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王氏以入居莘县的王言为第一代，世称三槐王氏始祖。此后家族的奋斗、发展脉络则非常清晰。王言虽为黎阳令，但史籍无名。其子王彻，状元及第，但王彻虽有文才，却无官运，仕止左拾遗，在五代的史书上，也未能占有一席之地。可他毕竟为三槐王氏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直到第三代，王彻之子王祜，家族才得到了发展的良机。这固然因为王祜本人所具备的才能和品格，同时，宋朝的统一，战乱的勘定，也是家族发展的契机。王祜抓住了这个时机，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又在无意中保护了宋太宗的岳父符彦卿，给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太宗即位后，王祜被重用。他虽受卢多逊排挤，但最终回朝任要职。他在首都开封建立家宅，成为三槐王氏的真正创始人。下面重点从《史册》中所记载的来考究述评王祜。
据（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王祜传》、（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祐传》记载：王祜，或作王佑（924—987年），彻子，字景叔，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生于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卒于北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年六十四。史言其“少笃志词学，性倜傥而俊”。他引起别人注目，是在后晋天福年间( 936—944年)，以书见宰相桑维翰，维翰称誉其文“藻丽，由是名闻京师”，“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那时的王祜，还不到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大好时光。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二《进士》记载：桑维翰与王祜的父亲王彻是同光三年同榜进士。是年取进士四人，“王彻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桑维翰后来官至宰相，还是五代乱世有名的宰相。而王彻的官位，只做到左拾遗。桑维翰对王祜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的奖掖，恐怕多少也有一些对王彻这个同年的情感在里边。
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纪》六、卷二八六《后汉纪》一记载。五代后汉初，朝旨欲杜重威移镇睢阳，杜重威“反侧不自安”，叛于邺城。王祜曾劝杜重威不要反汉，但杜重威不听。杜重威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契丹挥军攻后晋，杜重威“潜腹心诣契丹牙帐，邀求重赏。契丹主绐之日：‘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降计”。“会久雪，官无所给，士卒冻馁，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骂之。”后晋亡，后汉建立，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负中国．内常疑惧。及移镇制下，复拒而不受”，竞以邺城叛。最后被后汉大军围困，食竭力尽之下，又复降汉，“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掷瓦砾诟之”
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纪》二记载：司马光评价后汉高祖刘智远复纳杜重威，认为杜重威罪大而赦之，是刑罚失当，加上杀幽州无辜，诱张琏而诛之，合三者是为“非仁”、“非信”、“非刑”。“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把这三者与国家的兴盛衰亡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在这件事情上，刘智远的处置，的确是存在重大的失误。对这样一个人人痛恨的人，不加任何惩处，反而继续让他享受高官厚禄，不能不让忠义之士寒心，也失掉了军心、民心。
据王称《东都事略》卷三○<王枯传》、（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祐传》记载：杜重威罪大恶极，所罚却轻，而王祜却因此被贬沁州司马参军，甚至乡曲之人也认为他与杜重威一样。他作书给这些人进行解释：“贻乡友以见志，辞气俊迈，人多称之。” 后周建立后，王祜曾任魏县、南乐二令。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王祜有了新的任命，为监察御史，移知光州。
北宋乾德元年(963年)二月，王祜时任礼部员外郎，“权知贡举，合格进士李肃已下六人”。同年六月，王祜知魏县。但王祜此任显然时间不长，因为紧接着，他就“以用兵岭表，徙知襄州”。此后每当用兵岭表，即徙王祜知荆湖之州。
乾德三年（965年），知制诰。
乾德四年（966年）二月二十二日，王祜复知贡举。（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奏言：“进士诸科合格者一十五人。帝恐其遗才，复令于不中选人内取其优长者，第而升之。”
开宝元年(968年)三月，王祜再知贡举。这次却闹出一点小风波，原因是王祜所取的进士中有陶邴，陶邴的父亲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太祖怀疑这次选举不实，说：“闻谷不能训子，安有登进士第者。”为此下诏云：“取士之道，责实为先。今岁辟礼闱，明悬科级，贤良之选，务在得人。世禄之家，尤宜笃学。如闻缙绅之内，朋比相容，论才苟爽于无私，擢第即成于滥进。自今应诸色举人，内有父兄骨肉食禄者，委礼部贡院于奏名之时，并列具开析，当议更与复试，贵于公道无所屈焉。”
据（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祜传》记载。同年，王祜加集贤殿修撰转户部员外郎。
开宝二年(969年)二月，赵匡胤征讨太原，以知制诰王祜知潞州，转运军需。
同年八月，王祜以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的身份权知大名府，以接替镇守大名十余年的符彦卿。符彦卿当时是天雄军节度使，（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史书说他：“委政于牙校刘思遇，思遇贪而黠，招权黩货，军府久不治，于是始议择官代之。”太祖有意处置这个拥有重兵的实力派。王祜以全家百口保符彦卿无罪。
据（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祐传》载：开宝三年（970年），太祖赵匡胤欲用兵岭表，以王祜“知潭州”。岭南南汉政权平定后，王祜被召还，“摄判吏部铨”，参知政事卢多逊“素恶桔不比己，遂出祜为镇国军行军司马”。宋太祖死，太宗即位，太平兴国初（976年），移知河中府。人为左司员外郎；拜中书舍人、充史馆修撰。太宗雍熙二年（985年），知开封府。太宗很赏识他，因于雍熙四年（987年）特拜他为兵部侍郎。可惜他为得及施展才华，便于上任后月余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追谥晋国公，累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王祜平生事迹，以保符彦卿最为著名。《宋史·王祜传》记载：“会符彦卿镇大名，颇不治，太祖以祜代之，俾察彦卿动静，谓曰：‘此卿故乡，所谓昼锦者也。’祜以百口明彦卿无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彦卿由是获免。故世谓祜有阴德。”
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六记载云：“王晋公祐（案：当为祜），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妇翁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祜）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祐（祜）径趋出。祐（祜）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能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祐（祜）曰：‘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曰：‘王祐（祜）文章之外，别有清节，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祐（祜）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祐（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祜）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祜）素知其必贵，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谓之‘三槐王氏’。”
邵伯温所记舛误甚多，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三正其误云：“按《国史》，开宝二年二月，以知制诰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帅符中令彦卿移镇风翔。八月，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时王祁公罢相已六年，晋公实自上党徙魏，不应云‘奉使还，与卿王溥官职也’。符令传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满百日免。明年，李庄武继勋镇大名，即魏州，晋公移襄州、潭州，代还，知吏部选事。六年，坐忤参知，此时卢多逊，贬华州司马。不应云‘自魏州使还即贬也’。晋公本传，太平兴国三年，自华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为左司员外郎。八年，迁中书舍人。雍熙三年，知开封府。四年，以病罢为兵部侍郎。据此，则晋公自华阴再起恰十年。邵谓‘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者，谬误尤甚。”
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亦记载此事云：“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凤翔，而以王晋公祐（祜）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日：‘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 命汝。’面授旨，径使上道。祐（祜）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日：‘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祐（祜）知襄州，彦卿竟亦无他。祐（祜）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日：‘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邵伯温以为王祜因符彦卿事被贬华州，李心传已驳正。叶梦得谓因此而徙知襄州，也不正确。王祜知襄州，在荆州高氏、湖南马氏未平定之时。此时当为徙知潭州，为平定岭南刘氏政权做准备。
至于出贬华州，《宋史·王祜传》云：“时左司员外郎侯陟自扬州还，复判铨，祜判门下省。陟所注拟，祜多驳正。卢多逊与陟善，陟因诉之，多逊素恶祜不比己，遂出祜力镇国军行军司马。”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王祜传》则云：王祜知吏部选事，“卢多逊与宰相赵普相倾，多逊欲祜协力挤普。一日，祜以唐宇文融排张说事示之，多逊不悦，至是多逊参知政事，乃黜为镇国军司马”。
总之，宋太祖让王祜搜寻符彦卿的劣迹，这可能基于对拥有兵权的武将的猜忌。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就有“杯酒释兵权”的举措。但到此时，武将的兵权已逐渐削夺，加之宋朝政权已稳固，武将再行谋叛的可能不大。况且，太祖为防范后周有实力的将领重演“陈桥兵变”的游戏，对像符彦卿这样的先朝功臣，根本不予重用，使他们没有南征北伐以建立新功业的机会。所以，对符彦卿的处置，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削弱其弟晋王赵光义的势力。符彦卿是赵光义的岳父，整治符彦卿，不仅是直接打击晋王，而且也让其他朝臣对晋王失去信心，抑制其皇位继承人的野心。王祜以全家百口保符彦卿“无罪”，太祖在无法找到借口的情况下也只好不了了之。当然，这件事也说明太祖对待文臣还是比较宽厚的，其心胸也非忮刻者可比。而王祜也因此认为自己积了阴德，“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王祜在开封建造了自己的宅院，并在宅院中栽种下了三槐。建造宅院与种植三槐可能并不是同一时间。但手植三槐的传说流传广远，以至于王氏以三槐命名，在中国王姓二十一望之外，别立宗派，成为王氏重要的一支，王祜也因此成为真正的开山之祖。
三槐王氏的发迹，是由王祜肇其端的。王祜，据（元）脱脱《宋史》卷二八九二《王旦传》记载：三槐王氏之所以得名，也是因为王祜的所为。他在庭院中，亲手种植下三棵槐树，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以“三槐”喻“三公”，出自《周礼·秋官·朝士》：“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 面三槐，三公为焉。”《注》：“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王祜深信自己积有阴德，后代子孙必有位至三公者。在宋代，三公是宰相的加官，故王祜是暗示其子孙必为宰相的。后其子王旦果然成为宰相，实现了他发达家族的愿望，也为家族赢得了“三槐王氏”的美名。
据（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祐传》记载：王祐（祜）生平才德兼著，很得君王赏识，太祖往往把他用在最需要人才、最关键的地方。太祖欲平荆州、湖南，首先用他知襄州。湖南平定，要用兵岭南，又用王祜知潭州。这些任命，是因为王祜善于做军队的后勤工作。他于开宝二年（969年）知潞州，便是因太祖征太原，“诸州饷馈集上党城中，车乘塞路，上闻之，将以稽留罪转运使。赵普曰：‘六师方至，而转运使以获罪闻，敌必谓储峙不充，有以窥我矣，非威远之道也。俾能治剧者，往莅其州足矣”’。王祜到任后，果然“馈饷无乏，路亦无壅”。
（元）脱脱《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曰：王祜一生，喜奖掖后进，喜与有清节的官员交往，在这方面保存了不少史料。毕士安在真宗朝曾为宰相，他在还没有发迹时，“凡交游无党援，唯王祐、吕端见引重，王旦、寇准、杨亿相友善，王禹爯、陈彭年皆门人也”。
（元）脱脱《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曰：王嗣宗为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进士第一（状元），史书称其“少力学自奋，游京师，以文谒王祜，颇见优待”。
（元）脱脱《宋史》卷二九六《杨徽之传》曰：杨徽之是北宋初名臣，“纯厚清介”，“寡谐于俗，唯李防、王祐深所推服”。
（元）脱脱《宋史》卷四四○《柳开传》曰：柳开是北宋初著名的古文大家。在未成名前，“尚气自任，不顾小节”。“王祐知大名，开以文贽，大蒙赏激。”
（元）脱脱《宋史》卷四四一《李建中传》曰：李建中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幼好学……侍母居洛阳，聚学以自给。携文游京师，为王祜所延誉”。
（元）脱脱《宋史》卷四五七《李渎传》曰：李渎是北宋初洛阳隐士，“淳澹好古，博览经史”。“王祐典河中，深加礼待，自是多闻于时。”
（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祐传》曰：王祜曾数次“知贡举”，掌握选录进士的权力，他利用机会，“多拔擢寒俊，毕士安、柴成务皆其所取也”。
以上这些人，无论幽显，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比较好的品格。通过这些也使我们了解了王祜的为人与品质。
王祜在当时还颇有行义之名。《宋史·柳开传》云：柳开“性倜傥重义。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开询其名，则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祜笃义，将丐之”。最后，柳开倾囊相助，打发了此人。这件事虽然是柳开行义，但王祜有如此重名，以至士人千里求援，则他平日慷慨好义可知。
（元）脱脱《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曰：王祜在生前就已受到同时代人的敬重。李至在太宗朝官至参知政事。“赋《五君咏》，为（徐）铉及李昉、石熙载、王祐、李穆作也。”王祜位不及宰辅，却让位高权重的人景慕，这是他平日涵养品德修为的结果。
王祜所处的时代，正是五代后期到宋初，天下由大乱逐渐走向安定有序的时候。北宋初，一切政治制度正在创立和逐步完善，统一战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王祜的仕宦之迹，也说明了这个时代的变革。王祜在北宋乾德元年（963年）知魏县。这次任命，同时有四个人，颇有些特殊性。因为，知馆陶县的奚屿为大理正，王祜与知永济县的杨应梦同为监察御史，知临清县的于继征为屯田员外郎。（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二五诏曰：“河朔右地，魏为大名，分治剧邑，常用能吏。近多旷败之政，殊昧抚绥之方，致逋吾民，以失常赋。思慎嫠于县务，特选士于朝行，断自朕心，以重其事。”这开创了宋代朝臣知县事的先例，这是宋初为改善地方吏治做出的重要改革，同时也是宋代官员“官、职、差遣”互相分离的最早的具体史实。
地方知县由朝官出任，直接由皇帝任命，这有利于地方事权收归中央，极大地抑制了唐末以来地方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五代乱离，改朝换代，都是由握有军权的将领完成的，宋太祖赵匡胤虽然采用手段，收缴了节度使的兵权，但并未从制度上保证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如果知县、知州仍然在节度使的掌握中，朝廷不能随意调动，则即使收缴了兵权，也难保后代不出地方军事首领建成国中之国。地方治民之官直接衔朝命、带京职，则是地方官对朝廷负责，否则就可能随时被撤换，保证了朝廷政令的贯彻和执行，从而使地方实力派失去盘踞一方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是与财权也收归中央同时进行的。王祜以朝官出知魏县，正是宋初务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他数度出知地方州郡，也反映了宋初统一战争，不仅需要善于治理地方的能吏，在紧邻战争后方，还需要有搞好军事运输、做好后勤工作的干员。王祜的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最重要的是，由于王祜保护了符彦卿，等于以身家性命做赌注，去为儿子铺就前程。同时，他广泛的交游，对人才的爱护，虽出于天性，却为儿子王旦编制成了一张非常有用的、颇为宽大的关系网，他拔擢的寒俊士人，如毕士安，后为宰相；王嗣宗状元及第；柳开、杨徽之、李建中进士及第，四人亦为名臣。这些人后来都与其子王旦同殿为臣，对王旦的仕途通达不可能不起作用，因无直接的证据，只能略之。
总之，王祜不仅文学水平较高，诗文受当时的文人推许。同时，他以百口明符彦卿不反，不党同卢多逊倾陷赵普，品德也非一般人可。宋太宗称赞王祜“文章清节兼著”，高明直谅，大懔节然。这应是对王祜的最高评价了。王氏族人共认，其宗族的繁荣昌盛，都是拜受这为传奇宗祖王祜的恩赐所致。为纪念王祜之功，本支族遂称为“三槐王氏”，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王祜之曾孙王巩、玄孙王震在汴京东门外建王氏宗祠，堂号为“三槐堂”。北宋名臣、大文学家苏东坡撰写著名的《三槐堂铭》也广为流传。
王祜先后有两位妻子：娶任氏，继边氏。分别封为徐国夫人、秦国夫人，生子三：懿、旦、旭。详见《宋史》本传。 至于王祜的弟弟王祉，也只是《王氏宗谱》有记载：“字景安，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壬辰（932年）十月十六日生，后晋天福未举进士，不第。宋建隆初，举茂才，授河南陆海州（今汝州）教授，卒真宗咸平五年壬寅（1002年）三月，年七十一。葬莘县东北群贤堡。”“配田氏，赠博平郡君，子一献。”
翻检史册，已出现了有关“王祜”或“王祐”不少资料，其所发现，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探研史籍，反复考证，综上所述，我还是赞同杨巨源先生的观点和见解。王祜 〓 王祐，史证实属一人，认为应以“王祜” 为是。
一作“王祜”，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十五史》、（宋）王称《东都事略》卷《王祜传》、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九《三槐堂铭》、（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和（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之史书为代表。
另一作“王祐”，以（元）脱脱《宋史》卷《王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和《太宗实录》为代表。
还有一作以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六亦记载：王祐（祜）并存；其他各书或“祐”或“祜”，莫衷一是；有的则两说并存，不置可否。究其原因，概由历代手抄或木版印书错讹所致。在研究三槐王氏发展史的过程中，不可不将此历史悬案作个结论。笔者赞同杨巨源先生的观点和见解，经多方考证，认为应以“王祜” 为是，其探研中有以下四个方面理解：
第一，“祐”与“祜”，字形极相近，二字都是9划，唯第六笔为一撇，一为竖。手抄或刻版时稍不注意，便会将此作彼，混淆不清，印刷容易舛误。
第二，以字推名，当为“祜”。古人成年后，在姓名之外要取个别名，称为“字”。因为字是用来进一步表达名的含义的，故称“表字”。字与名的关系有两种形式：一为相谐，一为相反。三国时的诸葛亮字孔明，“亮”和“明”同义，这是相谐；唐代的韩愈字退之，“愈”者居多。王旦生于凌晨，取名旦，字子明。“旦”指日出，与“明”相谐，可见其父是十分注重名和字的关系的。王旦之父，字“景叔”，“景”的意思是大，“叔”的意思是好。古人常将“景”与“福”相配，《诗·小雅》中便有“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之名，这里的“景福”便是大福。“祜”字的本义是福，取名为“祜”，字“景叔”，加起来就是大福，顺理成章，完全符合古人依名取字的规律。而“祐”字的意思是保佑，和“景”无论如何也配不起来。由此分析，王旦之父名“王祜”无疑。《续资治通鉴长篇》据此定为“王祜”，理由十分充足。
第三，就运笔特点而论，将“祜”误写为“祐”的可能性很大，而将“祐” 误写为“祜”的可能性则小得多。按照书写规律分析，写“古”字的一竖时，因为接下来的一笔是“口”字的一竖，故不可能写得很垂直，稍偏一些，便形似“右”字。而写“右”字时的一撇时，撇可能有长短，但写成垂直一竖的可能性极小。由此看来，一些书中的“祐”当为“祜”的误写。
第四，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仅据《华阳集》中的一篇碑文便将正史中的“王祜”改作“王祐”，有些过于草率。王珪的《华阳集》中载有《王素墓志铭》一文，文中王旦之父的姓名是“王祐”。《二十四史》标点者据此认为，王素是王旦之子，孙子的墓志铭中，当不会把祖父的名讳写错，于是便在标点本中将《二十四史》原本中“王祜”改作“王祐”，并加了“校勘记”。孰不知，此《王素墓志铭》并非碑铭原件，而是后人从碑上抄下来或据作者手稿刻印成书的，“祜”便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祐”。古籍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退一步讲，如果说孙子的墓志铭中记载的祖父的名字一定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四库全书》中所载欧阳修为王旦所撰的碑铭中明确地写着“皇考讳祜”，王旦与其父只有一代之隔，子述父名岂不比孙述祖名更为可信！另外，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九《三槐堂铭》、范仲淹、苏舜钦也先后为三槐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做过墓志铭，文中无一例外地都将王旦之父的名讳写作“祜”。范仲淹和欧阳修所处时代都早于王珪，范仲淹、苏舜钦为三槐家族又为姻亲，他们的记述自然应该比王珪的文章可信度更高。
综上所述，王旦之父的名讳应该认定为“王祜”，实在不应该再错下去了。
五、对探研考证是“王祜”还是“王祐”的见解
对三槐王氏家族的重视，可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宋朝是一个崇奉文教的社会，重文轻武，三槐王氏家族的光耀，正是这种国家政策和社会风气铸造出来的。王氏代有闻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有不少士大夫为之写碑志或墓志，文人笔记中，也有不少篇幅，记叙三槐王氏家族的遗闻轶事。
翻检三槐王氏家族的史册，已出现了有关“王祜”或“王祐”不少资料，“王祜”是宋真宗时期著名宰相王旦之父的名讳，著多史籍及后来的研究资料中有多种写法。因而如何从史料的来源、可信程度上加以分析辨别，去讹存真，就成为王祜家族研究中需加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其所发现，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探研史籍，反复考证，综上所述，我还是赞同杨巨源先生的观点和见解。王祜 〓 王祐，史证实属一人，认为应以“王祜” 为是。
家族史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一班把它归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作为一种范式，在具体的研究上，还是离不开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如考证、推理、演绎、归纳等。
在研究历史问题上，有些历史只能是个迷，无法解开。所以说，历史是复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今天的人来探讨和考证历史，力求真实，也无法真实起来。当然，不是提倡有意去作假，也不应该作假；更不能抱有莫衷一是的态度。只有下功夫，去阅史书、寻谱牒、查资料。以《史记》来证明，力求真实，符合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靠大家互相理解，在时间上、理念上，相互认同，相信而成；统一起来，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就可以了，就是真实性了。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索，提出了一些粗浅之见解，以就教于识者。文中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宗亲长者、同仁志士、诚望不吝指正。
中华王氏研究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
甘肃金城支王氏第六次修谱会会长 王 汝 珊（子 策） 谨 撰
三槐王氏三沙无锡西沙支王氏后裔
公元二○一○庚寅年 三春 於甘肃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