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前二天上网的“琅琊王氏研究中的问题与对策”是从某网站下载的文稿，其中有一些错别字，现将作者自己近日发来的原稿重新上网，以便大家学习与研究。 中华王氏网编辑部 2014年11月22日
第12届书圣文化节暨琅琊王国际研讨会论文
原稿：琅琊王氏研究中的问题与对策
王大良
琅琊王氏是王姓最为重要的支派之一，也是汉唐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政治大族。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把这样一个政治大族当作研究重点，并为此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已经并仍在是许多前贤今彦的共同做法。而从姓氏研究的角度看，琅琊王氏一向与太原王氏和开闽王氏、三槐王氏并称为王姓4大支派，不仅在汉魏以后的许多王姓望族都与它有关，或者由它进一步分出；而且4大支派中的其他3支如果追本求源，也或被确认无疑出自琅琊王氏，或与琅琊王氏有密切关系。故而，在第12届书圣文化节暨琅琊王国际研讨会召开之际，无论从学术还是从姓氏研究的角度都有必要认真梳理过去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对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以期借此大会召开的东风，把琅琊王氏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一、琅琊王氏研究的一般回顾
据我所知，海内外学者近几十年来从学术角度对琅琊王氏的研究，大约可以从陈寅恪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算起，由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在1967年刊印“中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推向新高度，北大教授田余庆先生1979年发表“释‘王与马共天下’”进入新时期。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两位在安徽、四川攻读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不约而同地以琅琊王氏为研究对象，写出了各自的毕业论文。此后，随着个案研究在大陆学界的逐渐被采用，以及“文化热”、“寻根热”、“出版热”等的兴起，研究琅琊王氏的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仅出版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按出版时间先后就有华东师大萧华荣教授的《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传奇》（1995）， 笔者本人《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琊王氏为主的研究》（1999），临沂大学教授王汝涛先生的《琅琊王氏考信录》（2007），以及赵丹峰主编《琅琊王氏文化志》（2008）、孙丽与王厚香合著《琅琊王氏家族的历史与文化》（2009）、姚晓菲《两晋南朝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研究》（2010）、马晓坤与孙大鹏合著《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比较研究》（2011）、孙丽《汉唐时期的琅琊王氏家学研究》（2012）、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2013）、王连儒《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2013），等等。在这些成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的长篇宏文，除利用传统文献资料外还使用大量的碑刻墓志资料，试图从数量统计的角度阐释琅琊王氏的辉赫地位。田余庆的“释‘王与马共天下’”一文后来有所增补，收入他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该书被公认为是研究魏晋历史的名著，而研究琅琊王氏的历史及与东晋皇族、东晋政局的关系又是该书的重中之重。
另外，已故临沂本地学者王汝涛先生，也是一位研究琅琊王氏的著名专家。如果我们对王先生研究琅琊王氏的经历进行回顾，便会发现，他的研究是从对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羲之的研究开始，最后以主持编写《琅琊王氏会通世谱》为总结的。在此期间，王先生先后编写或主编、出版了《王羲之》、《王羲之志》、《王羲之研究》、《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翰墨人生》、《王羲之书法及琅琊王氏研究》、《王羲之与琅琊王氏文化研究新编》、《琅琊王氏考信录》等多部著作，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无不以严谨、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与琅琊王氏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厘清了历史上长期争论不清的诸多问题。如在《琅琊王氏考信录》一书里，王先生从对琅琊王氏得姓问题的考证开始，分别对琅琊王氏的始祖太子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王姓先秦历史的记载、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关系、两汉至隋唐时期琅琊王氏历史中疑难和争议问题等一一进行考证，对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一些观点还能成一家之言，被稍后出版的《琅琊王氏文化志》等书借鉴或采纳。其中如对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关系的考证，就国内出版的《太原王氏》一书和台北编修的《太原王氏通谱》中所谓的琅琊王氏出自太原王氏、是太原王氏分支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其说完全是有人为了达到某些功利目的、借修谱之机而妄改历史，“以虚构材料得出虚构的结论无法说服研究王氏谱牒的人”，“其根据是不能成立的”。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最后还以超乎常人的态度“欢迎不以此文为然者，据可信的资料，据学理以展开争鸣，以求得正确的结论早日出现”，充分反映了他追求真理的博大胸襟。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确认王羲之出生地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就是今天的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并对王羲之家世、生平等进行认真考证，认为历史上一直流传的王羲之书法老师最早是自己的父亲王旷这一说法不可靠，而相传羊欣所撰《笔阵图》中所说的王羲之“七岁学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父枕中，窃而读之……父喜，遂与之”的话更是虚构。因为王旷虽然擅长书法，但在王羲之7岁时就奉命外出打仗，从此便下落不明，不可能亲自教儿子书法。最初教王羲之书法的应该是王羲之的叔父王廙，王羲之后来又跟随卫夫人学习。上述这种推论和结论，都是建立在严谨的考证基础上，不仅言之有据，还解决了王羲之书法传授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王先生正是用上述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扎实的考证功夫，提出很多令人信服的见解，也因此奠定了他在琅琊王氏研究中的突出地位。
至于笔者本人，大约从1985年开始研究琅琊王氏，那时才22岁，现在也将近30年。前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琅琊王氏的两个研究生，其中之一就是我。我所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琅琊王氏的几个问题”，1986年通过答辩，1990年发表在《四川师院学报》第一期上。在那之后，我又先后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王姓》（署名达良，1993）、《百家姓寻根探秘•王》（1994）、《周吴郑王：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1999）、《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琊王氏为主的研究》（1999）、《中华姓氏通史•王姓》（2001）、《中华王氏通书•寻根旅游卷》（2014）等多部与琅琊王氏有关的著作，发表了“中原王姓源流研究”（1994）、“略论王肃与北魏政局“（1997）、“六朝世族社会特征的微观考察——以琅琊王氏为例”（2000）、“六朝世族思想信仰主流再认识——以琅琊王氏为例”（2001）、“关于六朝世族婚姻的几个问题——以琅琊王氏为例”（2002）、“略论王献之书法与家族的关系”（2007）、 “六朝世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以琅琊王氏为例”（2010）、“中华王姓主体支派的血缘与地缘之根”（2013）、“王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13）等多篇论文和专门文章，目前仍在从事相关研究。在这些著作或论文、文章中，《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一书是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当时国内尚不多见的个案研究方法，对琅琊王氏在汉唐时期的家族历史进行了缜密考察，并从政局、仕宦、婚姻、文化、经济等方面探讨了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琅琊王氏实际是一个对国家有强烈依附关系的政治大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其处理社会、政治、婚姻、文化、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核心。这一特点在当时众多门阀世族中极具代表性，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传统的所谓门阀世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等结论大有值得商榷之处。加以本书在研究方法上追求深刻入微、系统全面，而又不陷于琐屑枝蔓，具有一定的开创风气作用，在整体上是一部当时国内仅见、价值独到的研究专著。
除上述以外，此前提到的研究琅琊王氏其他成果也都各有建树。限于篇幅，难于一一评述。
二、琅琊王氏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琅琊王氏既然是一个地位显赫的政治大族和人口众多的王姓重要支派，已被研究和可供研究的问题很多，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很多问题也都可以通过不断被关注、不断被研究而得到解决。在此，仅从姓氏研究的角度，就以下6个问题略述管见。
（一）远祖传说的历史来源
琅琊王氏一向被认为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代，这一说法在今天所能见到的记载中，大约以东汉人王符所撰的《潜夫论•志氏姓》为最早，此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扬光大，隋唐以后成为共识。综合来看早期的相关文献、世系、墓志、佛经、诗文等记载，尤其是《潜夫论•志氏姓》，东晋孙绰《丞相王导碑》、南朝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梁陶弘景《真诰•延象篇》、陈徐陵《晋陵太守王劢德行碑》、北魏《王绍墓志》及《王诵墓志》，《文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琅琊王氏录》，唐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林宝《元和姓纂》、李白《感遇》、李珏《瑯琊王府君（衮）墓志铭》，北宋邵思《姓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等等，都对太子晋和琅琊王氏的关系作了大致相同的记载，也是今天许多人自称是太子晋后代的基本依据。
在秦汉至唐宋时期的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把太子晋当作琅琊王氏得姓始祖的一脉相承的记载。如前举东晋人孙绰所写的《丞相王导碑》就记载说王导“胄兴姬文，氏由王乔”，也就是说，孙绰认为丞相王导的姓氏来源于王乔（太子晋）。王导是东晋丞相，也是琅琊王氏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孙绰为他撰写的碑文应当有所凭依，应该不会是他本人的凭空捏造，因此他关于琅琊王氏来源于太子晋的说法至少应该是得到了王导家人的认可，能得到王导家人的认可也是得到了琅琊王氏的认可。又如前举南朝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说，永明敬太妃出自琅琊王氏，“其先周灵王之后”，意思是说，琅琊王氏因为是周灵王的后代而姓王，姓氏来源于固有的王者身份。这种记载与前述《丞相王导碑》中所说的“氏由王乔”相比，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都认为琅琊王氏是周灵王或周灵王的太子晋之后。又如前举《真诰•延象篇》也说“王子晋父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是为王子乔”，不仅直接把太子晋称为王子晋或王子乔，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太子晋和周灵王的关系，使人能够借以确知他们都是琅琊王氏的远祖。又如前举北魏《王绍墓志》也说“子晋资储仙命氏”，意思是说出自琅琊王氏的王绍远祖也是太子晋。再如前举唐人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中说“王氏之先，盖出于有周。……有太子晋者，登仙于伊洛之滨，其后代子孙，遂称为王氏”；《文选》章怀太子李贤注引《琅琊王氏录》说“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晋”；林宝《元和姓纂》中说“王姓，出太原、琅琊，周灵王太子晋之后”；李珏《瑯琊王府君（衮）墓志铭》中说“王氏之先，本于周灵王太子晋，以忠谏废，天下之人谓之王家”；北宋邵思《姓解》中说“王，周灵王太子曰晋，世传晋登仙，是王家之太子，遂称王氏”，实际上都是沿袭了前人的说法。至于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的记载，流传更为广泛，进一步确认了琅琊王氏的远祖是太子晋。
（二）王吉以前的世系认同
尽管琅琊王氏一向被认为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代，其传说历史可以追溯得非常久远，但从其发展的本身看，有史可考的历史一般认为开始于西汉昭、宣时期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至于从太子晋到王吉之间的世系，前举唐人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李珏《瑯琊王府君（衮）墓志铭》、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记载的颇为详细。其中《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称：“王氏之先，盖出于有周，自后稷公刘，迨乎太王王季，以至文武成康，累圣重光，以成王业。故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下及灵王，厥德虽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晋者，登仙于伊洛之滨，其后代子孙，遂称为王氏。考其绵系，不亦远乎。既而姬氏运穷，战国蜂起，有错为魏将，翦为秦将，咸以武功，翊扶霸业，宏谋远略，二国赖焉。自秦至汉，有吉有骏，为汉代名贤。自汉至晋，有览有祥。”《瑯琊王府君（衮）墓志铭》称：“王氏之先，本于周灵王太子晋，以忠谏废，天下之人谓之王家。至八世孙错，七世而生翦，仕秦，复为大将军。翦七世而生吉，仕汉为谏大夫，去官全道，隐于琅琊之皋虞。吉生骏，为京兆尹，骏生崇，为司空。崇五世生览，仕晋为宗正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说：“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生骏，字伟山，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字德礼，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伯业，后汉中大夫、义乡侯。生二子：时、音。音字少玄，大将军掾。四子：谊、睿、典、融。融字世伟。二子：祥、览。”上述三种记载虽有详略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是唐宋时期及其以前的流行说法，也是此后人们依据的本源。
在上述世系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涉及14人，但事迹大多不可考，即使可考者也大多得不到证实。因此，把这段世系所在的历史称作前琅琊王氏世代或传说时期较为客观。其中如从太子晋到王翦之间17世、9人中，宗敬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王错事迹另见于《史记》和《竹书纪年》。王错子王贲事迹虽也见于《史记》，但一则仕赵，在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出使楚国；一则随父自魏奔韩，两者并非一国，是不是同一人尚难确定。王贲之后，王渝、王息、王恢、王元、王颐等人的事迹无考，王翦、王贲和王离3人则是战国时期秦国将领，生平事迹见于《史记》等书里，较为详实。但《史记》说王翦等人是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美原镇西南)人，在籍贯上尚不属于琅琊王氏。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还说琅琊王氏是秦将王离之后。王离在秦亡后不知所终，有子王元和王威二人，其中王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徙临沂”，但于史无证。后人认为琅琊王氏的开基祖是王离长子王元，便是以此为依据的。
（三）东汉时期世系表的脱误
琅琊王氏在西汉大司空王崇之后，家族地位似乎有所下降，以致世系不明，人员事迹无考，现在所能看到的其在后汉时期的世系记载也极为简略。前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这一时期的世系，也被陈寅恪先生认为“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其后诸世当有脱误，然为王吉之后，要无可疑”。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世系表中提到的自王遵至王祥、王览之间仅有4世，但他们的实际生活时代却分别在东汉初年和末年，相距近200年，按照我国传统的约30年传一代的说法显然不可能，其中若非史书脱误，也是琅琊王氏自修家谱的疏漏，或者说琅琊王氏在一段时间内根本就没有事迹可寻。
当然，关于琅琊王氏在东汉时期的世系，并非仅有《新唐书》那样记载，另如在唐初的《王衮墓志》里，也说“吉生骏，京兆尹。骏生崇，为司空。崇五世生览”，与此完全一致，说明这段世系至少是唐代的流行说法，而后人也才会因此认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
对于琅琊王氏在东汉时期世系表的脱误，研究界和家谱编修者一直都有人试图补充，但所补世系又因缺乏足够证据而无法让更多人接受。事实上，如果对历史资料认真发掘，也不是没有补充这段世系的可能。如在《晋书•王祥传》中，便说王祥是“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与《新唐书》记载的王祥祖父是王音不同。又如在南宋人汪藻所编《世说附琅琊临沂王氏谱》里，也记载说“汉大夫吉生御史大夫骏，骏生汉大司空崇。崇孙后汉中大夫遵，生青州刺史仁。仁四子，曰谊，曰睿、曰典、曰融”，与《新唐书》记载的王遵是王崇之子不同。如果我们假定这两条记载就是《新唐书》的相关记载中的脱误部分，或者认为它们比《新唐书》的相关记载更为可信，那么，在上述所引用的《新唐书》记载里，在王崇和王遵之间就多出了一代，王祥祖父王音之前又多出了王仁一代。如果我们再假定王祥的祖父是王仁而不是王音，那么，《新唐书》中最有可能的脱误就在王音之后、王仁之前。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补充琅琊王氏在东汉时期世系表中脱误的两代，还为进一步补充更多的脱误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四）与太原王氏的关系
如所周知，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都是王姓的著名支派，二者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如果深入研究这种关系，便会发现，古人和今人的看法并不相同。其中如在唐宋人眼里，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是同源关系，关系十分密切。对此，唐朝人王颜在所撰《王卓神道碑》中曾说：“又见近代太原房谱，称显姓之祖，始自周灵王太子晋，琅琊房谱亦云太子晋后。”王颜是唐代中叶人，该碑撰于唐朝贞元年间（785—805年），其中既然认为“近代”以来的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家谱都自称是太子晋之后，可见至少在当时就有二者本为一家的说法。不仅如此，前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说二者是兄弟关系，同出自秦武城侯王离。王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徙临沂。……威，汉扬州刺史。九世孙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也就是说，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都是王离的后代，其中琅琊王氏出自王离长子王元，太原王氏出自王离次子王威。再如在前引汪藻《世说附琅琊临沂王氏谱》里，曾引《世说》“王武子与从兄恬不平”一句，说两支王姓人“则初亦一族”。尽管他这里是因《世说》版本的笔误将琅琊王恬（实际是太原王佑）当成太原王济（字武子）的从兄，但所得的结论仍是基本沿袭了唐代以来二者本为一家的说法。
唐宋人的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本为一家的观点大约在明清时期被打破，近年随着“寻根热”的兴起和功利色彩的抬头再起波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公然提出了琅琊王氏出自太原王氏说。为了证实这一伪命题，他们还故意引经据典，说据《国语》记载，太子晋因直谏被废，子宗敬奔晋，世居太原，人称王家，改姬姓为王姓，为太原王氏。又说，南齐琅琊王俭编写《姓谱》，置太原王氏于琅琊王氏之前，可见太原王氏的影响很早就盛于琅琊王氏。还说，《广韵》载王氏21地望，太原王氏居首。《广韵》是宋人据隋代韵籍编写的，可见在隋代之前，已有居21望之首的说法。太原王氏地望太原郡，始于秦，因此又有太原王氏显于秦汉之说。还说，现在海外王氏家谱中也都记载说，琅琊王氏同属太原王氏。
其实，以上的几个观点大多经不起推敲。今查《国语》所有版本，并没有宗敬奔晋为太原王氏的任何记载，而宗敬的名字更是在宋代人欧阳修编写的《新唐书》里第一次出现。即使在东汉人王符《潜夫论•志氏姓》里记载太子晋“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其所避难的平阳也是在现在的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南部一带，离今天的太原还有260多公里的路程，与太原王氏所在的太原还扯不上关系。另外，上述说法中所提到的王俭《姓谱》，其实在隋唐时已亡佚，所记内容以东晋刘宋大族为本，当时琅琊王氏早已被确认为侨姓第一望族，而太原王氏是刘宋皇族的死敌，早在东晋末年的动荡中就被刘宋皇族的奠基人、即后来的宋武帝刘裕灭族，没有任何理由被琅琊王氏人编写的书籍放在自己家族的前面；《广韵》成书于宋代，蓝本是隋朝的《切韵》，但绝大部分内容超出《切韵》之外。宋代以前，王姓还没有21望之说，《切韵》也没有关于王姓郡望的记载；至于海外王姓人认为琅琊王氏出于太原王氏，也只是受明清以来的启蒙读物《百家姓》的误导，并不能作为信史。
若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为依据，认真考证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的关系，便可知道，秦武城侯王离的长子王元因避秦乱，迁到琅琊临沂，4世孙王吉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王吉子王骏、孙王崇、王游等显于西汉；王离次子王威的9世孙王霸始居太原晋阳，王霸的20世孙王泽任东汉雁门太守。同时，其中所提及的琅琊王氏世系除在王吉以前有4世无考外，其余基本连贯不断；而太原王氏在王威以后有8世无考，到第九世王霸的儿子王咸以后又18世不显，直到19世才有王泽。由此可见，琅琊王氏作为王离子孙中的长门，显然是先于太原王氏开族，在各自于史可考的始祖王吉或王霸、王泽以前又以琅琊王氏较为贵显。因此，至少在两汉时，同样作为秦武城侯王离的子孙，出自长门的琅琊王氏远比出自次门的太原王氏更有代表性。
再者，若从历史上看，琅琊王氏的实际始祖即西汉昭、宣二帝时期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而太原王氏是两汉之际的王霸，王霸的生活时代也晚于王吉很多。更何况王霸之后的太原王氏实际上又分为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两支，两支又各有自己的实际始祖。其中，祁县王氏始祖是东汉献帝时期的司徒王允，晋阳王氏始祖是比王允更晚的王柔、王泽兄弟。同时，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祁县王氏基本上在汉魏时期昙花一现，晋阳王氏也仅在三国末年至东晋末百余年间闻名，此后虽枝叶众多，但研究者大多认为属于假冒，远不能与琅琊王氏自汉至唐近千年间世系不断、东晋南朝排名第一相比。故而，在隋唐以前的“四大贵姓”说法中，东晋南朝是王、谢、袁、萧，其中“王”即指琅琊王氏，排名第一；北朝是崔、卢、李、郑，还没有把太原王氏包括在内；隋唐时仍称“四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崔、卢、王、谢，其中的“王”仍指琅琊王氏；另则沿袭北朝旧称，仍然没有太原王氏。只是在出现较晚的“五大贵姓”说法中才有一个王姓，但是被附在崔、卢、李、郑之后，称崔、卢、李、郑、王，这个“王”才指太原王氏。由此可见，太原王氏贵显的历史远较琅琊王氏为晚，所谓琅琊王氏出自太原王氏云云，没有一点经得起推敲。
对于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的历史及其关系，明朝人王世贞在所著的《弇州集》中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说：“江左（东晋南朝）门高，故称王、谢，其次则顾、陆、朱、张，梁武以次速侯景之叛。淮北（北朝）则推崔、卢、李、郑，崔浩宗虽灭而贵不衰。陇西之李居次，唐文息以人主之势发忿而望不盖。江左见并于隋，故王、谢小减。琅琊之王初在太原上，而隋唐之际，太原渐贵，至宋益贵，是亦乘除之数也。”意思是说，琅琊王氏贵显于隋唐以前，后因亡国于隋而地位微减；太原王氏显于隋唐之后，于是才逐渐超越琅琊王氏。王世贞的这种建立在历史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的关系指明了唯一方向，那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五）与开闽王氏的关系
一般认为，开闽王氏是琅琊王氏的后裔，出自琅琊王氏的分支固始王氏。但固始王氏究竟怎样由琅琊王氏演变而来，其间还有一个让人无法解开的疑团。
关于开闽王氏出自琅琊王氏分支固始王氏的说法，大多出自开闽王氏后代的口耳相传或其家谱。而在至今可见的唐宋时期文献中，则多笼统认为与琅琊王氏有关。如在今福州市闽王庙中所立的唐天佑三年（906年）《王审知德政碑》（即《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载：“公名审知，姓王氏，琅琊人也。后以大祖就禄光州，因家于是郡焉。”另一通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 的《重修王审知庙碑》（即《重修忠懿王庙碑铭》）也说：“公名审知，字祥卿，姓王氏，本琅琊人，秦将翦三十四代孙。高祖晔，唐贞元中，为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迁家于是郡，遂为固始人矣。”以上两碑所记内容大致相同，都认为开闽王氏出自琅琊王氏。其中所提到的王审知高祖王晔，在后世所修的开闽王氏家谱里基本都与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王方庆联系起来，说他是王方庆的第五子。王方庆是确切无疑的琅琊王氏，在两唐书里都有专门的传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也有他的家族世系表，世系表里他的名下确实有个叫王晔的儿子，排行第五，并说官至殿中侍御史，有子名儇，挽郎。上述两通石碑都说王审知出自琅琊王氏，其依据应是基本与此相同的。
但是，有些让人疑惑的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所记载的王方庆第五子王晔，与上述两通石碑中所提到的王审知高祖王晔大约只是同名关系。因为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王方庆第五子王晔的官职是殿中侍御史，不仅与上述两通石碑中所提到的王审知高祖王晔的官职光州定城宰不同，也与《新唐书•王潮传》和许多开闽王氏家谱中所记载的王审知高祖王晔终于固始令不合；再则殿中侍御史官居从七品下，而固始县令为七品，二者的品级也不相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查阅两唐书《王方庆传》便可知道，王方庆是个大约生在唐太宗贞观末年又在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去世的人，他的第五子王晔即使是他的遗腹子，也是唐代中叶以前人，不可能像前引石碑中所说的那样在“唐贞元中，为光州定城宰”。因为贞元是唐德宗年号，相当于公元785－804年，已是唐代中叶以后。由于生活时代并不一致，王方庆第五子王晔与王审知高祖王晔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尽管开闽王氏与琅琊王氏的关系还存在一些疑点，但与琅琊王氏有关的说法仍基本得到了认同，即使是在闽国创建或立国时期，王审知等人从中原王朝那里获得的封爵名号也是“琅琊”，显然也是把他当作了琅琊王氏的传人。而在开闽王氏后裔中，更加认定是由琅琊王氏分衍而出的。福建《岩岭王氏族谱》直接称王审知高祖王晔是东晋丞相王导的12世孙，而不再像前述《重修王审知庙碑》那样追溯“秦将翦”，对琅琊王氏的认同显然更进了一步。
（六）与三槐王氏的关系
三槐王氏是一个形成时间稍晚于开闽王氏的王姓著名支派，其支派形成以前的历史与开闽王氏相比更加扑朔迷离。特别是对于其开基祖、北宋名臣王祜祖父王言以前的世系，由于不见于当时的明确记载，究竟是否与琅琊王氏有关，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
在关于三槐王氏来源的诸多说法中，与琅琊王氏有关的主要有三种。其中之一是在清朝人王庸敬等修《王氏通谱》中，以及《王氏宗谱》、《三槐王氏通谱》、《三槐王氏宗谱》等都记载，三槐王氏开基祖王言出自琅琊王氏，是唐昭宗宰相王抟第四子，“其所自出，载琅邪派中。言因祸占籍魏州莘亭县。孙祜尝于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遂号三槐王氏。”《三槐王氏宗谱》附王国栋《修谱辩异》还说：“三槐王氏，系出琅邪。唐季，黎阳令讳言者避难居大名，隐其宗望。然吾祖黎阳令系丞相抟之子，《特晋公传》中未曾首叙丞相抟，是以后人不能无疑焉。今查桑维翰《题黎阳公像赞》云：‘公之先系出太原，嬴秦乱离，避居琅邪，后遭蓝田之祸，遂占籍东京。’核之史鉴，唐光化三年六月，丞相抟赐死蓝田驿，是蓝田之祸，别无他人。”该家谱又叙述自己的家族源流说：“王氏之先，……晋丞相导。导九世孙褒，江陵陷，奔后周，封石泉公，家渭南，为石泉王氏。褒十二世孙抟，相昭宗，封鲁国。遭蓝田之祸，其子言遂占籍魏郡之莘亭。”上述是说，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其开基祖王言是唐昭宗宰相王抟之子，因为王抟遭遇了“蓝田之祸”而不愿再提及这段历史，家族历史也从黎阳令王言开始。这里提到的王抟的确出自琅琊王氏并名载两唐书，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只说他有王倜、王倓、王伦3个儿子，并没有提到王言。另外，从他3个儿子的名字上还可以看出他们有共用“人”旁的命名特点，如果假定王言是他儿子，也不符合这种命名特点。因此，上述这种把三槐王氏与琅琊王氏及王抟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至少还存在一些让人生疑之处。
关于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的第二种说法，同样是说起源于唐代，但不再说是唐昭宗宰相王抟之后，而是莘县尉王练的后代，三槐王氏始祖王言是王练的6代孙。如佚名《初纂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说：“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尉，遂徙莘。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这里的方则，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提到的北周石泉侯王褒曾孙王方则，但从生活时代上推断应是唐朝初年人。王练作为他的孙子，生活时代至少是在唐中叶以前。如果王言是王练的6代孙，生活时代又在唐朝末年，与王练之间似乎不止传6代，因此这一说法也有值得进一步推敲之处。
关于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的第三种说法，是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主张这一说法者以清朝人王庆洪等修《延政王氏宗谱》、重庆巴南区南龙乡《王氏族谱•王氏小引》等为代表。《王氏族谱•王氏小引》说其祖先数传“至羲之公，徙居会稽山阴县，十数传至佑（祜）公……以直道不容于时，尝手植三槐于庭”，意思是说，其始祖与属于琅琊王氏的王羲之有关，由王羲之一脉相承发展而来。还有些家谱直接列出了王羲之至王言之间的世系，即王羲之 — 王献之 — 王靖之 — 王恒之 — 王安之 — 王大之 — 王清 — 王猛 — 王缮 — 王弘 — 王明 — 王御 — 王易 — 王彦超 — 王知仁 — 王昕 — 王冕 — 王言。这段世系中的王羲之、王献之事迹见于《晋书》，王猛父子见于《南史》，王冕见于两唐书，其他人则大多仅见于家谱。在这里，王羲之被当作三槐王氏远祖，唐名臣王冕被当作三槐王氏开基祖王言的父亲，其说法与上述两说又不相同。
总之，关于三槐王氏的上源是否与琅琊王氏有关，在所见的记载中并不一致，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琅琊王氏历史时必须正视的事实。更何况关于三槐王氏的上源还有出自其他王姓支派的说法，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今天都有必要认真研究，认真对待，直到得出既接近事实又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结论。
三、深入开展琅琊王氏研究的建议与对策
由上可见，在与琅琊王氏有关的研究中，无论是从史学角度的学术研究还是从民俗学角度的姓氏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当然也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本次书圣文化节暨琅琊王国际研讨会召开之际，我想就深入开展琅琊王氏研究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议通过大会倡议或决议的方式，把“琅琊王氏”的写法固定下来。我们如果稍加留意就会知道，琅琊王氏的“琅琊”二字写法很多，有“琅邪”、“琅玡”、“琅琊”等多种，极不统一。在琅琊王氏最为辉煌的汉唐时代，相关史书如《汉书》、《晋书》、《世说新语》，以及宋代人编写的两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里，“琅邪”是最为通行的写法，“琅琊”作地名时也有所见。近现代学者研究琅琊王氏，也多写作“琅邪王氏”。但由于近几十年来推行汉字简化政策，“琊”字多被简化为“邪”，或被自作主张写作“玡”，琅琊王氏于是又被写作“琅邪王氏”、“琅玡王氏”。如今，“琅琊”二字早已成为特定的历史地名，但“邪”字则有不同的读音和含义，仅在作地名时与“琊”相通。因此，为了避免继续产生歧义，更加便利于科学研究，建议从本次大会开始，发出倡议或作出决议，把“琅邪王氏”、“琅玡王氏”等写法统一固定为“琅琊王氏”。
第二，建议树立琅琊王氏作为王姓支派研究的正确态度，这一态度，我概括为“三多一少”。其中，“三多”即多团结、多包容、多奉献。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研究琅琊王氏也是在研究王姓，是在研究姓氏文化。研究姓氏文化离不开研究姓氏。由于姓氏人人都有，天天都在使用，现在没有人再敢说我姓什么你就不能姓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你就要是什么。同样的道理，研究琅琊王氏是一项需要广泛参与、心平气和的事业，是公器，不是私利，不是某一个人或一家一户、一村一地的专利，任何人也不应该有先入为主、居功自傲心态。同时，研究琅琊王氏还要以大局为重，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对不同观点要多理解，以宽容的心态看问题。
另外，我所说的“三多一少”中的“一少”，即“少功利”。有些人搞研究或联谊活动不是为了奉献，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要担任会长、主编或编委、理事之类自认为很风光的职务，争夺发言权，讲究开会时所坐的位置，甚至当成生意做，当成摇钱树，借此挣钱或争名，功利色彩十分严重。还有人以研究或联谊的名义不恰当地宣扬宗亲关系，调动宗族情绪，借机大搞迷信活动。还有人借机建立关系网，甚至挑动不同地区、不同支派之间的矛盾，互相攻击，压制不同观点，误导舆论宣传。还凡此种种，都背离了研究和联谊的初衷，既不利于宗亲之间的团结也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应当竭力避免。
总之，琅琊王氏研究是一项应以正确态度广泛参与的文化事业，现在也出现了非常好的研究环境和发展态势。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团结海内外各地的人全方位、多层次的参与研究或联谊活动，共同推进琅琊王氏研究事业的繁荣。
二○一四年八月于北京
（作者是王姓研究著名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