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琪[1]
       王锡爵（1534－1611），字元驭，号荆石，谥文肃，赠太傅，明南直隶太仓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中会元、榜眼，授编修。此后，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十二年（1584年），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为次辅。万历二十年（1592年），再拜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即首相），任内又晋升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万历二十二年，八辞乞休，皇帝仍加其原官衔，派官员护归。及至王锡爵晚年，万历帝还屡召其复出为相，以重整朝纲，然而最终王锡爵因故未能再度出山。
王锡爵入阁为相期间，他一再恳请建储，早立太子；并力求改革朝政，中兴大明，特别是要求加强内阁和宰相的权力，防止宦官篡权乱政。这些都是关系到明朝国运盛衰和前途走向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举措，可惜未能有效实施。后来晚明历史的发展，证明王锡爵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这也充分映衬出他事主报国的赤胆忠心和政治上的高瞻远瞩。
王锡爵是太仓历史上担任朝廷官职最高的一人，也是苏州大市和江苏全省范围内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间官至首相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因其位高权重，所以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影响巨大。2011年2月11日，为一代名相王锡爵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日，笔者特撰写此文，以表达对于乡贤王锡爵先生的崇敬之情与怀念之意！
崛起海滨  榜眼及第
王锡爵家族的先世源出太原，故称太原王氏。太原王氏为我国王姓的主要支系，历代名贤辈出，彪炳史册。宋元时代，王锡爵的祖先因避战乱，迁徙江南，定居于今太仓浏河镇墅沟一带，并在此繁衍生息，逐步发展成为太仓地区显赫重要的世家大族。
     明朝嘉靖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元1534年8月30日）午时，王锡爵出生在南直隶太仓州娄江与长江交汇处（在今太仓浏河镇）的一户中产之家。因为当日王锡爵出生前，有数以万计的麻雀飞来，汇聚在王家宅上，故王锡爵父亲王梦祥便为儿子起了“锡爵”的名字。（在古代汉语里，“爵”与“雀”互为通假字。）
     王锡爵的父亲王梦祥幼时警颖善诵，声闻里中。十六岁时便考取太仓州学生员，后曾贡入南京国子监深造，颇具才学。母亲吴氏出生于嘉定县塘南镇的一户富庶人家，为人善良，知书达理，勤劳能干，见识不凡。父母身上的优秀品格对王锡爵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梦祥教育儿子王锡爵、王鼎爵兄弟潜心读书，抵御外界诱惑，故而王锡爵兄弟一生品行淳厚正直，从无骄奢淫逸的行为。
     为了读书上进，王锡爵曾投拜在寓居太仓三家市的举人潘子禄的门下，深得其在《春秋》学上的真传，从而打下了一生学问的根基，后来王锡爵曾编撰有多部《春秋》学的著作。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锡爵十三岁时便考取太仓州学学生，即“秀才”。此后几年，他曾多次获得州学科试第一，所写的试文被同窗奉为“金科玉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秋八月，王锡爵又以《春秋》经中南京应天乡试，名列第四，成了一名举人。四年之后，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十九岁的王锡爵赴京参加会试、殿试。他会试中第一，殿试中第二，一举获得了“会元”、“榜眼”两项殊荣，令人称羡。
历任要职  刚直不阿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榜眼王锡爵与同科状元申时行、探花余有丁被分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修撰，从此他步入政坛，开始了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此后二十年间，王锡爵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右侍郎和《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副总裁等要职，在明代嘉靖后期、隆庆和万历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
王锡爵任事勤勉、才华出众，故得到万历初年的当朝宰相（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重视，并一再委以重任，王锡爵也对张居正开创的加强中央集权、推动富国强兵的改革予以坚决的支持。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张居正被皇帝和朝廷彻底否定。王锡爵当时虽然在野，仍秉公心，持正论，要求客观评价张居正的伟大功绩，并说：“江陵相业仆始终不甚非之”。后来，王锡爵为相之时，亦力求通过改革救国治国，其精神实质确与张居正改革一脉相承。
王锡爵为人刚烈正直，不阿权贵，他曾经因为论辨朝中政事而得罪过前后两任当朝宰相高拱和张居正。隆庆五年（1571 年），王锡爵因指责吏科都给事中言事不当，结果被首辅高拱贬谪到南京翰林院的闲散职位上。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因病去世，张居正不愿按朝廷制度离职守孝，竟反而使用廷杖等高压手段来压制朝臣们的反对声音，用重刑杖打赵用贤、吴中行等官员。对于张居正暴力镇压朝臣的举动，王锡爵持保留和反对的意见，并不畏监视和威胁，同情、照顾赵、吴等人。第二年六月，王锡爵以回乡省亲为由，毅然退出了张居正掌控下的北京朝廷，回到太仓浏河家中闲居。
屡恳建储  苦争出阁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之后，明神宗（即万历帝）对内阁及各部院进行了改组，调整了许多重要部门的职位人选。王锡爵于万历十一年年底，在太仓州城的家中，得旨被召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次辅），首开了明代历史上在家中即拜为内阁大学士的先例。
王锡爵在返朝之际，上疏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为明神宗所褒纳，所减民间财力之数约白银百万两。
立储（即 太子）之事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下一代皇帝的素质，是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王锡爵在次辅任上，与首辅申时行及另两位次辅许国、王家屏等屡疏恳请册立明神宗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内心倾向于皇三子朱常洵，故对宰相们的建议或置之不理，或再三推诿。立储的久拖不决，使王锡爵颇为失望，不久因母亲病重，遂告假返乡。
在王锡爵里居的一年多时间中，前后两任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王家屏都因为立储之事被迫辞职而去，因此明神宗急召王锡爵入京任首辅大学士（首相）。              王锡爵还朝后，神宗又意欲将三位皇子同时并封为王。经王锡爵与满朝群臣再三要求，神宗最终同意停罢“三王并封”，并让皇长子率先“出阁读书”。皇长子的储君地位从此基本确立，后被立为太子，继位为帝，即明光宗，又称泰昌帝。
王锡爵为争取册立太子及尽早出阁读书，经多年忠恳苦谏，累上百疏，终得皇长子“出阁豫教”，这对促进晚明政坛的稳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庙堂运筹  援朝抗倭
王锡爵在内阁首辅任上，曾经指挥过万历“壬辰抗倭援朝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五月，日本关白（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丰臣秀吉遣倭兵十数万攻朝鲜，陷王京（即汉城，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奔至鸭绿江中朝边境，向中国求援。当时，王锡爵尚在太仓家中，故万历帝连召催促王锡爵速速入京，筹画军国大事。
倭寇侵朝前两月，宁夏致仕副总兵、蒙古族人哱拜也起兵造反，气势颇为猖獗。同时面对东、西两场战争，明朝政府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朝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缺乏共识。因万历帝此时非常担忧宁夏战事，故王锡爵在赴京途中，即发书告知皇帝和内阁，称哱拜之乱不足为虑，倭寇实为劲敌，应将明军主力开赴朝鲜战场。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果如王锡爵所料，哱拜之乱不久即被平定，而抗倭战争前后持续了七年。
王锡爵回京莅任后，多次发书给在朝鲜的明军统帅宋应昌、主将李如松等高级将领，指授机宜，恳加申诫，要求他们扼险居要，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但不可轻敌，不可硬拼，务期全胜；同时，告诫他们要整顿军纪，不可欺侮朝人，更不可滥杀日军俘虏。
在明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败退到朝鲜半岛东南沿海一带。明军收复包括平壤、汉城在内的朝鲜主要城市和绝大多数国土，使朝鲜李氏王朝存亡继绝，起死回生。经中、朝与日本两方谈判，日军同意撤出朝鲜。为了防止日军卷土重来，王锡爵支持采纳宋应昌所提出的关于明军留驻朝鲜，并在朝鲜屯田、开矿，以解决入朝明军每年庞大的军费、军粮供给问题的方案。由于朝鲜方面对这个方案持保留意见以及明朝自身的边患防卫需要，和国内中原一带发生严重的水灾，财政极为困难，明军被迫撤回国内。
王锡爵辞相归隐后，仍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后续发展。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万历帝向国内各地派出矿税太监，四处横征暴敛，造成民间扰动不安。王锡爵当时便指出倭寇可能趁此机会，再度发动侵朝战争。果不其然，当年九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朝鲜。
心系民瘼  纾困赈灾
王锡爵在内阁次辅、首辅任上，非常关心普通民众的生计冷暖，尽量为他们减轻压在身上的沉重经济负担。王锡爵曾一再上疏万历帝，劝谏皇帝不要催钱催粮，聚敛财富；又说：“上供一分，民费三倍；民出数金，害及数家 ”，恳求皇帝深体民生之艰难，多施行一些恩惠泽民的德政。
王锡爵身为吴人，出于身份回避的考虑，他一般不为家乡江南地区谋求特殊照顾。但是，每当家乡一带，如太仓、嘉定、上海、苏州等地发生较大的自然灾荒，他又必当上疏朝廷和皇帝，恳求宽免钱粮，桑梓赖以更生。从王锡爵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六年(1608年)等年份中，王锡爵都曾递交过请求减免江南钱粮的奏疏和公牍。王锡爵还在公文中特别指出，自明初以来江南赋税甲于天下，人民负担最重，平常年份尚可勉强应付，而一旦遇有天灾人祸，百姓则穷困交迫，难以为生，祈请朝廷“别求理财足用之术，不必尽仰江南”。万历三十六年，江南一带发生大水灾，王锡爵因此致书三位内阁大学士及户部尚书，为遭受严重水灾的家乡太仓一带恳求减免税赋，云：“敝乡（指太仓及周边府县）积雨连月，大浸稽天，不佞日耳号痛之声，日睹颠连之状，身虽在野，不忍坐视”；“敝乡故称水国……总不若今年之甚也。草野病人，虽一步不能出门，而穷民恸哭鼓噪之声，日彻于耳，不得不据实上闻，以祈哀恤……乃朦瞽愚计独以为救灾而不及救乱，议赈而不及议蠲，议蠲而止宽积逋，不及现征，恐元元喘喘之命终无全理。……目前桑梓嗷嗷大乱，则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门下，伏乞酌量边腹之重轻、军民之缓急，别求理财足用之术，不必尽仰江南”。
王锡爵还曾经认真负责地亲自领导过万历二十一年的中原特大水灾的赈灾工作，挽救回成千上万的灾民性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河南大部、苏北、鲁南连旬大雨，洪水泛滥，造成当地粮食绝收，庐舍荡然。至该年年底和第二年上半年，灾区出现大范围的饥馑状况，大批灾民因饥病死亡。王锡爵为此忧心如焚，他连上数疏，请求蠲免当地原应缴纳的赋税，并筹措了数额巨大的赈灾钱粮派发灾区。此外，王锡爵还带头率百官捐献数月官俸赈灾，并恳请皇帝、太后、皇后及后宫尽力捐款，以缓解赈灾经费不足之困。据钦差赈灾官员钟化民《救荒图说》的统计，该次受赈济灾民人数达到4746万人之多。由于王锡爵对赈灾的强烈呼吁和积极有效领导，终于使河南、苏北、鲁南灾区最终幸运地度过这次劫难，挽救回灾民性命以数百万计。
更化朝政  消弭宦祸
王锡爵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赴京途中被任命为大明王朝的首辅大学士的，在任期间，他被晋升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作为一名忠君忧国的首相和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针对当时朝廷中出现的争论纷嚣、上下抵触、政事荒怠的亡国败象，提出了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希望通过改革，更化朝政，再度迎来大明王朝的中兴时代。
王锡爵的政治改革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万历二十一年及次年先后所上的《定国论一政体疏》、《因言辨论并劝录用人才疏》、《申请举行〈泰交〉、〈用人〉原奏疏》等奏疏中。王锡爵主张：首先，万历帝应当锐意思治，勤政宽仁，协和上下，改善与朝臣们的关系，使朝廷上下形成和衷共济、励精图治的良好政治氛围；其次，适当地强化内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机构的权力，合理划分内阁与其他中央政务部门的权责界限，整体上提升明代中央政府的效能；然后，再进一步整顿吏治，肃清政风，改善民生，使天下得以大治。
加强阁权（相权）是王锡爵政治改革方案中的核心。在他看来，加强相权，树立内阁及大学士的权威，不仅可以解决明朝中央政府各部门互相牵制干扰、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在皇帝长期荒怠废政的情况下，只有巩固和强化强有力的相权，才能有效遏止后妃、外戚之权，尤其是宦官之权的迅速膨胀，防止他们把持、篡夺国家政权。后来明熹宗（即天启帝）时，魏忠贤阉党轻易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大肆迫害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大批朝廷官员，就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缺少强有力的内阁和宰相。历史最终证明了王锡爵的苦谏和忠告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王锡爵积极呼唤改革，推动改革，想做张居正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有作为的大明首相。但万历帝此时不愿真正实施王锡爵的改革方案，群臣亦对王锡爵有所误解，因此改革缺乏实际开展推行的条件，王锡爵虽再三努力，但难有显著成效，遂激流勇退，告老还乡，结束了他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
暮年归隐  报猷遗恨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六月，王锡爵辞别北京朝廷，返回故乡太仓，从此在家乡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六年的时光。
    在归隐故里的这十多年中，尽管王锡爵已从相位退下，秉持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不轻易出位议论朝政，但他依旧对大明王朝日渐衰微的国运和广大百姓日益艰难的生计，忧心忡忡，难以释怀。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及十月，明神宗两次以修复宫殿需要经费为由， 向全国各地派出大量矿税太监，开采各种矿藏，征收苛捐杂税，上进宫中。由于矿税太监在各地欺行霸市，搜刮民财，欺压百姓，激起了巨大民愤。王锡爵曾多次利用答复感谢皇帝慰问的机会，一再请求万历帝尽快取消矿税太监的这一祸国蠹民的大弊政。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五、六月间，北京大明朝廷重组内阁，明神宗在会推阁臣名单之外，又特召王锡爵入阁，并再次拜为首辅大学士。皇帝在两、三年间前后共颁发了八道圣旨，召请王锡爵入朝主持国是大计。王锡爵则再三上疏，坚辞不出，并趁着上疏的机会，屡进忠言良箴，恳切劝谏皇帝尽快取消弊政，推行良治，以化解内外危机，挽救大明国运。这些建议系王锡爵积多年郁郁赤忠与历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剖心沥血写成，对于治国理政都有切实的助益。最终，王锡爵因故未能再度出山，未能为中兴大明，而再竭忠恳“老骥”之余力。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611年2月11日），王锡爵病逝于太仓家中。
有关一代名相王锡爵的评论与研究
几百年来，有许多明清文人、官员及当代研究者对王锡爵的崇高人格、煌煌相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上（指万历帝）辅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洁、嫉恶之严，无如王太仓相公（即王锡爵）。
                       ——晚明学者、文学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浩然刚大之气，苍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海之文，挺然弦矢之直。报主心丹，忧时发白。……人以为不贪不谣，公之隐行；不骄不伐，公之卓识。而无若召对之面褒曰“忠孝两全”，召起之温旨曰“时怀明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拱手叹服而不敢及者耶！
                 ——晚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王文肃公荆石先生像赞》
    赤眼黄须，病鹤瘦龟。胸富万有之藏，如金流铁液，□□而是；文□千丈之焰，如利刀快剑，望空而挥。立朝有砥柱之正色，奉亲有孺慕之极思。心虽不谅于当世，而忠诚孚夫人主。泽虽未究于斯民，而声称浃乎于兹。知难而退，成功不居，夫虽古之名臣，则将斯□□□。
           ——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王文肃公像赞》
    荆石牗主无不至，诚得古大臣体，而无如郑昵坚何。防党祸最先，言党祸最痛悉，此后且五十年坐党败，而早如烛计！……古论朋党有及此者乎？哲人知几，吾顿首其学矣！至于论“边事三反”，明季坐是而穷，迄穷时，尚未有知其故者。如文肃者，昔“三杨”犹未能望其项背也已！彼得为，而此在能为、欲为之间，嗟乎时为之欤？
                   ——清初明遗民、史学家查继佐纪传体明代史《罪惟录》
锡爵在阁时，尝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振河南饥，帝皆无忤，眷礼逾前后诸辅臣。其救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尤为世所称。
                              ——清乾隆钦定《明史》之《王锡爵传》
内阁与六卿的权力之争实质上是以内阁为相，还是以六部为相的问题。由于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帝未能从制度上承认内阁的宰相化发展，从而使嘉靖、万历年间较高的内阁权力到明末（天启、崇祯时）又跌落下来，没有一个敢于担当责任，“起隳振衰”的阁臣。最后是六部也没有分相权，内阁也未聚相权，而让宦官渔翁得利，政局遂一至不可收拾。崇祯帝力图中兴，同样被化作一枕黄粱。
                                   ——当代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
    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
                                    ——当代石悦《明朝的那些事儿》
对于国家大事，王锡爵呕心沥血，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对于皇帝的不当言行、思想，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多能勇于力谏、持于苦谏、善于讽谏，为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恳请建储，二是力求改革朝政，加强相权……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王锡爵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更加映衬出他的赤胆忠心和政治远见。——当代高琪《王锡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