战火烧到山西内地来。虽然，军阀们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但客观上却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
正因为如此，元末明初的山西和其他省比，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安定富裕。如元代兴盛时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山西的不少地方进行了描述。例如：“太原府，这城是很大很华丽的，城中工商业很多。”写道：“平阳府城，城市很大，也很重要，有许多商人。人民以商业同手工为生。”而对晋南的河中府即蒲州城，描写得更为详细：“河中府城商业手工皆极兴旺。那里出产丝、生姜、高粱萱（xuān）、香草，同许多别的香料，皆是没有贩运到我们这些国的。各种金丝布在那里制造得很多。”元代共统治了八九十年，由盛而衰也只是三四十年，又由于山西没有战乱、灾荒较少，所以安定、富庶情况变化较大。元代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较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jio）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活得有滋有味。可见，元代的山西，特别是晋南，始终是人口兴旺，比较繁荣。
    于是，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为一百八十九点一万人，河北人口为一百八十九点三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四百零三点零四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二十五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二十七点五二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十二点八五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在洪洞大槐树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由于明初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顺应民心，规划合理，因此，明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得朱元璋巩固了王朝统治，同时，也使王朝的财赋收入达到了一定高度。这为明王朝的稳定和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靖难之役与移民屯田
      明初的战火刚刚熄灭，社会刚刚太平，老百姓才过上安定日子，明王朝内部又发生了“靖难之役”。燕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名棣，领重兵镇压大都(即今北京)。朱元璋长子朱标早死，朱元璋死后，根据传长不传嫡（d）的传统，朱标的大儿子朱允炆即皇帝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听从齐泰、黄子澄（chng）等大臣建议，大力削藩（fān），剥夺分封全国各地的叔父们的兵权。燕王以讨齐、黄为名，起兵反抗，号称“靖难”。建文帝派兵平叛。于是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战。史书上称之为“靖难之战”，民间传说则为“燕王扫北”。
在“靖难之役”期间，人民遭受战乱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村庄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真可谓“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史书上记载，河北这块地方“青磷白骨”，“怵（ch）目惊心”，满目荒凉。“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燕王为什么对河北一带百姓大肆屠杀呢？史书上说：“惠帝(即建文帝)承太祖(朱元璋)遗威余烈，因势初张，仁闻昭宣，众心悦服，成祖（即燕王）奋起方隅（y）冒不韪（wěi）以争天下。”可见当时百姓在思想上倾向建文帝，而不倾向燕王。其实燕王在发动“靖难”战争之前早就看出这一问题了。当僧道衍密劝燕王发动战争时，燕王曾忧虑地说：“民心向彼，奈何！”（《明通鉴卷十一》）。不出燕王所料，当他发动“靖难”战争后，各地官民对他进行了顽强抵抗。据《南宫县志》记载，“燕兵所过，各州、县义民目为叛逆，抗拒之，燕王愤甚，燕京以南，所过多墟，屠戮（l）无遗。”，《邢台县志》记载，“靖难兵起，传檄（x）征饷（x*（邢台地方官方秀）抗不应”。由于各地人民的大力抵抗，燕王的军队连受挫折，引起了燕王的极大愤怒。于是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惨无人道地屠杀百姓，即所谓“燕王愤甚，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另外，战争期间人民大量外逃，也造成河北人口急剧减少。当时景状之惨，可想而知。山东临清李氏族谱中写道：“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三千里，几为丘墟焉。”又如建文元年，朝廷五十万大军在曹国公李景隆的统帅下，“驰至德州”，驻屯下来，并在此提调各路兵马，进剿燕王的封地北平，大败后“退至德州”。燕兵乘胜攻德州，李景隆退守济南，德州陷于燕军。燕军收德州储粮“百余万担”。稍后南军又“乘隙收复德州”，此后的三年，南军和北军像拉锯一样，投入兵力以百万计，在德州反复厮杀。如此惨烈的血战恶争，老百姓所受的惊扰与屠戮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德州郊区长庄乡境内的十二连营，是当年李景隆的屯兵之所，也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之一。这里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残存着明显的战争痕迹。地上劫灰沉湮（yān），衰草荒丘，冷风斜阳，地下时有明代的箭镞（z）、火器出土。农民耕作时不时会遇上荒冢（zhǒng）朽骨，被犁耙带出，当时牺牲的兵士或夹杂着无辜的百姓。康熙年间德州学士田雯有古风《十二连城歌》，记录了当年的战事之状：“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jīng）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箨（tu）！”冀豫之间有个“十八村联合会”，原来是一个乡民自卫的民间组织，也被燕军杀得只剩下狐、刘两户人家。所以至今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还流传着“红虫吃人”的故事，因为燕军也是头戴红巾。只不过老百姓再不称其为红军、香军，而是叫做“红虫”，“红虫”音近“蝗虫”，说他们像蝗虫一样残害百姓。时为户部尚书夏原吉的感时之作——《鸟夜啼》颇能道出长期战乱，给老百姓生产生活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其离乱的痛苦。诗中写道：
慈鸟哑哑清夜啼，飞来飞去无枝栖（qī）。
天空月冷声凄切，更深夜永情其凄。
东家织妇年二五，良人万里操干橹（lǔ）。
冬衣未季春已临，机杼（zh）劳劳不胜苦。
耳边忽听慈鸟声，炎炎万感焚中肩。
掀襟抹泪罢机杼，披帘促步趋前庭。
悲悲咽咽对鸟说，莫向清宵学啼血。
妄夫别去三逾年，鱼雁迢迢至今绝。
愿鸟将妾相思情，西飞啼向夫郎听。
夫能听今妾情达，妾情达今夫心宁。
夫宁岂欲终忘返，恩义顺期两无报。
夫能努力树功名，白发归来未为晚。
     靖难之战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的安定，且不说许多军人将士和官吏士人，血染黄沙，客死他乡，“不有猿门贤主帅，飘零谁与慰我魂”。
    “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一四○三年，燕王军攻占南京，建文帝于战乱中失踪。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在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大力发展生产，极力恢复经济。永乐初年，诏令从山西“分丁于中原诸省占籍为民”。于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便在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设立一个移民机构，专门办理移民事宜。所以继洪武年间移民垦荒之后，又有永乐年间的移民。
                     四、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民
     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阴下通过。汾过滩上的老鹳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明代初年，山西省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七十九县。史书记载的明初移民主要有平阳府辖二十九县，潞（l）安府辖六县，汾州府辖三县，泽州辖四县，沁州辖二县，辽州辖二县。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
    因当时的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lǒng），加之广济寺院落宽阔，易于官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于是，大槐树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大槐树移民伊始，明政府颁布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jng）而走，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挈（qi）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大槐树下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批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围了个严严实实，官府人员宣布：“大明皇帝敕（ch）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背手而捆，绳绳相拴，数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据说后来的几次大的移民中，官府也是采取了强迫的办法。
另一传说是，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县人满为患，也正闹饥荒。粮食吃光了，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先人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移民纪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河南省伊川县城关镇闵店有槐树街。据说，明朝洪武年间，朝廷从山西省洪洞县往黄河南大规模迁民，移民中，一人姓王，一人姓李，禀性相投，结为好友。二人相约来到龙门山南伊河西岸一渡口处，筑灶搭庵，开荒种田。因离老家时是从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下出发的，所以他们对槐树具有很深的眷恋之情。定居之后，他们就在村头植下几株槐树，数年过去，槐树遮天蔽日，郁郁葱葱，他们就把槐树与渡口联在一处，把村子取名叫槐树渡。后来，人口增多，村庄扩大，形成街道，渡口却日久废弃，槐树渡逐渐演变为槐树街。
     另外，河北省唐山乐亭县有八棵古槐，分布于六处。据北常坨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他们的祖先也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永乐年间，陈、梁、贾、赵四姓家族迁来此地，借槐树长寿之“吉兆”，建村栽树，取名“常坨”，寓意“长居乐业”，同时也寄托了对家乡的怀念。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写道：上联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走进闻名中外的地道战发源地河北省清苑县冉庄，第一眼便可看到那棵早已在银幕上熟悉了的老槐树和高挂在树上的古钟。电影《地道战》中高老忠在发现鬼子偷偷摸进村后，就在这棵树下敲响了古钟报警，并拉响手榴弹同包围上来的鬼子、汉奸一起同归于尽。相传这棵老槐树栽于明代，当年山西移民来到冉庄，为表思乡之情将由洪洞县大槐树下采来的树籽种于村头，历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长成了两个人手拉手都抱不过来的大树，为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撑起一片绿阴。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又将报警的大铁钟挂上树身，使它成了守卫村庄哨兵。据当地人讲，这棵守卫冉庄数百年的古树到一九六五年拍摄地道战电影时尚存暮年的枝叶，拍电影的使命完成后便枝枯叶落，与世长辞。
    洪洞迁民多在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鹳窝显得十分醒目。当移民们临行之时，凝视高大的古槐，栖（qī）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shān）然泪下，频频回首，他们一步一回首，两步一徘徊，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和那老槐树枝桠（yā）间的一簇（c）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决离故土时的最后标识。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鹳鸟，抑或“鹳”、“鸹”（guā）两个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口传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
据山东省莘县张寨乡申庄人说，该村先祖是从山西迁来的。明洪武初年，朝廷下令由山西洪洞县迁民到太行山东一带垦荒。当时洪洞县大槐树下有一申姓家族和曰姓家族，均在东迁之列。农民久居此地，故土难离，大多不愿迁移，官府便派人强行东迁，不迁者诛灭满门。在高压之下，申姓家族决定顺令东迁。本是同姓聚居的家族，到山东后可能被安排得七零八落，分手之际，男女老幼难免痛哭流涕，依依惜别。申姓长者劝慰大家：“奉旨东迁，垦荒谋生，实为利国利民的好事。山东乃圣人之乡，礼仪之邦，又有肥田沃土。洪洞县人多地少，不利家族繁衍；去山东顺乎君心民意，何乐不为！”上路前，长者命人搬出大铁锅、大铜锅各一口，亲手用锤砸成若干片，命主人各持一铁锅片，仆人各持一铜锅片，相约道：“他年相聚，对片成锅，方认一家。铁、铜之分，为主仆标记。”安排已毕，申姓家族扶老携幼，车推担挑，踏上了不知尽头的东迁之路。刚行不远，忽听后面有吵嚷之声，申姓长者回头看时，见一队官兵正追逐一群百姓。细看之下，才知被追的是与申姓相邻的曰姓家族。原来曰姓家族留恋故土，不愿东迁，违背皇命，犯下了灭族之罪。逃难人群接近申姓家族时，曰姓长者情急生智，急令本家族人：“将曰改申，加入申姓队伍。”申姓长者也主动掩护，他厉声告诉追兵：“我们都是申姓家族，奉旨东迁，为何苦苦追赶？”追兵一时被搞昏了头，无计可施，只得回去复命。曰姓家族免去了灭门之祸，感激万分。途中两姓互相照顾，亲如手足，同行在东迁的大道上……
     陕西省蒲城县城东北约十公里的金栗山下，有一个保持着明清风貌的村庄——山西村。这是一个保留着原始城墙的长方形村落，村庄坐东朝西，有东西城门两个，城墙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已有数十米坍塌，但仍有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尤其是东面、北面的城墙保存基本完好。其中西城门洞高约六米，门楣上方嵌有一青色碑石，上书“三槐并茂”四字，字呈红色，旁有“大清咸丰元年重修”字样。据介绍，山西村是明初一王姓家族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至该村。这一王姓家族共有弟兄三人，老大留在山西本地，老二迁至此地，老三迁至白水。门楣上书“三槐并茂”即为弟兄三人家族兴旺，事业发达之意。槐指山西大槐树。因而，蒲城的山西村也是明代人口大迁徙的历史见证。据村史记载说，该村迁址不久，经常有土匪、强盗来村庄骚扰，后在一王姓老者的倡议之下，全村村民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齐心协力花五年时间修筑城墙。清咸丰九年，又置铁门一对，使西城门洞有两道城门，坚不可摧。西城门洞上方有三间大房，解放前还有乡政府在其上办公。山西村的城门东西相对，门洞深约七米，门洞里原有两道门，由于时年已久，门已不存，然而安装门的青石门礅、门柱洞、门杠插孔依然保存完好。穿过门洞走进村子，一条中心道路将村子分为南北两半，村不大，东西长约二百余米。城堡内共有二十八户居民，其余人已搬至城外居住，以王姓为主。这个村在当地俗称山西堡（bǔ）子。村外人称进村为“进城”，村内人称出村为“出城”。在山西村的城西门外五十米处，有一座陈旧的王氏祠堂，这里是村民一年一度举行聚会、搞年拜的场所。在王氏祠堂内现存有碑石，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祠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这一记载也说明了到清代康熙四十三年王氏家族已在该地成为一大户。
      河南省南乐县福堪乡才丈村，杨氏的祖先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觅树下迁来的。当时杨氏兄弟二人，老大迁到今县城北坟上居住，老二便到今才丈。老二到新居后，在住地周围栽了许多杨树，希望杨姓也和杨树一样，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老二的精心培育下，不久杨树长大成材。老二以为这才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盼望成材的杨树继续成长，就以此给自己的村子起名叫“材长”。至清朝末年，演化为今名才丈。才丈的杨姓至今已传二十四代，有二百多户人家。
      当年山西移民东来时，大多异姓结伴而行，共同觅地建村聚居，因此新建之村多冠以姓氏。当时山东省西部有几户杨姓人家在朝城北约三华里处定居，取村名杨庄，后又有史姓人在附近建村，因其地比较低洼，便取村名“史家洼”。初建村落，难免缺这少那，遇上许多困难。移民来时，一般只带些衣物锅碗，农具则一无所有。后来慢慢置办一些，一时也很难齐备。特别是大件农具，价格较高，购买不易，往往要节衣缩食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购进一件。当时杨庄人经过几年努力，联户拴了一辆大车，一时买不起牛，外村人便把杨庄叫“杨没牛”。史家洼则只买了一头牛，多年没能拴起车，外村人便戏称其“史没车”。可喜的是，一个有车没牛，一个有牛没车，这种“瘸腿”现象却促成了两村自发的联合。两村把车和牛配起套来，轮流拉土、送粪、运庄稼、串亲戚，协调得如同一个村，赶上大忙季节，两村相互推让，尽量让对方先用。杨家用时，总是用好草好料喂史家的牛，连一下重鞭也舍不得打，生怕弄掉一根牛毛；史家用时，尽量少装载，走好路，遇上坎坷道，就牵牛慢行，惟恐弄坏了杨家的车。这样合作了几年，牛养得膘肥体壮，车保养得完好如新。史杨两村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朝城一带传为佳话。史家因地处低洼，每逢水患，就去杨家躲避。后来，史家迁居到邻村，杨庄村址也有变更。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史杨两家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从古至今，相沿不衰。明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有一批移民来到张鲁西北的马颊河畔，见这里水草丰盛，土地平坦，人又稀少，便决定在此定居。为占风水之利，他们皆河傍造屋，一伙人住在北岸，一伙人住在南岸。初始无村名，时间一久，人们便以地理位置指代，住河北的叫北岸头，住在河南的叫南岸头。两村人定居下来之后，为防河水之患。首先加高加固堤防。辛勤管水治水。经过几年努力，河水不复为患。两村人凭借靠河的地理优势，开荒种田，衣食渐丰。日子好了，便有人送孩子到邻村读书。再后来，本村也办起了私塾（sh），请人执教。许多年后，村里竟有两名学子学业精深，连连登科，这两位官员位高不忘故土，他们组织人进一步治理河道，引水灌田，并拿出自己的俸银资助。从那以后，这里年年五谷丰登，鱼肥虾多，人们安居乐业。两个村子年长人一商量，认为原村名“岸头”太土，便用谐音法，取安居乐业中的“安”字代替“岸”了。从此，南岸头、北岸头便改成了南安头、北安头，一直沿用了下来。
     明永乐年间，有几户农民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在山东省西部燕店北边的马颊河畔，建房造屋，开荒种地，勤俭度日，子孙繁衍，渐渐成村。为求个吉利，大伙合计着起个好听的村名。有的说叫“富贵村”，祈求大福大贵，人寿年丰；有的说叫“金银庄”，希望财源旺盛，金银满村。一位读书人不同意这些名字，他说：“直言金银富贵，太露太俗。祈求吉利，要含而不露，平而不俗。村名要有农家气味而又不失文雅，以免贻笑大方。”为了触发灵感，他登上河堤，四下瞭望，但见蓝天碧水，绿茵似毯。看着看着，读书人禁不住心旷神怡，手舞足蹈起来，口中悠悠念着：“幽哉美哉，如果再有座山，简单可以叫‘野舍’了!”什么叫“野舍”？大伙不解其意。读书人说：“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过：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古代帝王出京巡行的临时住所，习称野舍。野舍多建于风光秀美之处，如今我们这里风景如画，村名叫‘野舍’，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怕皇上知道了，要犯欺君之罪。可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就是叫个‘野舍’，皇上也不会得知。”于是，村庄便以“野舍”为名。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年，皇上竟然耳闻了此事，龙心不悦，立派官员查询。钦差来到野舍村，问明原由，把读书人叫来斥责道：“一个小小村庄，竟敢妄称‘野舍’，我来问你，皇上何时驾临过此地？”读书人吓得魂不附体，战战兢兢地答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皇上确实未曾驾临此地，我只是想托圣上洪福，图个吉利，让大家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再说，一般村舍有时也称‘野舍’，小人读过的书中就有‘野舍老余生，雅尚今已惬（qi）’的诗句，请大人明察。”钦差大人怒气稍息。说道：“看你也是个老实人，怪可怜的。老夫回朝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可免治罪。不过，‘野舍’之名不可再用，以后就改名叫‘野庄’吧。”读书人和众百姓叩头谢恩，从此“野舍”便改称“野庄”。但是，由于“野”字和“爷”字读音相近，后来又引出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道光末年，阴雨连绵，马颊河水陡涨，河堤决口，泛滥成灾，房屋成片倒塌，庄稼大部被淹，百姓哭叫连天。当时的莘县知县郑景福为了查清灾情，带了几名衙役随从，骑快马顺河堤巡视。跑了一天，已是人困马乏。最后来到野庄，本想歇息一下。远远看见堤上站着一个农夫，衙役问道：“这是什么村庄？”那农夫眼看一片汪洋，五脏俱焚，有口难言，嘴张了几张，竟没有说出话来。县令不耐烦了，大声喝问：“我问你这是啥村！”那农夫这才如梦初醒，哆哆嗦嗦地答道：“是……野……庄。”知县一听来了气：“什么爷庄，简直戏弄本官。从今后把‘爷’字去掉，就叫孙儿庄。”随手扔下个纸条，上马回衙去了。农夫拾起纸条，找读书人一看，上面写道：“爷庄立改孙儿庄——知县张。”父母官命改村名，百姓怎敢不依，碍于其中“儿”字不雅，便顺音换成“二”，从此后，“野庄”就变成了“孙二庄”。
      在山西省太原的街巷中，以“享堂”作街名和派生名的街巷，约有九条。在这九街巷中，历史最悠久的莫过于享堂街。享堂街，是享堂诸街中成街最早的街巷。因其街位于享堂村西，故以村名得街名。今之享堂街，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也不是柏油铺成的路面，而是一条传统的土道，全长不足四百米，宽也只有三米的样子。今享堂村至享堂街一带，早年是山西省首邑阳曲县城小北关外的山丘荒岭，并无任何村落。大约是在洪武二十年前后，一批由洪洞北迁，充北部边陲北京、张家口一带的山西移民队伍，途经太原府阳曲县时，一些经不起长途跋涉的老弱病残之民，早已疲惫不堪，只好临时栖（qī）居于一个叫作“龙脑”，地处阳曲县城外北部山地的一个山丘凹里，集为村舍，取名“新村凹”。所谓龙脑，即指卧虎山西畔一个土质发白的小山丘，就在今享堂村东不远。恰恰就在新村凹问世前后不久，晋恭王朱枫的爱妃谢氏病逝夭折，选龙脑为墓地。在墓地之西，新村凹之东辟建了“谢氏园”，在谢氏园西边的新村凹，又新建“孝堂”。这样，暂时栖居新村凹的洪洞移民，便充斥为谢氏墓地的守陵人，永久地定居下来。新村凹也改为“孝堂村”。及至清代，孝堂村村民日增，村民们以为孝堂村村名既不吉祥又不雅致，又更名为“享堂村”。民国以来，太原近代工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官僚资本“西北实业公司”创办之后，西北各厂选址主要从尖草坪向南至享堂村一带发展。大批的破产农民走进西北各厂做工成为工人，享堂村实际上成为西北实业公司各厂工人的居栖地。而享堂村之西也随之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工人简易住宅，享堂街的雏形开始形成。新中国建立后，太原北城区及近郊成为太原工业迅猛发展的区域。享堂一带，便成为大型企业太原矿山机器厂、太原机车车辆厂的职工宿舍区。于是，在享堂街之外，享堂路、享堂西街、享堂南街、享堂北街等，九条名带享堂的街巷陆续问世。一九八二年，太原市政府为加强太原市街巷管理，纠正“动乱”中乱改街巷名和新建派生街巷无正式标准街名的混乱现象，遂以当年的享堂村为名，尊重群众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以其各条街巷的产生前后和所处方位，给这些带有享堂两字的街巷做了标准命名。享堂街，亦于此时正式确认。
      山西省太原市南寨街，位于太原市北城区南寨街道办事处辖区中部。西起大同路中段东侧，与路西的“七平房”隔街相望；东至新兰路，达兴安化学材料厂职工宿舍区。全长约三华里，连通城乡交错的兴安、新华等大型企业职工宿舍区。南寨街因南寨村得名，由于兴安厂和新华厂的建厂和大批职工宿舍的兴建，促成了南寨街的出现。虽然，该街名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正式颁文确认为标准地名。但是，其街名的产生和使用，却早于正式发文约十余年甚至二十年。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今南寨街还是南寨村的肥田沃野，距这片良田之北不远便是南寨村。说及南寨村，它本是由明初移民形成的村落。据说，元末明初，朱明王朝的两位最有名的功臣徐达、常遇春，攻克北京驱逐元顺帝后，马不停蹄，挥戈西进，出兵山西，必欲一举歼灭盘踞在太行之西的元兵势力。他们攻下太原城后，与北窜的元军统帅扩廓帖木尔激战于太原北郊阳兴河畔的圪垛村。战败的元军在退兵石岭关时，把这一带的村民一掠而光，悉数迁走，使阳兴河畔的这一片地区成为兵燹（xiǎn）之后的无人区。明洪武初，太祖朱元璋实行移民充边政策。一户姓仁的大户，便举家由晋南的洪洞大槐树下，迁来阳兴河南岸圪垛村之东定居下来，整个明初数十年间，仁氏家族人丁兴旺，渐成旺族。但是，好景不长，明代中叶之后，北陲常受俺答人的侵扰。阳兴河畔无坚可守，俺答骑兵常常南下于此，杀人越货，搞得民不聊生。而明太原军防仅限于保护太原府城的安全，根本无力维护城外人民的安危。于是，仁氏遂集聚附近村民，在其所居村落筑栅起寨，进行村寨联防。因此寨位于阳兴河南畔，便得名“南寨”。至今，太原城郊多有以寨堡为名的村庄，几乎都是元明以来当地村民村寨联防，抗击俺答侵扰，自成体系的产物。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后牛坊村“花钹（b）大鼓。”据传也是明初从山西洪洞传过来的，后来代代延传，成为北京地区乃至全国保留最为完整、表演套路较为丰富的一个民间广场舞蹈项目，现已是昌平区小汤山镇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花会鼓舞项目。
      明朝初年有郗、韩两姓两族人，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到山西省文水、祁县、交城交界处定居下来，取名郗韩村（后村名俗化为西韩村）。几百年来，西韩村人民引汾河水，灌溉田地，滋养生灵，使这个汾河边上的小村庄变成了粮丰果甜的宝地。
      安徽省砀山县城南关外“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由山西洪洞县老鹳窝迁来古砀城西关杀场附近定居的七苏、八马、十六许共三十一户穆斯林集资兴建，规模较小。后因古砀城为洪水所淹，明万历年间迁城，崇祯十五年于新城南重建。清乾隆年间复修。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砀山回民许世亨任云南开化总兵，出资重修大殿，寺规模扩大；民国二十四年又由三位回族老人重修，盖二门及望月楼，大殿彩绘花墙，油漆抱柱，庄严肃穆，美丽壮观。
     陈家沟位于温县城东的青风岭上，六百年前叫常杨村。据《温县县志》记载：“明洪武初年，因元铁木耳守怀庆（怀庆府管辖八县，温县在内），明兵久攻不下，急于统一天下。太祖迁怒于民，大加屠戮，时温民死者甚多……”相传有三洗怀庆府之言，人烟几绝，乃迁民填补，屯田垦荒。十有八九由山西洪洞迁来，当地至今尚有“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陈氏始祖陈卜，原籍山西泽州郡（今晋城），后来由泽州搬居山西洪洞县。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迁居河南怀庆府（今沁阳）。因始祖陈卜为人忠厚，精通拳械，深为近邻乡民所敬重。故将其居住的地方叫陈卜庄，将拳称为陈氏太极拳。
      由于关山重重，披星戴月，难免发生骨肉分离的悲剧。河南温县南王《王氏家谱》记载道：王海和妻子郎氏，在洪武初年，被迫带着四个孩子，由山西洪洞县迁徙到河南巩县的南河湾。王海觉得南河湾虽然不错，但还想找个更好的地方。于是把妻子、长子和次子留下，暂时寄居到附近人家。而自己带着三子、四子北渡黄河，再找新居，几经周折，定居于温县南王镇。等他到巩县去迎妻儿时，没想到妻儿已经安家，不愿再搬了。于是夫妻、兄弟，隔河相望，分成了两家。如果说王海一家骨肉分离，还有点自愿，而河南省永城县崔金明一家却是被强制分居。据永城县《崔、谢、张、陈族谱•引》记述，其始祖崔金明，籍贯山西，家在洪洞，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大槐树下，一声令下迁居河南。本来是不必全家都去的，可是一家人骨肉情深，要带老大、老二，则老三、老四不高兴，要带老三、老四，而老大、老二也要去。于是一家人举家远迁到豫东永城县的艮方清凉集。谁知朝廷又下来命令，同姓的移民不允许同居一村，崔家一家只好分为崔、谢、张、陈，找了四个地方住下，出入相望，地等距离，繁衍为四个村庄。所以族谱说：“一姓虽分四姓，四姓乃属一脉。即开越制之嫌，更免生离之悲。”
以上移民骨肉分离，或自愿，或被逼，总还心里有数，还有不少移民，山重水复，不识路径，一家人活活跑散。据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当时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一公里的地方。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在河北省定县沙河古道上，有一个万户人家的大村庄，至今人们仍称其为“一家庄”。在明朝初年，一对青年夫妇，被迫从洪洞迁移，临走时请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天皇皇，地皇皇，平安无事上东方。”于是小夫妻下山东，转河北，最后孤零零地定居在沙河古道上。尔后这一家人丁兴旺，生下二女六男，分别取名为大河、小河、大水、小船、五孩、六孩、七孩、八孩。以后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直到八十一口人才分家，后来这地方也就成了万余人的“一家庄”。
     湖北随州一带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山西的山，山西的水，山西古槐是乡里。槐树大，大槐树，大槐树下我们住。双小趾，手背后，远离山西大槐树。娃呀娃，你莫哭，山西有俺的大槐树。祖祖辈辈住山西，娃长大了也回去。”
在河南南阳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先祖。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春天里来吃槐花，味道鲜美人人夸。山西习俗带南阳，不忘洪洞是老家。”
      在甘肃省金塔县的许多居民中，很早就流传着一个关于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故事。据古《金塔县志•大槐树移民考》一文记载：“本县许多人都说自己的老家在山西大槐树。据文献资料及实地考察，山西移民，历史上确有其事。”甘肃省甘谷县金乡原家庄东南曾挖出明永乐年间原氏恩赐之碑，记述了先祖系山西大槐树迁来的详细经过。甘肃省天水市太系乡一带均系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民。如窝驼张氏，据说是皇帝钦赐先祖“一玉柱”，号称“玉柱张。”甘肃省镇原县孟坝乡什字村王地庄西边半里地本村陈姓古墓有道光九年二月立的一通碑（现仍在），上书原籍系山西洪洞县，洪武年间迁居于此，碑上书高祖陈友贤，以及其王氏先祖古居琅琊郡，有家谱著明，在明朝建文皇帝年间，由山西大槐树下集中而迁镇原。据载：“在大槐树下朝廷设有专门负责移迁的机构，办理迁移手续，并且有人护送移民，王氏先祖原是武将出身，有护送迁民之责任，来到现在的镇原县，在孟坝乡的什字落户。王姓现有二千余人，分别居住在镇原、孟坝、六山、庙集、平泉等乡镇。民国二十二年《续安阳县志》载：“按民籍，洪武初，自山西洪洞县迁来者颇多。”境内大部土著居民世代相传：祖居山西，洪武年间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洪洞迁民的传说，已历六百余年。县西水冶镇一带群众，传留下来的一些姓氏、族谱，也多把大槐树下迁来的先祖为其始祖。
山东省嘉祥县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百分之七十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一九八三年五月河北赞皇县地名办公室编《赞皇地名资料汇编》记载，赞皇县当时二十一个乡镇，二百一十二个行政村，自明代洪武、永乐到清初，由山西洪洞等地迁来赞皇的居民分散在十八个乡，六十五个村庄，多在淮、济河两岸。
河南省济源市汉族群众多为明代洪武年间山西移民的后裔。元末明初，怀庆一带由于连年战争，致使该地几乎成为“无人之地”。济源地处山西高原往中原之要冲，为山西迁往中原之民必经之路，加之此处山清水秀，不少被迁之民到此便择地而居，繁衍生息。根据济源众多家谱、墓志、祠堂碑铭记载，济源现住人口中十有八九为明洪武年间自山西省洪洞县迁来济源的移民后裔。民间世代流传的“我的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河南省南阳市，明初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南阳后，官府规定的是每人给十五亩地、两亩菜地。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南阳肥田沃野，一片连着一片，谁有本事把地开垦出来就算谁的。这一下子移民们可就慌了手脚。有的人家牵牛犁沟占地，围着大块地犁上一圈，这块地就算他家的了；有的人家在地里栽上木桩，写上姓名，就算他名下的土地了；还有人家且在一块地周边种，里边的土地待以后再去开垦。洪洞移民迁入南阳，使各州县的人口得以增长，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境人口增至一点四八万户，九点一二万余人。到明朝中期，南阳的官、民田地已达十八点六九万顷，夏税四点三万斗。同时，移民们还开发了铜矿、硫铁矿、铅银矿、煤矿等。随着迁民的移入，南阳又渐趋繁华。据说，明初的洪洞移民来到此处后，种下一棵槐树。到清初时，此槐已长得十分高大壮实。因槐树主干弯曲，人称槐树弯。后来“弯”讹（）写为“湾”。清乾隆时兴起逢双日集市，又名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
      陕西省山阳县新编《山阳县志》载：“明洪武后期及永乐年间，先后有山西移民进入山阳。明成化年间，这些‘大槐树人’，在县城东街修建‘山西会馆’，主神位塑三国时山西解州人关羽像。以倡忠义互济，防范异乡欺凌。”又载：“一九八五年调查，明代初期，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入山阳的计有二十多姓。”新编《商南县志》载：“从山西大槐树迁移到商南定居于富水、曹营、清油河、白玉一带。”据一些人珍藏的家谱和碑文记载：清油河的李氏家族、梁家湾的魏氏家族、段氏家族，县城西关的余氏家族、东关的王氏家族共二十余户族，就是当年的移民。他们入境后，跑马为界，插草为标，垦荒种粮，繁衍生息。陕西省丹凤县新编《丹凤县志》载：明初由山西大槐树移民处介绍多次迁徙到丹凤县境内的移民有数十个姓氏。所迁徙来定居后的这部分人的后裔都称他们是“山西大槐树底下人”。
统治山西三十多年的阎锡山，也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山西省政协编写的《阎锡山统治山西事实》一书，写有阎锡山祖籍洪洞。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去世时，阎锡山所写的《哀启》中曾说：“先世于明洪武初，由洪洞县棘针沟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终乃定居河边村，遂隶籍五台。”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原名韩阿虎，生父韩鸿翼。阿虎过继给婶母的弟弟宋氏，改姓宋。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当地人称商人为老板，惟见于韩鸿翼称先生。在文昌，韩姓大都经商。明代韩姓商人在山西经商享有盛名。清兵入关后，韩姓族人忠于明皇，乃举族南迁，渡过琼（qing）州海峡定居海南岛。到阿虎出生时，韩姓族人在文昌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基本上与当地汉、黎人民融为一体了。一九四四年宋霭（ǎi）龄同孔祥熙结婚时，宋耀如对孔祥熙说：“你是山西人，我们宋家的祖先也是山西人，咱们还是老乡呢。”宋氏祖先开晋人赴琼（qing）经商之先河。善于经商的山西人，足迹遍于海内外。
      四川乐山市沙湾区郭沫若旧居的二道门，门楣上一黑底金字大横匾“汾阳世第”赫然在目，横匾引起了不少游客的注意。郭老五十年代参观杏花村汾酒厂时曾说其先人是山西人。郭老是否真是挽救一代危亡的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尚无研究。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再造唐室，建立了奇功。唐肃宗李亨在上元三年封他为“汾阳王”，屯兵绛州，因此世人称之为郭汾阳，以致民间相传郭子仪是汾阳县郭家庄人。因汾阳是郭氏根之所在，汾阳县古代被称作汾阳之邑，其后人均公认汾阳县是郭子仪食邑之地。另一说在今新绛县北，新绛县境现还有汾阳洞等地名。祁韵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万里行程记》，书中谈道：“余世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原来寿阳祁氏是山西的一大望族。其始祖祁旺于明朝初年从洪洞迁居寿阳，世世代代务农，到第十二代才出了“士子”。祁韵士是他家十五世裔孙，致力于蒙古历史地理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清朝末年，那个曾经上疏（shū）变法，兴办洋务运动，因而在近代史上颇有名声的张之洞，也是洪洞移民的后裔之一。时人胡钧曾撰写了《张文襄公年谱》谈道：“公讳之洞，字荐达，号香涛……”先世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山右民实嵌（kn）辅。”张之洞的先祖也从洪洞县迁来，从洪洞县迁移到当时河北的郭县(现属通县)。先祖名张本，本生子张立，立生子张端，张端在南直隶繁昌县狄港当巡检，又从郭县迁移到天津南皮县东门印子头，号称“东门张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是山西五台县人。在他所著《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听长辈讲，我家祖上是几兄弟从洪洞迁居，落脚五台山下。永安村的徐姓属迁居始祖的第三分支之后裔。到我这一辈是十九世孙。”
      现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其祖上也是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据《温氏家谱》记述：“吾温氏原籍山西洪洞县之大槐树村，明季永乐年间因大河以北兵燹（xiǎn）连年，死亡过甚，遂由各处移民以实河北，我先世亦於是时始迁宝坻（dǐ）县之刘快庄，既又徙今之宜兴埠。”温氏家族刚迁徒到宜兴埠时，那里尚是河塘相连的鱼米之乡，其合族当初不是以种粮为生，而是以捕鱼为业。但到民国三十年，温氏家族重修家谱之时，宜兴埠（b）当年的鱼米之乡景象已然不复存在。现在再看，当然更是黄土遍地。清朝中业，由於地方治安不靖，温氏族人为捍卫乡间，开始练习武艺。及至道光年间，温氏家族的武功，已是远近闻名，族人中曾经屡出武状元。温氏家谱中写道：“智泉公遂以武学大魁天下，湘泉公以剿（jiǎo）平捻（nin）匪功当给头品顶戴花翎，化周公中式甲辰进士，历任山东登州统兵，武功政绩振振一时。至今街有祖遗盔钟弓刀永为世宝。”到清朝晚期，温氏族人的努力方向亦发生了变化。从润齐公开始，由武转儒，着力研究理学，而身为妇人的徐夫人熟娴经史。此后，温氏合族遂以耕读为务，家风因之一变。清末民初之时，温氏家族读书人层出不穷，有的更远洋留学于欧洲。
      随着一次次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洪洞移民后裔中，也有不少人迁到东南亚、欧美等国，特别是流迁到和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省。当蒋家王朝离开大陆，随其登上孤岛的人中，自然不乏洪洞移民的后代。虽然时移境迁，移民后裔依然在关注着祖国的变化。这种怀念故土、眷恋古槐的情结在海外文人学士中尤为突出，各种有关记述散见于海内外各类报章杂志中。例如，祖籍河北高阳县的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吾族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山东、河北两省于该时迁来者不少。大家都说是由大槐树底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的军官重回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盖当时迁民时，都在此处聚集，再往各处出发。所以众口一词说大槐树底下是家乡。”台湾的李书华先生在《李石曾先生及少年时期》一书中写道：“李氏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至河北高阳县。”祖籍河北深县的李金洲在《海外忆往补遗》中自认：“李氏家族自明初燕王朱棣定居河北后，由山西洪洞移民来此。”
      令人惊奇的是，洪洞移民竟把晋南的戏剧传播到江苏徐州。元末明初，黄河两岸的蒲州和同州，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叫山陕梆子，又称“乱弹”或“桄（guāng）桄子”。元末明初这个剧种的雏形，就由洪洞移民传播到江淮流域，江苏徐州盛行的梆子戏即由此而来。时人于道钦写了一本《洪苏梆子戏概述》，谈到江苏“丰县蒋门、蒋花架子（艺名）约生于乾隆十年，祖上系由洪洞县迁来，居住蒋家楼，会戏三百余出。
     陕北米脂县郭兴庄乡面积有三点*周被横山县的土地所包围，是隶属米脂县的一块飞地，被米脂人称为米脂县的“孟加拉国”（飞地的意思）有三个行政村组成，愉林土瓜村是其中一个自然村，村中由张、李二姓人家组成。张姓的祖先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是公元一三八○年奉诏迁移陕西的一支，在这里已延传了十八代。李姓来自愉林王沙土瓜，也已在此延传了十几代，两姓人家数百年来和睦相处，并创造延传了古老的秧歌文化。唱秧歌前，汉子们在他家扮好装、穿好衣，还有孩子们，因为秧歌的传延就是每年的这几天中来教孩子们的，靠他们一代代地传下去。秧歌在伞头的带领下吹起长铜号，打起铿（kēng）锣，浩壮地向村中的龙王、关公、土地三座庙走去，在大年初一时秧歌只拜神庙，进什么庙、见什么神、唱什么曲，这就要看伞头的本事。曲中唱道：
正月儿里头一天，引上社火拜老爷
老爷坐在金銮殿，五谷丰登太平年
……
龙王庙儿修得高、三滴水儿一眼窝
四海龙王空中绕，清风细雨洒清苗（王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