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是王弘诲的故乡，为他而建的“太史坊”总能吸引自驾游者驻足观看，摄影留念。海南日报记者李英挺摄
官至明朝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弘诲，是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关于他与首辅张居正的关系，学术界历来认为他一直受到张的排挤和压制。
而史实恰恰相反，张居正和王弘诲的关系极其亲密，甚至王弘诲“奏考回琼”也都得到张居正的支持。
明代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系一代名臣，岭南文坛巨擘，对海南教育贡献巨大，尤其是“奏考回琼”，免除学子渡海赴试之苦，为家乡后学造福。
明史有关王弘诲的记载甚少，较早史料应是《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以下简称《传》)。该《传》系王弘诲门生大理寺少卿区大伦于天启四年所撰。由于诸多原因，该《传》谬误不少，对研究王弘诲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王弘诲与张居正的真实关系
《传》称：“时江陵(首辅张居正)当国专恣，私其子鼎甲，不奔父丧，公作《火树篇》、《春雪歌》讥之……江陵闻而衔之。会赵、吴两翰林疏论江陵构祸，公为救解。江陵愈怒，思以螫之。京省主考、讲筵华选，皆不与。故事，官词林十年，例得坊局。公在馆十四年，始转司业。”然而，王弘诲的一些传世文章表明，实际情况与该《传》以上所言大相径庭。
王弘诲与张居正的关系，并非像该《传》所言那么紧张。相反，他们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王弘诲对张居正的一切政令和改革措施都持赞同态度，对张居正也尊崇有加。万历初期，王弘诲在《贺张相公寿诞》等五篇传世文章中，盛赞张居正的改革成效。如在《上大行皇帝谥议》(《天池草》卷一)云“六年之间，吏修其职，民安其业，薄海内外，号称隆乎！”在《贺张相公》(《天池草》卷十六)一文中，王弘诲也由衷称赞张居正“惟阁下密勿元勋，太平硕辅。”另一方面，张居正对王弘诲格外信任。单从他不虑隐私，请王弘诲为亡父张文明撰写神道碑文，可窥见其对王公非比一般的信任与器重。
王弘诲因张居正“私其子鼎甲，不奔父丧而作《火树篇》、《春雪歌》讥之”的说法难以成立。首先，王弘诲对张居正儿子科考高第持赞赏态度。如在《贺张相公》一文中称赞张公子“文章宗海内。”感叹“是父是子，作述有光；难兄难弟，丝纶幷美。”表示“某等无任欢忭踊跃之至。”其次，王弘诲对张居正不能奔父丧且得不到同僚理解的痛苦表示同情。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疏请奔丧。神宗以朝务倚重，不予准奏。部分朝官不知内情，上书对张抨击。为此，神宗下诏以贬官、杖刑严厉处罚部分官员。张居正为不能奔丧，且为同僚误会而痛苦万分。万历六年初，王弘诲抱病为张居正亡父撰写《诰封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观澜张公神道碑》(《天池草》卷十九)，除了详尽记述张居正的家世渊源，还为张居正不能奔丧予以辩解：“讣闻，少师公(张居正)毁几绝……请奔丧如制，上用先朝金幼孜、李贤故事留之。疏凡数上，辞弥苦，而皇上留弥笃……苦心隐忍之际，非特外不得而知，即公亦不以告人也……相国既不获命，触地号曰：‘天何不速死我，而使之忠孝无当！’”
区大伦关于“会赵、吴两翰林疏论江陵构祸，公为救解。江陵愈怒，思以螫之”的说法也难以成立。一方面，王弘诲知道张居正不能奔父丧缘于皇上不允，忠孝难全。也知道吴中行、赵用贤两位翰林为此上疏谏诤适得其反。对张居正深表同情且为其辩解的王弘诲，反而解救攻讦张居正的赵、吴两翰林，似乎有背常理。另一方面，假如王弘诲招惹“江陵愈怒，思以螫之”，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不会请王弘诲为亡父张文明撰写神道碑文。
以讹传讹歪曲历史
王弘诲万历初期的人生际遇，并非如《传》所言备受张居正排挤与压制。相反，他得到张居正的器重与帮助。当时，王弘诲只是涉世不深的七品编修，没资格任“京省主考”，让其任“会试同考官”， “奉命教内书馆”，足见张居正对其信任与器重。让王弘诲拟《册立中宫诏》(《天池草》卷一)，更见其信任与器重。剔除服母丧及张居正病重的日子，王弘诲在张居正主政十年间，约供职七年。期间，从翰林检讨(从七品)晋为翰林编修(正七品)，又晋为国子司业(正六品)，看不出受到压制。张居正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三十九年晋为国子司业，也用了十三年。张居正主政期间，皇上对其言听计从，格外倚重。如果王弘诲真的备受张居正排挤与压制，不可能得赐金币、文绮，加俸一级。尤其是事关科考体制变革的“奏考回琼”，如果得不到首辅张居正的理解与支持，不可能获得成功。
谬误产生误导，误导害人不浅。
首先，损害了王弘诲的形象。该《传》之谬误，让人感到王弘诲对张居正边恭边损，先恭后损，不像个正人君子，倒像个两面人物。
其次，损害了张居正的形象。张居正力推改革，利国利民，以巨大历史功绩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救时宰相”。由于该《传》误导，人们会以为张居正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
再次，损害了王弘诲后人的形象。由于该《传》误导，王弘诲的后人一直将与王弘诲交情深厚，对其帮助极大的张居正，当作长期排挤、压制王弘诲的奸佞看待，且多有攻讦。让人感到王弘诲的后人似乎强奸祖意，给王弘诲抹黑，难免有不孝之嫌。
第四，妨害了人们对王弘诲的正确研究。如某史学大师在研究王弘诲并撰相关文章时，由于受该《传》误导，也陷入以讹传讹的怪圈，称“《火树篇》、《春雪歌》……影响了他(王弘诲)和张居正原本十分密切的关系，彼此由此而产生嫌隙。在张居正的压制下，王弘诲宦途蹭蹬，十余年不得升迁……”
第五，妨害了人们对王弘诲的正确宣传。如获海南省首届艺术节“文华大奖”的新编历史琼剧《奏考回琼》，颠倒是非，把支持王弘诲成就“奏考回琼”，理应受到海南人民颂扬的名相张居正，刻画成阴险毒辣，处处阻挠“奏考回琼”的奸臣。
谬误产生的原因
谬误何以产生，又何以愈传愈广？原因固然有诸多方面，但与王公后人的“掩瑕”情结不无关系。
区大伦对王弘诲了解不多，为其写传客观需要王公后人提供素材。当时，逝去的张居正仍受攻讦。为免“牵连”，王公后人难免产生“掩瑕”情结，对王、张关系有所隐讳。
一是从王、张关系表述的矛盾窥见“掩瑕”痕迹。《年谱》“记载”王公于万历五年上疏申救赵、吴两翰林，于万历八年作《火树篇》、《春雪歌》讥讽张居正。这与《传》中关于先作诗得罪张居正，后申救赵、吴两翰林而进一步将其激怒的表述明显矛盾。而王公于万历五年因申救赵、吴两翰林激怒张居正的“记载”，则与张居正于万历六年，请王公为亡父张文明撰写神道碑文的史实明显矛盾。
二是从有关奏疏缺失窥见“掩瑕”痕迹。凡是王弘诲的奏疏，《天池草》与《年谱》均全文录入。而《年谱》所载王弘诲上疏申救赵、吴两翰林一事，不仅《天池草》没有记载，《年谱》也未见疏文。
三是从有关要事录之不一窥见“掩瑕”痕迹。王弘诲为友人亲属所撰的神道碑文，《年谱》均有记载。为首辅张居正亡父撰神道碑文，乃人生之要事，且《天池草》全文录入，《年谱》却只字不提，令人费解。
此外，《天池草》与《年谱》对张居正儿子名字的不同记载，也值得研究。王弘诲为张居正亡父所撰的神道碑文载明“子男四：长即相国居正；次居敬，郡庠生，早卒；三居易，荆州右卫指挥佥事、四川都司军政佥书；季居谦，癸酉举人……孙男十人：嗣文，癸酉举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林院编修；嗣允，郡庠生；嗣哲，荫锦衣卫正千；嗣弼、嗣渊、嗣宽、嗣信、嗣敏、嗣惠。”《年谱》称万历八年，王公因张居正私其子“懋修”、“敬修”鼎甲而作诗讥之。这“懋修”与“敬修”，到底是张居正儿子之别名，还是另有其人？
讹谬误人何时休？如果说，在张居正受谤时期，隐讳王、张密切关系可以理解，编些“美丽的谎言”也情有可原。但张居正平反之后，仍隐讳实情，实在不妥。宜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回归历史。
(来源：海南日报 作者：邓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