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山东桓台)王氏前两代的历史，展示了明初一个贫寒农家，发展为殷实富足小康之家的艰难历程；第三、四代的王氏传人经历了农耕之家向诗书雅道的过渡与转化；五、六两代的新城王氏步入了家族的第一个荣显时期；父子尚书，兄弟督抚，峨冠博带，名臣翩连；同时，在繁华喧闹中，积淀了独特的家族精神。于是，在明清鼎革，海内名门沦胥之际，"新城王氏门第，大振于灰尘烟烬之余"，并在第八代王渔洋三兄弟时，达到顶峰。蜚声清代文坛的一代宗师王渔洋，成为这个家族的永远辉煌。
(一) 定居新城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青州诸城(今山东诸城)初家庄的王贵，为逃避战乱，单身逃至新城曹村，受雇于一个赵姓大户地主，做了赵家的长工。他为人"质朴无华，力本重农"，勤勤恳恳，终日在田间劳作．很得主人的赞赏。一天早晨，一股强劲的龙卷风从诸城呼啸而起。刮过新城曹村时，风势逐渐转弱。这天，王贵照例起得很早，他打开院门时，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正从半空中坠落下来。王贵救下了这个姑娘。赵员外听说此事后，大为惊奇。在赵员外的热心撮合下，王贵与姑娘结为夫妻。
王贵既已在新城娶妻成家，也就安心定居于此。此时正处于明初经济发展的好时期。经过二十年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大批元朝的蒙古贵族被杀或被赶出中原；大批地主、富户被杀或流落他乡。待到战争结束，明皇朝建立之际，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无主荒田。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山东、河南，竞多是无人之地。这在客观上就为王贵这样原本贫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提供了一个垦荒占地、发家致富的机遇。而明皇朝为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也积极推行"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政策，
给农民以种种"实惠"。如明文规定，各处荒田，农民垦种后即归己所有，并免除徭役三年。如原田主还乡，地方官仅于其余荒田中如数拨予耕种。这就部分否定了逃亡地主对荒田的所有权，清除了垦荒的障碍。各种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少人很快就摆脱了贫困，进入了殷实小康之家的行列。
王贵与夫人男耕女织，辛勤劳作。及至晚年，王家已有了数目不小的一片土地和五个身体强壮的儿子。翁妪和睦，父子勤力治家，家境日渐富足。不仅温饱有余，而且还常能周济他人，在当地已有了相当的社会声望。
王贵的五个儿子，是新城王氏的第二代。最小的老王，名字叫王伍。他心地善良，既关爱自己的父母兄长，皆得其欢心；又爱护周围之人，"尤好施予"，故被尊称为"善人公"。若遇上青黄不接或灾荒之年，王伍就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支起粥锅，救济饥民。一天夜里，王伍做了一个梦："梦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槐树之上，顾日：'以报汝'。"王伍醒后找人释梦，结果是大吉大利。"冠簪笏囊"正是达官贵人的标准装束，大槐之上装满此类物件，正预兆了王家"其后人必大也"，这是上天对王家善行的回报。
王氏家族从事农耕作的农家转为儒士满门的士族，是从三世祖王麟开始的。
王麟是王伍的次子，在整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是个极重要的人物，是他开启了王氏家族的儒学门风。王麟幼年即"警颖强记"，在爷爷、父亲的安排下，从小以课读为业。祖、父两辈的辛勤劳作所积聚的富足家境，足以承担起这一费用。
王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他读书刻苦，求知欲极强，几乎无书不读，十四岁便被保送到京城国子监就读。国子监的学生可以直接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一个灿烂的政治前程似乎已经摆在了王麟和新城王氏的面前。然而，王麟这位少年才子却并不走运。尽管他学习努力，且在《诗经》研究方面有专长，但却"数困棘闱(考场)"，几次科举考试都以失败告终。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王麟毕竟是新城王氏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应试者，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家族，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科举考试的失败，对王麟个人说似乎是一种不幸，然而这仅是一种虚名上的损失，实际上他的得比失大。因为泛观博览，学有专长已经使之成为一个真才实学的文人。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为学态度对家族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种积极有益的导向。这种氛围使王家子孙具有了显宦与名士并存的"名臣"气质，也使王家成为独具文化品味的"诗书衣冠"之族，并最终培养出王渔洋这样的文化大师。
"数困棘闱"之后，王麟依照安排此类国子监学生的惯例，出任永平郡训导，后升为鹿平教谕。训导和教谕都是主管地方教育的小官，王麟不以位卑懈怠，而是"劝学兴所"，"广劝幼令"，颇有建树，当地士子纷纷投到其门下学习。王麟最后升任颍川王府教授，负责颍川王(朱姓皇族)府内子弟的教育，到任不到一年便因病去世。
(二) 家声门风
"文脉肇始"的王麟对于儿辈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身居教职，可以免除各种杂乱徭役的束缚，使王麟得以悉心教育家族子弟。明世宗十九年(1541)，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家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王麟的次子王重光成了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进士。
王重光从小就与长兄王耿光一起在父亲的指导下寒窗苦读。父亲微薄的薪俸，只能维持全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他竟过着"岁无完衣，日不再食(一日一餐)"的艰苦生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王重光很快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荐进入国子监读书，这就为科举考试的成功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1537年，几度受挫的王重光终于如愿以偿，乡试中举。几年以后，王重光再度报捷，得中进士。
王重光进入政界的时候，适值明朝中期，是明皇朝由盛转衰的多事之秋。王重光官工部主事，升为户部员外郎，榷九江关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肥差。可王重光在任上为官清廉，以至"不名一钱"。他勤于政事，开源节流，每年都为国家节省粮数百石，受到上级的嘉奖。
不久，王重光从江南水乡来到北方明、蒙(蒙古)边境，在云中(大同)担任指挥佥事。当时，北方蒙古的首领俺答不时人关烧杀抢掠，为明朝的一大边患。明朝在云中一带负责防御的统帅是大将军仇鸾。仇鸾为人跋扈，对内结交权相严嵩，在外则谎报军功以邀权位，很为世宗所宠信。一次，仇鸾出关偷袭俺答兵败，妄图嫁祸与人，王重光详查真相，如实上报，挽救了许多无辜将士的性命。在小战口战役中，一位参将贪生怕死，拒不增援，事后又怕遭到弹劾，欲重贿王重光。王重光勃然大怒，予以痛斥。因这种耿直性格，王重光在官场中受到排挤，被平调到荒蛮落后的贵州任布政司左参议。
王重光上任伊始，就碰上一场地方性的动乱。约三万余口的苗民以永宁和赤水为门户，占据四川九县为根据地，凭恃高山峻岭与明军周旋。王重光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出兵少，难以取胜；出兵多，又受地势限制。于是，他派兵严守各处关隘，对暴动的苗民实行封锁。等苗民人心浮动后，他亲率小部队乘隙突袭，剿抚并用，招降了许多苗民。接着，王重光单骑赴会，向苗民首领晓以利害。在他的劝诱下，苗民终于放下武器，愿世世臣服。王重光智勇双全，干净利落地平定了这场动乱。
还没等凯旋回师，朝廷命王重光继续留在贵州督办采木事宜。这是一份苦差事。采木之地不仅山高水恶，人迹罕至，而且还有许多人为的阻挠。王重光不顾个人安危，"探虎豹，搜葛藤，上山乘辇，涉水渡一木舟"，亲自督采木材。事情刚一结束，他便因操劳过度去世，年仅五十七岁。王重光后被称为忠勤公。这位王氏家族的第一个新科进士，第一位朝廷命官，为人刚直孝友，为官清正廉洁，虽然仕途上有许多失意，但在王氏家族的发展史上，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实现了光宗耀祖的使命，而且极大推动了王氏家族的向前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王重光将王家几代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家风--孝悌、行善、苦读等等，归纳升华为四点家训："存道义之心，行道义之事，友读书之人，言读书之言。"这一家训的本质就是以"道义"、"读书"为本。后来，家训被石刻于新城王氏的家祠之中，成为后代子孙为人处事之纲。
说到王氏家风，还得提到王重光的长兄王耿光。此人性情豁达，为人爽直。与锐意进取的王重光不同，他的仕进之心并不强，曾几次把保荐到国子监学习的机会让给其他族人。后来，他还是被特荐为国子监贡生，学满出任马湖府经历。但六个月后，他就辞官不做，飘然归乡。每天除了督率子弟读书之外，便"诗酒陶情，不与外事"。王耿光不计功名、不喜仕宦的超越科举功名的文化取向，表现出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这缓解了王重光那种"忠勤报国"在家族中所造成的压力和紧张，使王氏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还有一种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氏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科甲翩连，而又诗人辈出。至八世时，王渔洋兄弟更是于清初诗坛独领风骚。
(三) 科甲蝉联
新城王氏至第五代，先后有多人中举，三人进士及第。其中，王重光一家八子，除两个儿子早死外，其余均在朝为官。至此，王氏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
王之垣是王重光的次子，字尔式，里人称其为见峰先生。同父亲一样，他"始读书时，即攻苦茹淡，穷日夜不辍"。少年时即"能文章，未冠，补诸邑生"。1558年，王之垣乡试中举。1562年，进士及第。王之垣踏人仕途，颇有些头角峥嵘。首任荆州府推官，即平反了数起冤案，很快受到重视，被调人京任刑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等职。在礼部任职时，因所谓激进--"言事激切忤旨"，受到打击，被处以"夺俸"(停发工资)的惩罚。这一波折并没有断送王文垣的政治前程。相反，倒因激切敢言而名闻士林，引起不少人包括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注意。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出任内阁首揆独揽朝政。张居正一方面专权跋扈，结党任亲，排斥异己；另一方面又明敏强干，重用能人，厉行变革，清除积弊。他当政的十年，是明皇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时期：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国防力量得到加强。王之垣恰在张居正当政之初而被重新起用。可以肯定，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改革，为王之垣这类功名心切的中青年官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此后，王之垣仕途通达：一年之中，先后历任太仆寺卿、鸿胪寺卿、大理寺卿。次年，被擢升顺天府尹。顺天府乃首都所在地，凡担任顺天府尹之职者，非宰相或内阁执政的亲信不可。由此可以看出，王之垣与张居正的过密关系。尹顺天府不久，王之垣出任湖广巡抚。湖广是张居正的老家，张居正在湖广江陵修有豪宅，其子孙横行乡里，地方士绅无不为之侧目。王之垣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湖广。而且一呆就是三年，无疑已成为张居正的亲信同党。
1582年，张居正去世，神宗皇帝亲理朝政。张居正执政长达十余年，排挞异己，结怨甚多。明神宗本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权力欲极盛的青年君主，对自己迟迟不能亲政，积愤已久。张居正一死，对他的清算接踵而至。张家财产全被抄没，诸子或被逼自杀或流放边疆，只差一点就剖棺戮尸了。在这场清算中，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官员们相互攻诘指责，拉帮结派，并演化为党争之祸。
在"一人得罪，祸及九族"的封建时代，只有保全自身，才能保全家族。机敏的王之垣早就预感到政治形势的严峻，他借口养病，及时抽身引退，乞休回家，长达二十余年蛰居乡里。
王之垣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学子弟，一位闲居的朝廷大臣，"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情结在所难免。长子王象乾当时已经出仕，即将督兵上谷。他谆谆教导："吾家世儒生耳，委尔于边野犯锋镝，不慈；以为难而避之道，上命不忠，吾终不以慈废忠矣。"坚决督促王象乾早日赴任。一次，王象乾调任贵，因父亲老迈不想到职。王之垣知道后，数次派人前往叮嘱催促。在父亲的教诲下，王象乾尽职尽忠，戍边二十余年，成为威震边陲、官至兵部尚书的一代名将。
王之垣在严行家教的同时，自身更堪为表率。他生活勤俭朴素，力戒奢侈，极其注重在乡里的影响。平时一般都以步代轿，只有生病时才坐轿出入，但一入乡里，则下轿步行。受其影响，子孙也身着布衣，出门不带仆从。
这种严格的家教，使王氏子孙．严谨勤勉，少有纨绔子弟习气。新城王氏此后的人才辈出，科第绵延，乃至扬名天下，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在第五代王氏成员中，还有一个较为有名的人物，他就是王之垣的七弟王之猷。1577年，王之猷进士及第，出仕为官。
王之猷授得平阳府推官，到任后即复查案件，平反冤狱。得益于家学渊源，王之猷治学极精，熟知礼典。在礼部任职时，一个分封在湖北的皇室成员伪造了一个印文向朝廷请封，无人能辨其真假。王之猷仅审视片刻，即断定是赝品，并找出以前的档案资料核对，果然如此，众人皆服。王之猷后来升任淮阳观察使，负责凤阳一带的治安。凤阳是明朝龙兴的故乡，为江淮地区的咽喉重地。当地的皇亲国戚广占良田，横行不法，使一般百姓几无立锥之地。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凤阳灾荒频繁。王之猷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赈粮济灾，平抑物价，以安民心，接着擒获大盗张勘等数十人，维护了地方的治安。当时，大宦官魏忠贤的税监正横行地方，鱼肉百姓，激起民愤。为了保全性命，税监向王之猷索兵保护。王之猷对这伙过街老鼠十分厌恶，私下严戒所派士兵须遵纪守法，并且多次对税监提出的无理捕人的要求置之不理。人们都为他担心，幸而太监对他有所忌惮不敢发作。王之猷因此就有了"烈丈夫"的美誉。
王之猷作为一名地方官员，权势并不太显赫，但他同情民间疾苦，在任期间，勤于政事，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维护地方安定，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最后病卒于任上。在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下，这实是难能可贵。
当时，王氏兄弟六七人同时在外为官。为了家族的利益，王重光的第三子王之辅推迟了人仕时间，留在家中承担起督促子弟的重任。直到1561年，才中举出仕。史称新城王氏"振振起举，文学高第及开秩崇者几无虚岁，天下称科名之盛以王氏第一"。对此，王之辅功不可没。
同辈兄弟中较为有名的还有王之城、王之都。王之城，字尔宁，是王重光的第六子，从小与兄弟们一起刻苦攻读，因学业优异被特恩选送人国子监学习。后来，与弟弟王之栋以特恩贡生身份出任知县，官至州同知。王之都，号曙峰，是王耿光之子。从小聪颖绝伦，十几岁考中秀才，学识渊博。1582年，乡试中举。他主张学问要"经世致用"，曾说："文章要在经世，如户口、屯田、兵防、水利、盐法诸物，不究折其要领，虽得科名，辟诸石田无所用之。"这便深刻指出了一味埋首于应付科举经文不闻他事的弊端，同时，这还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处世哲学。王氏家族能够在明朝末世逐渐走向辉煌，与其家族成员恪守这种经世致用的处世哲学密不可分。王之都于1595年进士及第，随即出任沔池县令，后病卒于任上。他在职期间，治理水患，兴办文教，清查隐田，还曾争取到七万余两内帑银(皇帝个人的私库钱)补贴地方，政绩颇佳。
新城王氏家族发展到第五代，蜚声海内，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生机勃勃的官僚世家。连续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已使王氏家族根底深厚，风雨难摧。他们恪守"道义"、"读书"的家训，进取却不贪恋功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终明一代，他们没有因尽忠苦谏而获罪，也没有依附昏君阉党自损人格，甚至很少陷于党派之争。家族荣誉至上，新城王氏的子弟们以名门望族所独具的优越心理与自信，从容不迫地游刃于政治的夹缝之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潇洒与风流。
所以到了第六代，王氏家族居然在天崩地裂的明朝末年达到了政治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家族中先后有十余人进士及第，同朝为官，"科甲之盛，海内新城王氏第一"。
王象乾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为官六十余载，出身文吏，却披甲执锐守边达二十余年，建立了赫赫武功，官至兵部尚书。其父王之垣因他而贵，被追赠"户部尚书"，有父子尚书的美名。
王象乾，字子廊，号霁宇，是王之垣的长子。1570年，以乡试第二名中举。次年，年仅二十四岁的王象乾进士及第。历任闻喜知县及兵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出任保定府知府，迁至河南副使。1589年，升为右参政，守卫北道口，驻扎在宣府，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王象乾从小喜好舞枪弄棒，极有胆略。读书之余，尤好骑射。出镇边陲，王象乾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自赴任之日起，就注意收集、研究北边少数民族的风俗故事，达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
王象乾驻节宣府后，采取恩威并施的安边策略。他经常邀请诸部首领走马角射，比试武艺。由于王象乾武艺超群，马快箭准，百发百中，诸部首领对他既畏惧又敬重。在威慑的同时，他以美言、重赏拉拢各部酋长。此举收到了奇效，不仅安定了北边，而且使明军得以顺利地进行援朝战争。王象乾因为有功，于万历二十年(1592)升为布政使，次年擢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1599年升为兵部右侍郎。1600年，王象乾升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兼四川巡抚。
王象乾虽屡立殊勋于边地，却无法摆脱朝廷党派倾轧的尴尬。万历四十年(1612)后，党争更加激烈，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对峙的局面。王象乾对党派之争延误国家大事的现象极为不满，遂萌生退意，辞官回归故里。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两年后的三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向明皇朝宣战。
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攻陷了沈阳，接着攻破辽阳，辽东大震。在这危难关头，明廷再度起用王象乾，任其为兵部尚书，后以蓟辽总督职督兵辽东。此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须发皆白，但仍娴于军务，宝刀未老。在分析了军情后，王象乾认为明朝主要的劲敌是后金，应设法招抚蒙古诸部，避免腹背受敌。天启二年(1622)，蒙古诸部借明师宁远大战之际，趁火打劫，大肆掳掠。王象乾在严兵以待的同时，答应蒙古诸部的额赏，与之订立和约，攒刀设誓，并采取同样的方法，实抚了西北蒙古诸部。天启七年(1627)，明朝新平堡守将杀了蒙古使者，虎敦儿寻衅兵犯大同，大肆掳掠。这一年，崇祯帝朱由检初登皇位。他再度起用已年届八十三岁的王象乾，以原官总督宣大。王象乾雄风犹在，成功地平抚了虎敦儿部，双方立盟罢兵，谈笑间化解了北边的燃眉之急，也为他辉煌的戎马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两年后，王象乾病逝于家中。
王象乾不仅武功赫赫，而且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为"群小所侧目"。天启年间，魏忠贤排挤东林党人，王象乾赫然被列为山东东林党人之首，由此可见其为人。
一个家族要成为名门望族，既要通过科举人仕取得政治、社会地位，还需要独具家族特征的代表性文化，以求在士林中居一席之地。诗就是新城王氏家族文化的灵魂，家族中几乎人人都有诗作。其重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整日陶情于诗酒的四世祖王耿克，此后每代王氏子弟都有诗传世。王氏家族第六代中四人有自己的诗集刊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象春。王象春，字季木，于万历三十八年(1611)进士及第。他的仕途屡遭坎坷，官仅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后因是东林党人，被魏忠贤罢官回家。王象春的成就主要在诗文方面，他的诗朦胧淡泊，自然含蓄，不落俗套，自成一家，与钱谦益齐名。一生著述宏富，有《问山亭诗》四卷、《齐音》一卷、《李杜诗评》等行世。
在王氏子弟的诗歌创作集团中，比较著名的还有仕至姚安府同知的王象民。他平生以作诗为乐趣，专门开辟了一座"迂园"，经常和同族兄弟们在此赋诗唱和，又在家乡美丽的锦秋湖畔鲁连遗址购置了一处别墅，终日置身于湖光zk色之间贻养诗情，著有《迂园集》十二卷。
同以诗歌扬名的还有王象益、王象明。前者著有《景先楼诗集》；后者不仅早擅诗名，著有《鹤隐雨梦山居》别集，而且尤工书法。
除为官、赋诗之外，新城王氏家族中还出现了一位农学家--王象晋。
王象晋，字康侯，1604年进士及第。历礼部员外郎、河南按察司副使，最后官至浙江右布政使。他在腐朽不堪的明末政坛中沉浮了三十余年，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崇祯十四年(1641)，王象晋辞官回乡。
回归故乡后，王象晋过着一种其乐融融、澹淡自然的田园生活。他尤爱种植花卉、果树、蔬菜等园艺作物，并专门开辟了一块园地，自己动手培育花木，试种农作物。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王象晋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汲取了古代农书中的有益营养，用十几年的时间编撰了一部二十八卷的农书《群芳谱》，又名《二如亭群芳谱》。该书集十六世纪以前的古代农书之大成，内容广泛，论述周详。书中按天、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岁、花卉、鹤鱼十二谱分类，并对每一种植物都详述形态特征、栽培、利用、典故和艺文。
(四) 拒斥、顺应
明崇祯元年(1628)，陕西暴发了农民起义，天下饥民群起响应，涌现出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此时，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后金逐渐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162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清军铁骑常长驱南下，威胁京师，兵锋所及，可达山东。
1631年，登州游击孔有德叛明降清，协同清军兵犯新城。当时，官至保定府同知的王象後正在家中养病，有人劝他赶快逃避。他却抱病而起，慷慨陈词："吾家世受国恩，宜不可去。"于是召集乡民守城，击毙叛将一名。城池陷落后被俘，不屈而死。王氏家族的悲剧由此开始。
1642年12月，清军兵锋再指山东，自东向西直逼济南。新城再次沦陷于清兵的铁蹄之下。国难当头，王氏家族中惯于吟诗赋词的儒生们，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展开激战，前仆后继，血染冠巾。王氏家谱记载了这惨列悲壮的一幕，称为"壬午之难"。在这次灾难中，王氏家族共死了三十余人，大都是正在攻读的儒生秀才。有的父子俱亡，有的兄弟同死，王氏家族第七代精英几乎丧失殆尽，王氏家族的高宅大院也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家族的光华在乱世中黯淡下来。
王氏家族中横跨明清乱世之交的多是第六、七、八代。老、中、青三代在壬午之难中损失惨重，幸存者哀痛未消，余悸尤存。明皇朝的灭亡给他们无与伦比的震动，怀旧的惯性心理使其长时间陷于思恋故国的惆怅之中。第八代中的王渔洋兄弟等时值童年，经历了许多危难与痛苦，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然而，在废墟之上重振昨日风流的重任却落在他们肩上。
清军人关后，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对原来明朝的官僚地主等采取了安抚拉拢的策略。至康乾时，与清廷合作已是汉族士大夫们的一种普遍倾向。可是，明末乱世的兵火给王氏家族的打击过于沉重。保持了王氏家族诗书家风的只有王象晋这一支，而王象晋的诸子中，王与胤殉国、王与龄死于壬午之难，只有三子王与敕幸免于难。王与敕，字钦文，为明末山东的十余个复社成员之一。清初，他被举荐进京。满人的人关使兴盛百余年的家族基业毁于一旦，他的同辈兄弟多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从感情上，王与敕难以接受清廷，因此以父老为托辞，扬长而归。为了家族的生存和振兴，他不得不从科举中找出路，将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对诸子的督促非常严格。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四子中有三人高中进士，幼子王士祯更是官至刑部尚书，任三朝国史总裁。新城王氏开始再次扬名于天下。
王氏家族的第八代子孙，大多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乱世的战火，家族的血泪，虽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里。家族昔日的荣耀给他们以极大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使之迅速摆脱家族一度消沉的窘境，踏上了新的征程。王氏家族于顺治、康熙两朝半个多世纪中，有八人得中进士，分布于第八、九、十代中。与前几代相比，无论是从得中进士的人数，还从政治权势的显赫上，都已难以望其项背了。而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一向以"鸿裁绝词，衣被海内"而闻名于世的王氏家族，八个进士中竟有五个武进士。
在五个武进士中，王山立最为著名。王山立，字善长。明末天下大乱，他弃文从武，学习剑术。入清后，王山立于顺治丁酋科(1657)中武举，辛丑丑科(1661)中武进士。他为人慷慨，急人所急。或是往日岁月的创痛依然无法冰释，或仅是为证明王氏家族的风流依然，他没有出仕做官，而是以赡养老母为托辞，隐居于家乡北面的长白山别墅，做了田舍翁。平时闲暇，则广招宾客，饮酒讲武，自有一派江湖名士风流。
王山立的侄子王士梓也是武进士。他俩年龄相仿，情趣相投，酷爱武术，同年中武举，又同年得中武进士，一时传为佳话。王士梓官至湖广平奚卫守备，诰授怀远将军。
与"叔侄武进士"互为辉映的，则是王启潭"父子大将军"。王氏子弟中，父子、兄弟俱为进士者大有人在。父子同为将军，则极为少见。王启潭于1684年中康熙甲子科武举，1688年中武进士，被诰封为昭勇将军。他的两个儿子王兆万、王兆董同中康熙丁卯科武举，王兆万还是武解元。1691年，王兆万得中武进士，历任西羌营游击。1719年，王兆万被提升为湖南襄阳参将，历官达三十余年，以军功加授都督职，最后卒于任上，被诰授昭勇将军。
文武并进，是新城王氏家族顺应时代的一种变化。这不失为重振家族声望的一条捷径。而家族中诗学更为深厚的底蕴，使王渔洋兄弟四人闻名于清初诗坛。
四兄弟中的王士禄，字子底，号西樵。他是王与敕的长子，从小受祖父王象晋的教诲，练就一手出色的欧体手法。受传统家学的影响，王士禄从小就爱吟诗，对其弟影响极大。与弟弟王渔洋相比，王士禄的科举之路与仕宦之途，都崎岖坎坷，备受艰辛。他参加童子试、乡试、会试各有三次方才通过。为官也三起三落，曾一度入狱。但在文坛上，他与王渔洋一样，早负诗名。其文风朴实，少雕饰，诗"闲谈幽肆"，以才情见长。王士禄一生著述宏富，共作诗两千余首，有《十笏堂诗选》九卷、《辛甲集》七卷、《上浮集》四卷、《读史蒙拾》、《燃脂集》等。
王渔洋三兄王士祜虽然科场折桂较晚，但诗名却比肩王士禄、王渔洋。其诗以清绝见长，有诗集《古钵集》传世。
(五) 一代诗宗与身后家族
在王氏家族的发展史上，王渔洋是一个至为重要的人物。他的杰出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奠定了"一代诗宗"的崇高地位，使王氏门庭重振于明清易代的战火灰烬之中，并将王氏家族在文坛上的影响推向极致。崇祯七年(1634)，王渔洋生于河南按察使王象晋的官邸中。他的赋诗才能从小便已显露，儿时便有"圣童"之称。王渔洋八岁能诗，十二岁能赋，到十五岁时已经积诗成卷，并刊刻行世，名《落笺堂初稿》。其中的落叶诗，受到家中长辈的称赞。其"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年年摇落吴江思，忍向烟波问板桥"词，遣词工丽，气韵婉转，诗作风格已见早熟。
王渔洋十七岁时，应考秀才，大获成功，郡、邑、提学三场考试均为第一。1651年，王渔洋十八岁即乡试中举。连续的成功使他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当年冬天，他和长兄王士禄进京参加会试，一路诗兴大发，题诗不断。然而，这次的京城会试，王氏兄弟却双双铩羽而归。恰在此时，王渔洋的祖父去世。老人生前没能看到孙儿在科举上的成功，心中的遗憾可想而知。王渔洋感到愧对祖先。他个人的兴趣本在诗文方面，对科举帖括并无多少好感，但为了家族的利益，为续写家族"科甲蝉联"的光荣历史，王渔洋不得不收敛诗情，专致于科举帖括。清顺治十二年(1655)，他再度入京会考，终获成功。
从这一年开始，年轻的王渔洋摆脱了"诗文"与"帖括"的矛盾，走上了"专攻诗古文词"的道路。此后两年，王渔洋广游家乡的名胜古迹，探幽揽胜，醉心于田园山水之间，陶冶诗情画意。
顺治十五年(1658)，王渔洋完成了殿试，第二年出任扬州推官。扬州可以说是当时最艳丽、最有灵气的城市之一，山水清秀如画，正合了王渔洋嗜爱山水自然的秉性。扬州任职的五年，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顺治十七年(1660)9月，王渔洋去南京任江南乡试同考官，乘公务之便，他遍游江南山水古迹，访友拜师，吟咏唱合，有大量诗作问世。次年初春，王渔洋游苏州，喜爱太湖中的渔洋山，因此自号"渔洋山人"。
王渔洋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神韵说"为中心的诗歌理论。神韵说的主体可大致归纳为学习、把握前人诗之神韵的"妙悟"；创作实践中的"兴会"；艺术风格上追求意内言外、朦胧清远、含蓄蕴藉。该说注重诗人气质和诗歌自身含蓄隽永、自然超妙之韵味，尤适于流连山水、渲染风景时闲情逸志的抒发，而不甚注重诗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客观上引导人们怡情于大自然的山光水色，避开对现实政治的触及。这既契合清初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也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故能为天下响应，盛行清初诗坛数十年。
1 665年，三十二岁的王渔洋赴礼部任职。此时的王渔洋因诗文享誉大江南北，而京城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1678年，王渔洋因"博学善诗文"受到康熙帝的召见，结果"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值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部曹改词臣开先例之人。从此，王渔洋备受恩宠，屡屡得到皇帝亲笔字画的赏赐，官职也不断升迁，最后官至刑部尚书。
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渔洋结束了在宦京华几十年的生涯，退归乡里。此后，王渔洋淡泊自守，整理其著作。1711年，这位大诗人病逝于新城故居。
王氏家族的后辈子弟中，诗书画俱佳者大有人在。他们当中大都居五、六品的地方官员，虽不及先辈显赫，但也维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可到家族第十一代时，已连续七代科场折桂的王氏家族第一次没人进士及第。
新城王氏后来虽然失了过去望族冠冕的荣耀，但丰厚的家族文化积淀，仍使其子孙中不时涌现人才。例如，乾隆间武进士王宸俸、嘉庆间进士王允楚、道光间进士王允灌，等等。据《重修新城县志•人物志》载，他们都源于新城王氏，可见王氏仍然在社会上居于较高的地位。而新城王氏也由此绵延不绝，生息繁衍在齐鲁之邦、中华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