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王莽是大政治家 魄力与手腕超过王安石

本文摘自《伟大朝代的亡国君王们》 作者: 梅朝荣   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
                                      ---樊树志 《国史十六讲》
    王莽已经看到西汉后期危机的根源,改革主要针对大地主阶层,本意是想干一番事业,但结果却变成对人民的浩劫,这是他根本没有料到的,因此成为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
                                        ---历史学家葛承雍
    王莽在圣贤传中最感兴趣的,是周公辅成王而后来却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受命辅成王之后,常以周公自命。总想把周公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一次。同时他看到汉家的天下正在土崩瓦解,渐至不可救药;而孝元皇后与平帝,又是孤儿寡妇,可以欺侮,于是大有驱寒治天下而有之的野心。
                                           ---翦伯赞《秦汉史》
    自班固《汉书》以来,王莽在历史上都是“伪善”的乱臣贼子形象,为此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还写过“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的诗句来讽刺王莽的虚伪。在封建社会里,不论是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对于王莽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批判、贬斥、痛骂态度,而这些人的态度又影响了数千年来百姓对王莽的看法,正如《三国演义》影响了百姓对曹操的看法一样。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突破了思想的禁锢,剥离了史书中所谓的封建正统评价观,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分析王莽。胡适先生甚至认为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他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那么,真实的王莽到底是班固所说的伪君子,还是胡适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呢?
    1.圣女传说
    王莽能够当上皇帝,绝对不能忽略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王莽的姑姑王政君。王政君本来是汉朝后宫中的低级姬妾,却在连连的巧合下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传说,王政君是王氏家族中的圣女,她的降生预示着王氏的大兴。汉代大文学家扬雄曾作诔文说她是“太阴之精,沙麓之灵”。王政君是怎样从一个平凡无奇的少女变成了一国皇后呢?
    秦朝之后的汉朝有两个,在前者被称为西汉,在后者被称为东汉,在这两个汉朝中间,被硬生生地嵌进了一个朝代---新。新朝只存续了短短的15年,它的建国者即是它的亡国者,而且最为有意思的是,新朝的建国者据说是刘邦在往骊山途中斩白蛇起义之时斩掉的那条白蛇。白蛇被刘邦拦腰斩断后,夜间托梦说:“赤帝子,我是白帝子,我们俩本是平起平坐的,你怎敢杀我?你说此账怎还?”刘邦梦中耍赖皮说:“此处是高山峻岭,待到了平地时还吧!”白蛇冷笑一声说:“你今日杀我,我来日必将奉还。你将建立汉朝,我就篡你的王朝。你斩了我的头,我就篡你的头;斩我的尾我就篡你的尾,现在你把我拦腰斩成两截,我也要把你的王朝拦腰斩成两段!以血此恨!”说罢,消失不见。刘邦后来果然建立了汉朝,而那条白蛇便转世为王莽(字巨君),在汉平帝(地)时篡汉,把汉朝拦腰斩成了两截。
    这个传说可能是后人根据史事符会,不过王莽能够篡汉,的确仿若是天助一般,无数巧合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王莽篡位不可缺少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巧合是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当上了汉元帝皇后。
    班固的《汉书》中说王莽在《自本》里自述家世,说自己本是传说中的黄帝后裔。东周时,其先祖为齐国卿大夫,姓田氏,后田氏代齐,做了国君,被秦所灭。后来项羽又封田氏子孙安为济北王。汉高祖建国,田安被削夺王爵,仍住在齐地,当地人称为“王家”,从此,田安后世子孙便以“王”为姓氏。
    田安便是王政君的五世高祖。王政君的祖父王贺曾在汉武帝时任绣衣御史,有一次他奉命到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缉捕地方“群盗”,但是因心生仁慈,放了很多强盗,故以“宽纵不诛”、“奉使不称”的罪名而被免职。王贺因此感叹道:“我听说给千人留条生路就可以封荫子孙,而我让万余人死里逃生,我的后世又会得到上天怎样的恩赐呢?”
    后来,王贺免职迁到了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委粟里,在里中任三老,地方上的人都很尊重他。当时县里有位叫建公的老者说:“当年春秋之世,沙麓暴崩,晋史就曾卜过一卦说:'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这话大概会应验在齐田家!现在,王家迁来,正居在当年的沙麓之地,时间也相符,恐怕八十年后,王家真有贵女出世而兴天下了。”
    建公这一番话果然应验了。这个贵女就是王贺的孙女王政君。据班固《汉书》载,王政君的母亲在怀孕时,就曾“梦月入其怀”,汉代大文学家扬雄曾作诔文说她是“太阴之精,沙麓之灵”,王政君人未出世,就已经非同寻常了。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王政君呱呱落地。此时,她的父亲王禁只担任小小廷尉史一职。王禁胸怀大志又“不修廉隅,好酒色”,娶了好几房小妾,共生有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即王政君,再次君力和君弟;长子王凤以下有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王政君与王凤、王崇同为王禁的正妻李氏所生。李氏因为心生妒忌,忍受不了丈夫纳娶那么多妾,干脆改嫁给了邻县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苟宾做妻子。
长大后的王政君,婉顺贤惠。待字闺中时,父亲将她许配了人家,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几次都没等迎娶过门,王政君的准老公就翘了辫子。后来东平王聘她为妾,也没有等到洞房花烛,就一命呜呼了。这样一来,王禁暗中叫怪,于是找了个算命先生给王政君算命。那算命先生摇头晃脑了半天,掐指一算,说了五个字---“大贵,不可言”。王禁听了这话,心里就开始不停地捣鼓了,他想到王氏圣女兴的传说,便认定自己这个女儿就是传说中的圣女,于是大花血本投资王政君,教她读书写字,弄琴鼓瑟。到王政君十八岁那年,王禁把她送入了汉宣帝的后宫,满怀希望她能够得到汉宣帝的垂青,当上个妃嫔,让自己父凭女贵。
    王禁的算盘打得丁当响,却没有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王禁一个廷尉史,身份低微,入了宫的王政君不能凭着老爸的关系提高自己的地位,只能做一个“家人子”。“家人子”只是宫中的宫女,是低级姬妾,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唐朝元稹《行宫》一首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代的绝大多数宫女都是在空空等待帝王的宠幸中,而默默成为了“白头宫女”。
    在宫女中分量不足的王政君是如何逃脱了当“白头宫女”的命运呢?
    王政君在后宫中呆了几年,年华渐逝,但是仍旧没有被汉宣帝看上,眼见着她当妃嫔的希望就要落空。正在这个时候,太子刘奭宠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刘奭因为司马良娣的死而变得落落寡合,对其他的妻妾都看不上眼。这样一来,汉宣帝就急了,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有抱上孙子,要是刘奭一直不近女色,那刘家不绝后了呀。
   于是,汉宣帝便命令皇后在后宫的家人子中挑选几个出色的给刘奭充实后宫。王政君也在这些被选的家人子之中。皇后叫来太子,偷偷问他那群家人子之中看中了哪个?刘奭其实一个也没有瞧上,只是不好扫了自己母后的兴,勉强说了一句“此中一人可”。其实刘奭的意思是随便哪一个都可以,皇后却认为他说的是其中一人可以,当时王政君恰好就坐在太子身旁,而且只有她一人穿了件镶红边的长裙,刘奭似乎对她多看了两眼,那肯定是她了。
    就这样,王政君被送入了太子宫。刘奭虽然不喜欢王政君,老妈的面子却不能不给,更何况,刘奭因为司马良娣之故已经好久没有近女色了,新婚当夜的王政君又含羞带俏,别有一番风味儿。于是,刘奭接受了王政君。春风一度后,王政君竟然就怀上了身孕。这可是很巧的事情,因为刘奭的姬妾也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怀上龙种。
    王政君运气来的时候简直是挡都挡不住,十月怀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对皇室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汉宣帝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十分宠爱,亲自给他取名为刘骜,字太孙,然后王政君便母凭子贵,被封为婕妤。王禁从一个小小的廷尉史摇身变为阳平侯。三年后,宣帝去世,刘奭登基为帝,即汉元帝。按照规矩,嫡子刘骜被册为太子,王政君被册封为皇后。王家果然出了“贵女”,自此她的兄弟姐妹因为王皇后的裙带关系,一个个都封了官。到了刘骜即位为汉成帝时,王政君就被尊为皇太后。
    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讲王莽的姑姑王政君的故事,是因为王政君对王莽后来篡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王政君就不可能有新朝。这一切源于西汉外戚专权的潜规则。
    外戚是指中国古代帝王的母族或妻族,因为是异姓,故称外。历代王朝外戚多凭借皇后、太后势力而把持朝政,权重势大,往往威胁皇权。西汉初年,外戚干政就已然开始,吕后专政及诸吕擅权便是其例。景帝时之窦婴;武帝时之田蚡、卫青、霍去病;昭帝时的霍光等,都是以外戚身份而位高权重。
   王政君是皇后的时候,因为汉元帝并不十分宠爱她,所以她的权力也不是很大,王家外戚专权的根子虽然埋下了,但是还没有成气候,待到汉元帝一驾崩,王政君的亲生儿子汉成帝一即位,西汉王朝王氏外戚专权的帷幕也就跟着拉开了。
    汉成帝一即位,立刻拜自己的舅舅王政君的大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政君同母的弟弟王崇被封为安成侯,食邑万户。王凤的弟弟王谭等皆赐爵关内侯、配享食邑。汉成帝又于河平二年,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王氏兄弟五人一日同时受封,故世称“五侯”。自此,“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班固《汉书•元后传》)
    在众多被封的王姓子孙中,王莽是惟一一个没有怎么享受到特权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王莽的父亲王曼死时,他才四岁,那时候的王家还没有发迹,出门连马车都没有。后来,姑姑王政君被选为宫女,又成了太子妃,王家也还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好处。直到王莽十四岁那年,王政君当上皇太后后,王家的好日子才来到,五个叔叔同日封侯,但是因为王莽的父亲早亡,没能赶上这档子好事,他的哥哥王永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也未能封侯,仅有十四岁的王莽也没法子做官,缘此种种,当王莽的堂兄弟们“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时,王莽“独孤贫”,和其他堂兄弟相比寒酸了许多。不过,强烈的贫富对比并没有使王莽灰心丧气,相反倒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欲望。
    想出人头地的念头自然是好的,但是王莽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呢?他是否要对其他的王氏宗亲阿谀奉承,讨得一官半职呢?
    2.豪门寒士
    豪门寒士的身份是极为尴尬的,在王氏宗族已经因为王政君的关系大兴特兴,得意洋洋地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时,王莽却因为父兄的早亡没有沾到恩惠,仍旧过着王氏未兴前的贫苦日子,守着自己的母亲、寡嫂和哥哥留下的孩子默默地在王氏的光环下过着简单的日子。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王莽的心中难道仍旧是平静的吗?他会如何面对这种落差?是忍气吞声还是会逢迎自己的高官叔伯,求取嗟来之食呢?
    班固《汉书》载王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如果说王政君成为了皇太后是王莽得以篡汉的外因,那么受《礼经》,拜陈参为师,便是王莽得以篡汉的内因。
王莽的老师陈参是西汉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沛郡人士,自幼饱读诗书,尤其在礼经一门上有深厚的造诣。王莽虚心求教,勤身博学,陈参便将他视为自己的衣钵传人,将自己在礼经上的研究全部传给了王莽,同时一并传予他的,还有复兴周礼的雄心。
    王莽学习非常刻苦,这归功于他身为“豪门寒士”的特殊身份,其他的王氏子弟凭借着自己的父兄爬上了权力的顶层,而同是身为王氏子弟的王莽却一无所有。王莽“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失去父亲和哥哥的王莽是家中惟一的顶梁柱,就是为了自己的母亲、寡嫂以及那自幼失去父亲的小侄子,王莽也不得不努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莽比其他孩子早熟,而且天生富有同情心,对社会底层的种种艰辛感同身受。同时,从陈参处得到的圣贤教诲灌注给他巨大的道德激情,而不幸的生活又铸造了他坚强的意志。“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赏信修睦,选贤与能”,这些话在王莽看来并不只是书本上的理想语言,他希望通过自己能够将这些理想变为事实。潜意识中,王莽一直都在将自己和那些得势的王氏子弟做比较,论富贵,他及不上,但是论品德,这些纨绔子弟却及不上自己。于是,王莽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愈加苛刻,而系统的儒家道德标准教育,无疑又引导王莽把“为贤作圣”作为了自己的个人理想。
   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让侄子和自己的儿子王宇同日娶妻,在宴会上,为了服侍生病的母亲服药,数次离席。他还经常到他侄子的学堂去慰问老师,使得“诸生纵观、长老叹息”;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不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他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他曾经为了帮朋友延续后代,甘冒众人误会,帮他买一个漂亮的女奴。班固在《汉书》上记载下王莽的这些举动之后,自添了一句“其匿情求名如此”,认为王莽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求得好名声。
    不可否认的是,在汉朝“以孝治天下”的重大政治原则之下,一个孝子是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的,更何况王莽不仅是个孝子,而且还“折节恭俭”。这样一个人,倘若不是大贤,自然就是大奸。班固没有看过古龙的《绝代双骄》,如果他看过,一定会认为里面的江别鹤就是学王莽表面上装大贤,实际上包藏祸心。就连白居易也说“王莽谦恭未篡时”,不过他后面加了两句“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的确,倘若不是因为新朝仅仅一代而亡,班固还会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假仁假义吗?
    不管怎样,王莽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当时人的肯定,很快王莽的贤名四处传扬。本来已经快忘了王曼这一枝的王凤终于对这个小侄儿另眼相看起来。尤其是在公元前22年,王凤生病休养在家,王莽侍奉左右,端茶送水,递汤喂药,基本上没有离开,还自己亲口尝药,以免烫着伯父。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把王凤感动得不行---如此行为,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没有做到啊。于是,王凤去世时请求皇太后和成帝委任王莽官职,不久,王莽就做上了黄门郎。
   “郎”是帝王侍从“郎官”的简称,郎即古“廊”字,原意为宫殿的廊。所以,郎官的职责就是宿卫宫殿,侍从帝王左右,以备顾问或供差遣。郎官的来源复杂:有由二千石大官的子弟荫补的;有凭一技之长真本事入选的;有花钱买来的。虽然郎官的官品很低,但这是皇帝身边的官职,升迁的机会很多也很快。如在任职期间表现突出的,可以外调担任地方的县令、长、丞、尉,也可以上升入台、省担任尚书郎。由于有这种外调内升的机会,西汉不少官迷们都把能够担任“郎”看作是踏上仕途的必经之路。而且王莽担任的是“给事”黄门(皇帝内宫的代称)的黄门郎,所以比一般的郎官在待遇上更为优渥。后世有时把在内宫侍候皇帝的宦官也称作“黄门”,那是因为在汉朝时还有黄门令的官职,由宦者担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门郎和黄门令有着极大的不同。
    没多少时间,汉成帝便升王莽为射声校尉,品秩二千石,相当于地方郡守,官职已经很高了。这时的王莽仅仅24岁,可谓前途无量。不过,王莽并没有骄傲,他心中的圣人理想一直指导着他的言行举止。他办事认真、谦恭下士、勤俭廉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分给宾客,甚而卖掉车马,救济穷人,朝野上下皆赞王莽,声望之高,超越了伯叔父。
    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请求成帝将自己的封邑分封一部分给王莽。同时,很多的名士也联名上书,赞誉王莽的人品和才德。于是,汉成帝便封王莽为新都侯,迁骑都尉(这表示王莽身为武官)、光禄大夫(可以参与朝政大事)、侍中(成了皇帝身边的人)。尽管王莽的官职升了很多,但他并没有显露出一点骄横之气,依然同以前一样赈施宾客,广交名士,和众大臣友好往来。
    此时的王莽在官  场上是顺风顺水,但是危机意识促使他没有丝毫的松懈。不过,当时在他的宦途中有一个最大的敌手淳于长。淳于长,字子孺,魏郡元城人,王政君是她的姨娘。当初,为了能日后高升,他极力说服了太后,将成帝宠爱的妃子赵飞燕立为皇后,这使汉成帝对淳于长感激不尽,很快就封他做了关内侯,然后又封定陵侯,其官位和声势在王莽之上。大权在握的淳于长在得志之后便忘乎所以,他利用自己是皇帝宠臣的身份,广泛结交诸侯和各地牧、守。一些诸侯和地方牧守为了各自的目的,大肆贿赂淳于长,淳于长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所以,短短一两年里,光是地方官的贿赂加上皇帝的赏赐就数累“巨万”,使淳于长顿时成了暴发户。
    当时贿赂淳于长的人之中还有成帝的废后。废后姓许,因成帝宠妃赵飞燕的诬告而被废,居于长定宫。许废后的姐姐许氏因其丈夫龙思侯已死,一直寡居在家。好色的淳于长竟与许氏“私通”起来,并娶其为“小妻”。许废后鉴于淳于长的权势,就通过姐姐大肆贿赂淳于长,希望他在成帝面前替自己说情,求复为婕妤。淳于长果然劝服成帝立她为婕妤,后来废后又求为“左皇后”与赵飞燕平起平坐,淳于长志得意满,竟然也答应了。他得意忘形,一时烧昏了头,竟然写了封信调戏废后。许废后虽然已经不招皇帝喜欢了,但毕竟也是皇帝老婆,调戏皇帝老婆的罪名自然非同小可。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淳于长的这件“风流韵事”落到了王莽的耳朵里。于是,王莽就向成帝举报了淳于长不检点的行为,很快就扳倒了淳于长。最后,成帝将淳于长定为大逆之罪(这是封建社会“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不久,他死于狱中。而王莽则在公元前8年,晋升为大司马,这时他还不足40岁。同样为外戚的两人,一个骄横,一个谦恭,一个回合,成与败、高与下立见分野。
    高升后的王莽依然是那么谦逊有礼,“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他找来贤德的人做官,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钱都拿来分给大家,而他自己却极其节俭。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大臣们纷纷让自己的夫人来府上探视,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但众夫人却将她当作王府家的仆人,因为王夫人的穿着太普通太节俭,“衣不曳地,布不蔽膝”。通过这些女人的长嘴短舌,王莽清廉的形象更突出了。
    政坛最大的特点就是风云变幻,此一时彼一时,顺风顺水的王莽很快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震荡。公元前7年,酒色侵骨的汉成帝在赵飞燕妹妹赵合德的怀抱中暴死,亲政26年的汉成帝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可以继位,最终,汉元帝的孙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
新皇帝继位,王莽和他的姑姑王政君的命运开始有了怎样的改变呢?
    哀帝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属于自己的外戚集团。他违背礼仪规定,擅自尊自己的祖母傅氏为定陶共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在未央宫宴会的时候,一个太监把傅太后的座位与王太后完全平等安放。王莽见了,便责备太监说“定陶太后籓妾,何以得与至尊并!”然后命令将座位撤去重新摆放。就礼法而言,王莽是没有错的,傅太后的封号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即使真的做了太后,与王太后也有正庶之分,怎能并尊。但是就情而言,王莽却毫不通情,没有照顾到傅太后的面子。傅太后因为这事情对王莽大大的不看好,自然就跟自己的孙子说了王莽的坏话。就这样,王莽不识时务地得罪了新帝。
   王莽跟自己姑姑王政君商量,新帝即位,按照常理,该由新帝的外戚集团来主政,于是王莽便上呈奏章,自请辞职。汉哀帝正巴不得这个刺儿头赶紧走,于是立刻批准,不过因为王莽在朝中名声很好,为了表明自己的圣明,便给了王莽一些荣誉性的待遇,如“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和“十日一赐御宴”等,甚至特许王莽乘坐只有皇孙才有资格坐的绿车。
   但是对于哀帝的外戚集团来说,王莽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妨碍,所以王莽在京城闲住两年后,又被汉哀帝赶回了他自己的封地新都(今河南新野)。
   3.终极矫饰
   王莽凭着自己的努力,一心在圣贤上下功夫,折节谦恭,求得贤名,终于登上了大司马的宝座,掌管了国家大权。但是此时的王莽虽是君子却是一个迂腐君子,在新帝继位之后不久,便因为得罪了傅太后被遣送回了自己的封地新都。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化作流水东去。王莽怎会甘心?不甘心的王莽又将如何挽回这已溃败的局面呢?
   王莽奋斗了几十年,却因为一次大义凛然而失去了大司马的地位,自然是心有不甘。此次政治生涯上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然而王莽并没有放弃机会,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已经改变了当初那个单纯的儒生,当初出于内心的克己复礼,学于圣贤,现在已经开始变质,夹杂了出于对权力的渴望而不得不做出的矫饰。
   逼子自杀,是他矫饰的第一步。在谪居新都期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这种事情在哀帝时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王莽却让王获自杀偿命。在当时很多的官宦世家都养着很多奴隶与婢女,其间主人不慎打死一个两个也是有的,尽管当时的律令不允许杀害奴隶与婢女,但也并没有要求主人偿命(需到官府登记)。另外,一则官宦家里的奴婢多,外人也不可能知道少了一个两个,二则法律的执行也是个问题,所以大家族里主人打死一个两个奴婢实在不是什么大事情,根本用不着主人来偿命。
   不过,在儒家看来,“天地之性人为贵”,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奴隶制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奴隶也有自己的生命尊严,也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就王莽以后的奴隶改革来看,他的确是奉行着这一条准则的。不过,儒家那种求至善至美的精神从另一方面来说,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荼毒。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多年来苦苦经营的道德高标准圣贤形象,爱子便不得不遵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准则。
   含痛忍泪,“获儿,你去吧!”爱子的死成全了王莽的道德形象,也在全汉掀起了轰动效应,王莽的圣人形象更加光辉。但是失子的悲痛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仍旧是痛彻心扉的,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王莽牺牲了太多。忍受了这么多年,如果不成功怎么对得起王莽的牺牲呢?失子之后,王莽迅速开始转变了。他的目光开始对准朝廷,他要了解朝廷的情况,他要了解他是否还能找到机会回到那个熟悉的位置之上。
   王莽开始颇有心机地倾心结交官员,建立自己的人际资源网。当时的南阳太守派出他的下属孔休担任新都相,应该说,孔休在这里有监视王莽的意思。因为封建王朝举凡被逐出的流官在其流放地,地方官都有责任对他们严加看管,并将他们的举动汇报给皇上。尽管如此,王莽对于孔休的到来,并没有像一般的失意高官那样有抵触情绪,而是以礼相待,以情相处,主动结交,孔休也以礼相答,两人相处十分融洽。有一次王莽生病,孔休前来问候,王莽为答谢孔休,便送他一柄玉饰宝剑。孔休不肯接受,王莽说:“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欲献其耳。”说完便解下剑上的玉制剑鼻,送给孔休,孔休因为贵重仍旧不肯接受。王莽知道孔休不肯收下是因为顾忌玉制剑鼻太值钱,于是挥起烛台将剑鼻打得粉碎,亲手把碎玉包起来送给孔休。孔休见他如此真诚,才将剑鼻收下。
   赠孔休玉制剑鼻不过是为了笼络他而已。否则,他怎会仅因孔休的脸上有斑痕,就送他一把佩玉的宝剑,还借口说是“美玉可以灭瘢”。上次一句“定陶太后籓妾,何以得与至尊并”的耿直话,让王莽丧失了权力,但却让他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曲折往复的阴柔做事方法。
   王莽的所有牺牲是否真的可以换来等价的商品呢?
   结交孔休这样的官吏,让王莽的圣贤形象更加光辉了。这些士子们群集聚会时不免就要谈到王莽为维系国法的大义灭亲举动。这样的贤臣,国家怎能不用?于是“在国三岁,吏民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纷纷要求王莽出来管理朝政。
   公元前2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在汉朝人看来,这是上天的警告,预示着天下有不平事发生。哀帝惊恐不已,下诏让大臣们献策。周护、宋崇这些贤臣便上书颂扬王莽的德行,并说日食是上天对王莽遇到不公正待遇的反应。鉴于舆论的压力,哀帝只好以侍候王政君的名义让王莽重返京师。
   此时,王莽本来所拥有的大司马职位已经几度易人,现在的在职大司马叫做董贤,年仅二十二岁。
   王莽当初当大司马时已经四十岁了,还被称为“年轻”的大司马,而这个董贤才二十二岁就当上了大司马,难道他比王莽还要贤能吗?
   董贤能够年纪轻轻就坐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位置不是靠的才干,而是靠的“美色”。他是汉哀帝的男宠,虽然是个男人,长得却是千娇百媚,竟然让哀帝的后宫佳丽均为失色。这个董美人不仅美貌,而且“性柔和”、“善为媚”,把汉哀帝迷得神魂颠倒,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一次午睡,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睡着了。哀帝想起身,却又不忍心惊醒董贤,竟然拔剑割断了衣袖。后人将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便是源出于此。汉哀帝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自己对董贤的爱了,一天在麒麟殿群臣饮酒,他竟然说:“朕欲效仿尧禅舜,把帝位传给你。”当场大臣吓了一跳,生怕哀帝真把自己的帝位传给董贤这个男宠。不过幸好,说这话没多久后,汉哀帝终因酒色过度,呜呼哀哉了!
   汉哀帝驾崩后,他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也先后薨于宫中,于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便又开始把握住了大汉的朝政。王莽的机会也跟着来到了。失去了汉哀帝庇护的董贤自然就跟着翘了辫子,他的家属也被流放到了合浦,紧跟着“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傅氏、丁氏在朝廷为官者全被抹去;已故中山孝王8岁的儿子刘衎成了皇帝……王莽走到了镁光灯下。宫中的宿敌被王莽清除得一干二净,西汉帝国的最高权力重新回到王氏家族的手中。
   汉平帝元年(公元1年)正月,一个自称是越裳氏的化外蛮夷,从遥远的西南方不远千里地来到京师长安,向新皇帝献上“白雉一、黑雉二”,以示对西汉帝国的宾服。对此消息,朝野上下欣喜异常,着实热闹了一番。先是老太后王政君下诏,“以白雉荐宗庙”,向列祖列宗报喜;然后是群臣众口称颂王莽的无量功德,他们一起上奏王政君:“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就是说:大司马王莽有安宗庙之功。按照汉家惯例,应当像前朝名臣萧何、霍光那样,增封三万户,畴其爵邑。
    但是,对于姑姑王政君和朝臣商讨给他请封的事情,王莽却出面干涉,他上书王政君说:“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安国之策,臣恳请封赏孔光等人,勿置臣于其中,以避嫌疑。”在王政君再次下诏劝说“君其勿辞”时,王莽再次上书谦让。接着几个来回后,王莽还躺倒不干了,在家里装病不动弹,这下把老太后也搞懵了,这时有人给六神无主的王政君出主意说,还是按照王莽的意思去办吧,只褒奖孔光等人,不褒奖王莽,看看如何。然而,王莽在四个死党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厚赏时还是无动于衷,朝中群臣这才恍然大悟,水涨船高啊!于是群臣又匆忙上书王政君,请求褒奖元勋,于是皇太后王政君再次下诏:“大司马新都侯王莽三世为三公,任周公之职,建万世之策,功高盖世,声播海内,越裳氏来献白雉。现以王莽为太傅,总理四辅之事,号称'安汉公',以开国元勋萧何之宅为'安汉公'府第,定为法令,传之无穷。”
    经过了这么多个来回,王莽于是以诚惶诚恐的神情表示愿意接受“安汉公”的称号,其他的封赏一概拒不接受,“让还益封畴爵邑事”,并且说:“等到天下百姓家给人足之后,才愿意接受更重的封赏(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王莽这种高姿态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言壮语,让满朝文武特别是饱读儒学的文臣们激动不已,甄丰当众感叹说:“安汉公节义操行,古今罕有其比!”他们纷纷要求王政君重赏王莽,但王莽却提议:“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总之,就是我个人不接受国家给我的封赏,只有天下人的日子好过了,我才能安心地享受。
   王莽的这些举动如穿云裂帛,它如悠长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给人以希望;它如惊天的响雷,震撼了帝国久无生气、万马齐喑的政局;它似狂飙,吹散了压在人们心上的阴霾;它似闪电,照亮了这黑沉沉的大地。在今人看来,王莽在这个过程中运用了很多的小手段小谋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莽在这个过程中的高明之处。当腐朽的贪婪官僚们一心为自己谋官职、谋钱财时,王莽一再谦让,两相对比一下,人们就不能不对王莽的做法表示赞同,不能不对他生出敬意。一再的谦让终于让王莽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说,假如王莽一开始就接受封赏,他所获得的仅仅是官爵,而无法收到天下人的拥戴之心,而这是王莽最看重的。通过谦让、放弃,王莽最终收买了人心,小舍有大得。王莽最终还是以他的良好品行赢得了天下看客的尊重。
   公元前1年冬天,王莽在众人的拥立下坐上了“安汉公”的太师椅,72岁高龄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为了将权力全部拢到手中,针对太皇太后厌政的情况,王莽命手下人上书王政君:“往者,……宜皆见安汉公,太后不宜亲省小事。”表面上说一些杂事小事应交给安汉公处理,太皇太后应保重贵体,不该太劳累,实际上是让老太后将权力交给王莽。不过,王政君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体力和精力都赶不上,于是她下诏说:“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比加元服。今众事烦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殆非所以安躬体而育养皇帝者也。……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于是王莽得以处理一切大事,“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从此,西汉政权实际上已落入王莽之手。
   4.天命所归
   在所有的篡位皇帝之中,王莽应是最该受到百姓感激的,因为只有他没有通过暴力手段取得天下,没有酿成血流成河的惨况。百姓对王大司马充满了感激,时时唱颂着赞歌传扬着他的丰功伟绩,他的贤明谦恭。王大司马这样的“圣人”理应如尧舜禹汤一样创建一个太平盛世,给百姓一个崭新的世界。成帝、哀帝荒淫无道,平帝就是一个小毛孩子,王大司马才真正拥有资格当皇帝管理天下为百姓谋福。这种想法,百姓有,王莽也有,但是篡位毕竟是乱臣贼子所为,素有贤名的王莽会因为想当皇帝的欲望毁掉自己辛苦经营出的“圣人”形象吗?
   王莽此时已经是帝国事实上的龙头老大了,但他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王莽又进行了什么样的举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呢?
   首先,他向王政君进言:“新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后,百姓未赡者多,太后宜且衣缯练,颇损膳,以视天下。”同时他自己积极行动,捐钱100万、田30顷,交给大司农(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10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离失所,在王莽的带头下,232名官民献出土地和住宅救济灾民,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也改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房。
   尽管王莽现在权势显赫,但他并不是一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痛的人,前些年被赶出京城、谪居偏野的生活还留在他的记忆中。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外戚,王莽决定将女儿嫁给汉平帝,于是他上书建议皇上选美女入宫。为了避免其他王氏女儿和自己的女儿相争,王莽向太皇太后说自己的女儿“身无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虽然王政君在深宫大院里修炼了这么多年,但她在心机方面和王莽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实诚的老太后听王莽说“不宜与众女并采”,于是下诏勿采王氏女。而王莽手下的一帮人明白“不宜与众女并采”的意思是“独采”,于是上书老太后:“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这下子,外面采选得热热闹闹,里面早已画好了圈圈。
   王莽的女儿被选上后,朝廷以新野田25600顷封赏王莽,但王莽以救济灾民为由辞谢不受。这件事经王莽手下人四处宣扬,博得了社会上的广泛称誉,一些要求限田的中小地主和农民都起来拥护他,“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要求加赏王莽。但王莽不仅不接受封地,还谢绝了朝廷的大部分聘礼。根据当时的情况,聘请皇后需下聘礼“黄金二万斤,钱二万万”,然而,王莽只接受了四千万,“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最终朝廷又追加二千三百万,合为三千万,“莽复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对此,天下臣民简直把他视为亘古未有的圣贤!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收到笼络士人的效果,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据说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辟雍是古代帝王为天下学子在京师所设立的最高学府;灵台则是古代帝王遥望云气、上通于天的地方。它们是周文王、周公“制礼作乐”时的精粹,是后代儒家知识分子向往的圣殿),还为学者建造了10000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人来长安。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达3万言。不论朝廷还是民间现在对王莽都是一片赞歌。
   面对铺天盖地的称颂狂潮,面对朝臣的请封,王莽上书说自己“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常恐不能称职,现在天下治平,乃元后之德,同列之功”,非自己之能,拒绝加赏。“惟愿更尽忠心于太皇太后。一旦天下富足昌盛,臣自当退隐林泉,为贤者让路。”通过他后来的行为,我们就明白这不过是哄太皇太后玩的,王莽说起通天的谎话来可谓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政治杀戮和收买人心的紧张、亢奋活动以皇上选后的全民欢庆作了一个总结,人们逐渐平静了下来,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人们希望过度紧张、恐惧、亢奋的心情能够有所松弛,从而迎接下一波高潮。高潮马上来了,而且是一枚重磅炸弹激起的高潮。
   这枚重磅炸弹便是泉陵侯刘庆。他上书朝廷:“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为什么说这件事是一个重磅炸弹激起的高潮呢?因为周公“摄政”指的是周公行使代理皇帝的职务,现在刘庆的上书即摆明了让王莽名正言顺地成为代理皇帝。然而这么大的事情,群臣的回答却是“宜如庆言”。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没波没澜地就通过了呢?这还是因为王莽的民心工程做得好,他早先花气力笼络刘姓各贵族,各种优惠政策纷纷出台,刘姓贵族得到了以前没有的实惠,封地越来越大,腰包越来越鼓。他们才不管谁当皇帝谁当代理皇帝呢,只要自己能得到实惠就行,“有奶就是娘”。于是,全票通过,王莽当了代理皇帝。
   公元6年2月3日,平帝突然死亡,年仅14岁。后来有人宣称,是王莽为了篡夺汉室天下而将平帝毒死,那么这个谋杀罪到底成立不成立呢?
   据调查这个指控最早于公元7年提出,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个指控。实际上,据当时情况看王莽的女儿刚新婚,平帝也尚未成年,他的权力如磐石般坚固,如果谋害了皇帝,却很容易动摇他的权力。《汉书•平帝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汉书•王莽传》中的记载是:“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
《汉书》应该是研究王莽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汉书》的作者班固离王莽所在的时代极近,他爷爷班稚曾是王莽的好友,他姑姑班婕妤是王政君的儿媳妇,此外,班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深有了解的也大有人在。而且,班固对王莽简直是恨之入骨(班稚因不上“祥瑞”差点惨遭杀戮),如果他掌握了“王莽毒杀平帝”这样的信息,没有不将其记入《汉书》中的道理。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平帝年幼无子,于是群臣想在宣帝曾孙五人中推立一人,但王莽借口五人都是已故皇帝的兄弟,“兄弟不得相为后”,应在宣帝的玄孙中选立。宣帝玄孙有二十三人,王莽却找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刘子婴,“托以为卜相最吉”。
   我们读历史,读的不应该是历史的年代和大事,而是应该从历史中悟出要义、悟出人性。后世的孙权想把曹操放到炉火上烧烤,杨度等人想做开国元勋怂恿袁世凯称帝,王莽时代的一些文武官员也有后世杨度的想法,他们纷纷劝王莽即位做皇帝。王莽也觉得做代理皇帝不如做真皇帝,于是吹鼓手、抬轿子的人出现了。有人奏说武功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丹书著石,上面有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派王舜将此事转告老太后,太后作色道:“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回答说:“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镇服天下罢了。”王太后只得下诏封王莽为“假皇帝”,“皆如天子之制”。从此王莽身穿天子衮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銮驾,自称“予”,并将年号改为居摄元年。
   公元6年4月,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反对王莽,但最终失败。对王莽来说,刘崇的反对本来是一件坏事,然而,他却将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利用这件事使自己能在老太后面前公然自称“假皇帝”。《汉书•王莽传》中的记载是: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五月甲辰,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王莽手段的高明之处让人不能不服。
   到了居摄三年(公元8年),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伪造“摄皇帝当即真”等把戏,说是天意所归。于是王莽对王政君说:我向您报告时,自称“假皇帝”;而我号今天下,天下向我言事,就不必再言“摄”了。十一月,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这时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爪牙们开始认真议论和建议,“即真”提到了议事日程。有市就有场,当“即真”的“市”出现后,下面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场”。齐郡临淄县亭长辛当,说他夜里梦见天使对他说:“摄皇帝当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发现新井,便是确证。”第二天早晨果然见亭中有一口深百尺的新井。巴郡的石牛出现,上有红色的文字,也是上天命王莽为帝之类的话。有了这些铺垫,王莽便改年号为初始,一步一步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王莽在颁行王田制的诏书中,还指责买卖奴婢有违“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同时为了防止奴婢增多影响国家劳动力,规定奴婢为“私属”,“皆不得买卖”。应该说,这是承认奴婢为人而不是牲畜、通过禁止买卖而加以限制的好政策。然而,王莽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没有解放奴婢,反而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给固定了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这也是行不下去的。在宣布土地可以买卖的同时,王莽也令“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奴婢政策也废止了。稍后,王莽又下令:“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既为搜刮钱财,又为限制奴婢,一举两得。
   王莽不仅在农业政策上进行改革,而且还在商业政策上作调整,他想通过对所谓“食货”的范畴进行改革,以使农民都有田种,商人从事交易时货物流通,价格公平,高利贷绝迹。公元10年,王莽为了限制商贾兼并及物价波动,制订了“五均六筦”政策。所谓“五均”是指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城和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其日常工作一是在每一季度的第二个月,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国家以“市平”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同样以“市平”价出售,使市场不至出现大的波动;三是办理赊贷,“赊贷”即由政府在百姓遇到诸如丧事、祭祀和经营工商业无钱时,向百姓发放贷款,工商贷款利息为每年10%,祭祀和丧葬贷款则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10天内还清,丧葬归还期限则是3个月;四是征收山泽税和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实行盐、酒、铁器国家专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经办五均赊贷。
   王莽搞五均六筦的初衷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是为了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活动,使他们不得操纵市场随意盘剥下层人民,以保证人民生活生产所需,同时还能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六筦之设,王莽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多继承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只不过稍加变通而已。然而,这个好的政策到下面却变了样,因为王莽所用“五均六筦”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千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同时,他们还同商人勾结,狼狈为奸,使下层人民遭受更惨重的盘剥。
   王莽新政中的经济改革不仅有“五均六筦”,而且还实行了货币制度的改革,王莽在他执政前后,共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第一次发生在7年,于通行的五铢钱外,王莽另铸三种新币:“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泉,一值五十。”三种都是高值货币,只有五铢钱是低值。
“大泉五十”是王莽上台后为解决经济危机而铸行的一种大钱。“泉”是“钱”字的借用。王莽相信谶纬学说,在他夺取刘姓天下后,讳忌“卯”、“金”、“刀”三字组成“刘”字,故钱文中不用“金”字而用“泉”。一枚“大泉五十”重量只及西汉五铢钱重量的2.4倍,却要当50个五铢钱用;错刀当5000个五铢钱用;契刀当500个五铢钱用。
   由于这三种货币数额太大而且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因此“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最终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同时,还加强防伪工艺,即把古代刀币和圆钱结合,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枚双色金属钱币。然而,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
   由于错刀、契刀等钱币的比值不合理,王莽于9年发动了第二次货币改革,他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行,为大小二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这次改革同样不成功。
   公元10年,王莽为了使货币轻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金货(1种)、银货(2种)、龟货(4种)、贝货(5种)、钱货(6种)、布货(10种)等六种货币二十八个品种。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而且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货币贬值,“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王莽为推行币改,逼着百姓兑来换去,“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
   更为搞笑的是,为了提高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要带上布钱,没有布钱者旅馆不接待食宿,渡口可以加以拘留,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这次的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极其荒唐,毫无可取之处。
   没消停多久,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实行币改。他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这次改变币制较为合理。但因屡次改币,币制极大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犯法者多,不可胜行”,因犯法及株连而没为官奴婢者“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历史学家陈绍棣认为,王莽改革币制,既有违背经济规律的一面,也有不得不改的原因,但绝非“心血来潮”;其币改行动显示出一定阶段性,即前三次是完全荒唐的,后一次则有进步之处。
   此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弄得官民都记不清楚,公文上还得附写上旧名。还设五等爵,大行分封,但因“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以佣作为生。王莽还新定吏禄制度,分明等级,多少不等,但因制度烦碎,“课计不可理”,官吏往往得不到俸禄,于是“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供给”。
   后人提起王莽的改革,对他的评价多是失败的、可笑的等字眼。如美国学者德效骞断言王莽不过是一个聪明的阴谋家,他依次与所有阶级为敌,于是迸发了最后使他丧命的一切力量。但正如美国学者毕汉斯所说的那样:“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我们应当从历史的迷雾中把握事情的真相。通过对比,我们就会发现王莽并不是一个鲁莽的改革者、一个“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
   降低货币成色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王莽创举,汉武帝从公元前119年起就已采取这个措施,甚至采用皮革钱,但并没有遭到人们的批评,而王莽的币改则成了他的“罪证”之一,学者赵靖就认为王莽的“货币改制,在他的各方面经济改制中牵动面最大,破坏作用最剧烈”。王莽的“王田”措施显然是均田制的前身,均田制后来在485年被北魏采用,唐朝继续实行到8世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莽也并非第一个改变官衔或郡县名称的皇帝。公元前144年,当吴楚七国之乱后西汉王朝改组时,西汉已采用新的官名;40年后,当修改历法并认为一个新时代开始时,它再次改变官衔。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留下坏名声而王莽招致了这么多的批评呢,主要是因为王莽最终失败了,新朝存在的时间太短了。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改道,洪水漫流,灾民遍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开始纷起反抗,很快形成了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了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新亡解读
   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丑陋的中国读书人》一文这样评价王莽:公正评价,王莽的个人品格不坏,他克己复礼的人品,也是真的。王莽的问题,主要是他读书读得迂腐了,他居然按照儒家经典中的理想政治社会蓝图去实行他的一系列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制度变革,这,就是“理先事后”的胆大妄为之举了。任何政治家,都必须严格按照他身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去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不能够事先给自己脑袋套上任何理论和理想的套子,否则,他将给国家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另外,王莽改革过于急速,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王莽采取的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去社会基础。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王田制把豪强地主惹恼了,他们抛弃了王莽;王田制也没有使农民得到任何好处,饥寒交迫下他们只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走上造反的道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革王莽的命。
   改革其实也是一种革命,它也要人付出代价。商鞅被车裂了,王安石被罢官了,张居正被鞭了尸,谭嗣同被砍头了,而王莽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他把他的新朝、他的性命、他的名誉全部陪葬了他的改制。我们很难说清王莽究竟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时新派。他不是一个革命空想家,而是汉代诸帝中的一个务实主义者。历史学家葛承雍认为,王莽已经看到西汉后期危机的根源,改革主要针对大地主阶层,本意是想干一番事业,但结果却变成对人民的浩劫,这是他根本没有料到的,因此成为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