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人是日本天皇和日本人的祖先，日本人还要咬着舌头辩到那些天皇古墓的开挖，或中国的秦始皇陵的揭幕，而王氏在朝鲜和日本的播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50年时的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和公元前168年出生的王仲的事实，却是任何人无以为辩的。箕子的名叫王子胥余，在周武王建周的时候，因为失去了商的故土，便和商王室中一群志同道合的贵族宗亲，到朝鲜建了箕氏朝鲜。当时周武王在安置殷商遗民的候，非常讲究政策和策略，对于大自已一辈、并曾任职殷相的纣王叔叔箕子，由于在纣王施政时就与他进行过斗争，甚至箕子还在被纣王关进监狱时装疯，才保住自己的生命而活了下来。武王视箕子为同门，而实为武王从叔的箕子，面对子姓王氏的国家-殷商的灭亡也很不是滋味，那些曾与纣王斗争过的殷商遗民，大多有“不食周粟”的气节和约定。
《史记•伯夷列传》还记录了这样的史实：“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后在冬天饿死。虽然纣王在安徽寿县的鹿台自焚后，武王在河南的安阳设置了我国上古最大的集中营，把殷商的干部和王室都集中起来监视居住，并且还选派了自已的第十五弟王子高毕公，在长达数十年中对他们实施了管制和改造，但是，武王并没有为难伯夷、叔齐和箕子他们，而是放手让他们去周土的四面八方，建立自己的侯国，作为食邑和归宿。历史上还有一件怪事，商朝灭亡的时候，因为纣王是自焚而亡的，也不知是真是假，纣王的二十五万精兵也不知其去向，纣王和他的兵马，到底去了哪里呢？二十五万人的去向，决不是可以能不说就不说的小事，如在周疆也不是遇不上不用提遇上也不用记的。他们当中的大部，一定是投奔了旧国主的新疆。
箕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率商民五千（和更多来投奔的旧部），建立了箕氏朝鲜。伯夷和叔齐是书生，则选择了饿死自己。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是子姓王氏的第十二代王子，再加上自大禹、后稷以来的十七代表亲，便是中华王氏的第二十九代子孙。大禹和后稷，都是黄帝的第三十一(以前被有的学者传为第五代)，那么这个箕子，也正是黄帝的第六十代了。中华王氏的先祖，创建了箕氏朝鲜。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囚蚕织作。”箕氏朝鲜与周朝同祚，存在了八百多年。
韩国的影视中后来曾出现过一个檀君(王俭)，不过是箕子国民间一个逆反朝庭的流寇，后来居然被写成了一个先于箕子上位、并统冶朝朝1000多年的朝韩本土君王，而他们的史籍当中，所谓的檀君朝鲜仅仅是韩国历史的一个传疑时代，并没有可资采信的记录。好象统冶一个国家，并不需要有典章制度和文化渊源的结构和传承，他们忘记了只是在“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囚蚕织作”，才有了建国的可能，否则大家三五成群，猴子一样听猴王的唿哨号令，并没有五官分政，也能叫国家吗？在研究和叙述历史的时候，常常会由于学者和著述的无知或偏颇，造成整个民族对国家和祖先上源的矛盾或误解，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罪恶，虽然肇事者好象是因为爱国，却是在客观上使整个国家的形象，置入令人生疑或生愤的境地。因为笔者始终不信单是一个叫王俭的檀君，可以在朝鲜当1000多年的国王，而没有任何史证的记录。是否朝韩的史证，也象日本一样，被他们可耻地藏了。
再谈谈日韩两国的远祖历史吧！这两个国家都曾异口同声地说出自己的文明史，与大陆中国的一样：有八千年至五千多年了。是的，八千年前至五千多年前的炎帝族的女娲部落，曾经多次向东海之滨的迁徙，非常有机会登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有鉴于此，大禹和今人都在此遗址进行过勘查和考证，勘考都证明了：当海平面重新上升，东亚大陆架重新被淹没的时候（至少在8500-7400年前，海岸线西进至今天的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无棣一带），所谓女娲“逆而不返”，应当只是女娲部落的另一部分族人，可能并没有全部遭到传说中的灭顶之灾，而是迁徙定居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了，以及其它东海岛屿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神武天皇在“僵原宫（姜嫄宫）”即位的传说的有趣之处是，“姜”正是炎帝族的自称，因为他们发祥于姜水流域。更有趣的是，“姜嫄”是中国先夏时期著名的母系部落，其血缘来源于炎帝族，她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农业神后稷（发祥地在黄河河套的后套一带），亦即周人的父系祖先-中华王氏等数百个华厦姓氏的宗源。后稷的“后”字，也正是早期的“王”字的同意字。
据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于13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三国遗事》的记载：檀君王俭是天神桓雄与由母熊变成的女人所生的儿子。相传在公元前2333年，檀君于今日的平壤建立了王俭城，创立了古“朝鲜国”，意思就是“宁静晨曦之国”。如果这个母系社会的熊的确是一个奴隶公社的首长，而这个“熊”的家族中的男丁刚好与我国黄帝族来源于“有熊氏”的传说非常吻合，箕子作为黄帝的第六十代,大禹的第二十九世孙,他的祖先（毌系）源于“有熊”也是合情合理、不难理解的。檀君的名字叫做王俭，就好象箕子的祖先—公元前3200年诞生华夏人文初祖黄帝的堂兄弟叫王倪，王倪的六十世孙夏王大禹的六世孙冥子的儿子叫做王亥（前1945-前1923在位）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什么奇怪，倒是一种严谨雅致的一脉相传。需要严重关注的是：一些韩国浪人，也学着他们历史上的仇人日本倭奴的样子，要用造假过的历史，来否定他们的祖地是大陆的史实，让自已六千年的文明，来源于石头缝里。
《增补文献通考•艺文志》记载：“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诗、书、礼、乐、巫、医、阴阳、卜筮之流，皆导以往。”《海东绎史》也有“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始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的记载。因箕子入朝而带来的中原的书籍、文字、礼乐制度、阴阳五行学说、风俗习惯等殷商文化，数百年相沿不衰，并影响朝鲜半岛以后数千年的习俗，有的至今未变。如朝鲜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殷商尚白，《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无疑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除此之外，还有食宿、祭祀、节气等方面，与中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人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朝古代史籍对箕子本人及箕氏朝鲜之事多有记载，如中国的《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朝鲜的《三国遗事》、《三国史记》、《海东逸史》、《东史纲目》、《李朝实录》等。其中，《三国史记》年表中，把箕氏朝鲜列为朝鲜的第一个王朝。此外，还有关于箕子的专门著述，如朝鲜人郑 基编纂的《箕子志》，内容包括箕子像、事迹图、祠墓图、谱系图及搜罗前人著述中有关箕子的记载，如洪范传录、礼典、致祭文、御制诗文、辞赋、赞语、序、论、记、跋、碑文等，可谓包罗万象，是关于箕子的集大成之作。而中国、日本、朝鲜对徐福的史迹记载也不胜枚举,中国有《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十洲记》、《皇明世纪法录》、《刘氏鸿书》等多处记载和著作出现，在日本有关徐福的记载和传说也很多。台湾学者彭双松在《徐福即神武天皇》一书中说：日本各地徐福的古文献记载46处，民间传说32个。最早记载徐福传说的日本文献是室町时代延元四年（1339年）北 亲房编撰的《神皇正统记》。另据日本的《东海琼华集》、《本桥寺院志》、《富士古文书》、《神皇记》、《东日流外三郡志》、《游览记》、《伊豆海岛风土记》、《伊豆七岛志》等文献记载，日本爱知县、山梨县、青森县、秋田县、广岛县等地都有徐福的历史传说。朝鲜方面，学者申叔周的《海东诸国纪》等书也记录了徐福到日本的故事。
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灭箕氏朝鲜，建卫氏朝鲜(前194─108年)公元前195年高祖死，子惠帝立，吕后专政前194年始筑长安城。汉武帝108年灭掉卫氏朝鲜、在朝鲜设置了乐浪、带方、真蕃、临屯四郡，郡守都用了当地的汉人后裔，而不是汉朝派去的流官。史记说后来周武王还册封了王箕子的这个王位，他们的后代中也有不少人以王姓或金姓在朝鲜和日本传承了下来。推定卫氏朝鲜和乐浪郡方位的可靠记载还有《后汉书/王景传》。后来因为其它原因乐浪郡不断西迁，北魏末年时已达今辽宁义县一带，但郡名依旧，郡民都被称为乐浪人。乐浪王氏因世袭郡守，所以他们与国内的琅琊王氏一样，始终受到尊敬和爱戴，当王仁去日本的时候，还自信说是汉高祖（王皇后）之裔，到了王辰尔（王智仁）家族渡日的时候，分明是王仁族后裔的乐浪人王辰尔，竞然已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自己是百济贵须王的后代，也说明当时百济的皇室，依然是琅琊徙乐浪的那些王氏的移民在主持。
王仲是山东不其人，是琅琊王氏的始祖王子城父以下的第十八代，也就是大禹和后稷的第三十七代，黄帝的第七十七代。王仲是个高士，西汉王室的王爷刘襄和刘兴居，都想找他来打内战，王仲极不情愿，连夜带着家小，浮海奔乐浪而去，创始了乐浪王氏。乐浪在朝鲜的平壤，正是箕子治理过的地方。王仲的祖先、是姬姓王氏的周武王王季，与子姓王氏的箕子是血统很近的堂兄堂弟，相信王仲到了乐浪，便会把王氏己失去了“王”位，从此己不是王氏，只能姓“王”的消息，告诉了在平壤的远房的亲戚们，也许他们这时所要做的，就是学习袒籍地汉人以名门望族雄霸一方的作法，举起“乐浪王氏”的旗帜，团结和号召“土人”（在当地生活已久的箕子后代）(见《琅琊王氏通谱》)。乐浪王氏是一支不得不提的大宗（乐浪王氏是我国王氏源头洛阳郡和琅琊郡的开头“洛”和“琅”的组合而成。
王景祖辈三代居住在乐浪，王景的八世祖王仲，“本琅邪不其人，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公元前177年，汉高祖之孙，齐悼惠王肥之子刘兴居反时，王仲从琅邪不其（今山东省南部沿海的即墨县一带）地方，“浮海东奔乐浪。从今山东浮海东奔，而不是北奔可知，这一乐浪当在今山东黄海以东的朝鲜。王仲为了避祸，乘船渡海，逃到朝鲜乐浪山中住了下来。到了王景父亲王闳这一代(公元30年)，朝鲜土人王调杀死乐浪太守刘宪，自封为大将军和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公元31年），刘秀派太守王遵带兵攻打王调。王遵军队抵达辽东的时候，土人王闳与杨邑等人杀死了王调，迎接王遵大军入朝。这个功劳是很大的，刘秀很高兴，便封他们为侯，王闳却推辞不就。刘秀感到惊奇，便又下诏召他进京。因王闳在途中病故，王景则得以袭父职返回祖国。
王仁自称汉高祖后裔，当是定居百济的汉族移民。王姓汉人从卫氏朝鲜时代迁居半岛，乐浪郡时代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担任过历代郡县的各种官职，从王仁家人出任过乐浪郡守的情况看，他应是琅琊浮海奔禾浪的王仲-王景后代无疑。与朝鲜情况一样，近人大桥信弥所著的《古代豪族と渡来人》一书，揭示了日本古代的豪族，都是从大陆和朝鲜归化的“渡来人”。乐浪郡灭亡后，王姓汉人举族向南迁移，其中王仁一支在百济(今韩国)任“博士”，执掌文教工作。王仁供职于日本大和王室后，逐渐从百济招来同族。他们聚居在河内古市郡（大阪府），专事教授汉籍和起草文书，形成“文首”（亦作“西文首”）集团，奉王仁为始祖。如上所述，王仁一族虽然出自汉族，但与阿知使主的汉人集团有所区别，他们渡日之前已经融入百济社会，不同于无所归属的“浮民”集团。
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是一批精通儒教等冶国方略的“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到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270—313）时，把《论语》、《千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可见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据日本京都大学的竺沙雅章教授介绍，王仁带去的《论语》和《千字文》，是日本最早的国史，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有载的汉文书典。王仁两个字，又作为一个姓本，在日本传承了下来。还带去了陶瓷工、瓦工和织布工。到了日本后，王仁还作为日本太子的老师，向日本人传授了文字和技术以及人伦观念。今日的韩流基础是大胐文化，但王仁所传授的韩流是改变日本文化史的上层文化。
日本古代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盖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人，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l世纪北九州岛的奴国与后汉往来，已能用汉字表达语义。3世纪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已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据《日本书纪》所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的王仁。当时的百济人曾以王仁是汉高祖王氏皇后的后人（琅琊王陵族人）而自豪。从阿直岐《古事记》作“阿知吉师”，从姓氏看似与汉人集团的首领阿知使主有些关联，其先祖有可能也是汉族。也有学者认为《千字文》是后人的作品，不可能出现在王仁带去日本的行李中，并以此作为否定王仁去日本是285年的证据。其实，《千字文》确有可能是王仁族中的后人王宸尔辈带入日本的，只是由于日本《古事记》等书录入时的混乱，错写在王仁一人的名下了。
朝鲜的乐浪王氏，因地缘与日本很近，所以有很多去了日本，由于当时的日本，尚无规范的史志，此前还有哪些王氏留日，暂时还没有史证。但从上述统计的日本王氏姓源的构成来看，大多是先秦的格式。继王仁之后，“渡来人(赴日的中国人)”络绎不绝，到南朝宋武帝时期(454年)己达18000人(见中濑下一郎《秦民族对日本文化之贡献》)。也许，王仁并不是第一个去日本的王氏。秦始皇时的徐福，去日本时带了三千的童男童女，其中很可能就有不少姓王，因为徐福准备和出发的基地，就是山东的琅琊，那时全国的王姓人口，百分之八十在琅琊一带。只是当时日本没有规范的文字，因而也就没有记史的规范，和徐福去日本的3000人的事情，《日本通鉴》只记了“孝灵72(前219)年，秦人徐福来”，十字，剩下什么都没记了。
日本飞鸟文化就是指自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至大化改新(公元645年)的100年间的文化。也就是指古坟时代与白凤文化之间，以7世纪前半期圣德太子时代为中心的流形文化，因此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飞鸟地方而得名。飞鸟文化是日本最早的佛教文化，主要内容是弘扬佛教的宗旨和佛教造形艺术。飞鸟文化是在中国北魏和南朝壁画中的飞天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分布在以飞鸟为中心的畿内及其周围，遗存有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等。日本最早的佛教寺院是飞鸟寺(法兴寺、元兴寺的前身)，建于推古天皇即位不久，《日本书纪》记作公元596年。早在公元588年(崇峻天皇元年)，百济奉献寺工、画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等。苏我马子建造飞鸟寺时，利用了这些我国经朝鲜传去的技术力量。因为当时在幕后把持朝政的，正是来自山东琅琊的王仁和王宸尔家族的后裔惠尺。
营州地区的高丽人改姓王氏在北朝至隋唐时屡见不鲜。《周书》卷二十《王盟传》记载：“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旧唐书》卷一百一十《王思礼传》记载：一“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同书卷一百六《王毛仲传》也说，霍国公王毛仲“本高丽人也”。王毛仲是不是营州地区的高丽人不得而知，但他身为高丽人，并姓王氏则是确定无疑。(详见《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169页》)公元五五三年，朝鲜半岛的百济与新罗争地而战争，百济向日本求兵，日本则要百济拿专业人才交换。第二年，百济向日本派出了以五王为首的十九人，五王是：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医博士王有陵陀。百济土人当时只用标音汉字，如当时同去的采药师己麻次、进努等。此即证明五王，至少是乐浪王氏的族人(以上见《日本书纪》钦明十四年/553年条目)。
据笔者统计：日本的王氏姓源，至今至少已有了三十宗以上。在日本留下的“王”氏，已成了一个系列，多为前秦的格式，可见中日间种姓的交流，也是很早就很活跃了。日本的王氏王/王川/王子/王丸/王仁/王壬/王井/王手/王生/王田/王有/王地/王供/王城/王部/王野/王冢/王鞍/王余尺(左加氵)王身代/王宫西/王野田/王藤内/王来王家等。朝鲜、韩国和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和王朝中许多君主都是王姓或金（姬）姓（金姓即王氏）。著名的有汉代的庐州太守王景（汉代从朝鲜归汉的水利专家）、唐代的高丽国国王王建、宋代的光州固始人琅琊王氏的王彦英、王仁侃、王彬家族,也曾任高丽国王数代，元代时王敦（公元1223——1283年）、王淳家族,亦数代任高丽国王等。其它由高丽归汉任职的华侨数字也不少。
据日本《那霸市/琉球王氏族谱》载：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91年)，漳州龙溪人王立思奉旨“迁中山(即中山国，在琉球群岛，附庸于明朝)，以补三十六姓，赐宅于唐荣”，王立思后人后改姓日本姓，则仍奉他为元祖，这一支王氏的渊源，则是闽南王姓人迁居日本，融人日本民族的有力证据。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献《论语》和《千字文》为始，以后也是真伪并进。唐时的王禹偁，朱子之学也许没有给日本带来进步发达，但是中国明代的阳明学（王学）传到日本，在那里发生了一种与中国本土大相迳庭，耐人寻味的另类影响。在中国，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和庙堂之学，神圣不可侵犯，越来越变得僵化，与民众生活脱节。明宪宗成化八年，出了一个王守仁（号阳明，1492－1528)，可谓继两程、朱熹和陆九渊之后，另一位最为杰出的伪儒思想家。
去日本的中国人或朝鲜百济国人，基本都留在了日本，上述复姓的王有陵陀的“王有”，在现代日本的姓氏中还能发现，证明是他的后人。后来去日本的中国人中，也有不少是从大陆直接去的，象明代的海盗王直，就是安徽歙县的籍贯，他和侄子和养子，落籍在日本平户，他的住宅和庄园，日本一直都在保存。日本有人为明代倭寇王直在其家乡修建墓碑。就在网络和舆论仍对王直的功过是非激烈争论的时候，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2005年1月31日晚，这两位老师带着自备的斧头和榔头来到了安徽歙县，在找到了王直的墓后，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己经融入日本民族的大陆流民，在历经了各种各样心情复杂的过程，和背井离乡的煎熬之后，终于找到和认可了日本或韩国（及朝鲜）为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