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研究系列谈之一
王大良
琅琊王氏是王姓最为重要的支派之一，也是汉唐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政治大族。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把这样一个政治大族当作研究重点，并为此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已经并仍在是许多前贤今彦的共同做法。而从姓氏研究的角度看，琅琊王氏一向与太原王氏和开闽王氏、三槐王氏并称为王姓4大支派，不仅在汉魏以后的许多王姓望族都与它有关，或者由它进一步分出；而且4大支派中的其他3支如果追本求源，也或被确认无疑出自琅琊王氏，或与琅琊王氏有密切关系。故而，在琅琊王氏研究不断深入之际，无论从学术还是从姓氏研究的角度都有必要认真梳理过去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对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把琅琊王氏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本网从今天开始，陆续推出《中华王氏大成总谱》总顾问、琅琊王氏研究著名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博士的八篇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中华王氏网编辑部 2014年11月22日
据我所知，海内外学者近几十年来从学术角度对琅琊王氏的研究，大约可以从陈寅恪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算起，由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在1967年刊印“中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推向新高度，北大教授田余庆先生1979年发表“释‘王与马共天下’”进入新时期。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两位在安徽、四川攻读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不约而同地以琅琊王氏为研究对象，写出了各自的毕业论文。此后，随着个案研究在大陆学界的逐渐被采用，以及“文化热”、“寻根热”、“出版热”等的兴起，研究琅琊王氏的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仅出版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按出版时间先后就有华东师大萧华荣教授的《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传奇》（1995）， 笔者本人《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琊王氏为主的研究》（1999），临沂大学教授王汝涛先生的《琅琊王氏考信录》（2007），以及赵丹峰主编《琅琊王氏文化志》（2008）、孙丽与王厚香合著《琅琊王氏家族的历史与文化》（2009）、姚晓菲《两晋南朝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研究》（2010）、马晓坤与孙大鹏合著《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比较研究》（2011）、孙丽《汉唐时期的琅琊王氏家学研究》（2012）、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2013）、王连儒《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2013），等等。在这些成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的长篇宏文，除利用传统文献资料外还使用大量的碑刻墓志资料，试图从数量统计的角度阐释琅琊王氏的辉赫地位。田余庆的“释‘王与马共天下’”一文后来有所增补，收入他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该书被公认为是研究魏晋历史的名著，而研究琅琊王氏的历史及与东晋皇族、东晋政局的关系又是该书的重中之重。
另外，已故临沂本地学者王汝涛先生，也是一位研究琅琊王氏的著名专家。如果我们对王先生研究琅琊王氏的经历进行回顾，便会发现，他的研究是从对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羲之的研究开始，最后以主持编写《琅琊王氏会通世谱》为总结的。在此期间，王先生先后编写或主编、出版了《王羲之》、《王羲之志》、《王羲之研究》、《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翰墨人生》、《王羲之书法及琅琊王氏研究》、《王羲之与琅琊王氏文化研究新编》、《琅琊王氏考信录》等多部著作，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无不以严谨、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与琅琊王氏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厘清了历史上长期争论不清的诸多问题。如在《琅琊王氏考信录》一书里，王先生从对琅琊王氏得姓问题的考证开始，分别对琅琊王氏的始祖太子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王姓先秦历史的记载、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关系、两汉至隋唐时期琅琊王氏历史中疑难和争议问题等一一进行考证，对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一些观点还能成一家之言，被稍后出版的《琅琊王氏文化志》等书借鉴或采纳。其中如对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关系的考证，就国内出版的《太原王氏》一书和台北编修的《太原王氏通谱》中所谓的琅琊王氏出自太原王氏、是太原王氏分支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其说完全是有人为了达到某些功利目的、借修谱之机而妄改历史，“以虚构材料得出虚构的结论无法说服研究王氏谱牒的人”，“其根据是不能成立的”。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最后还以超乎常人的态度“欢迎不以此文为然者，据可信的资料，据学理以展开争鸣，以求得正确的结论早日出现”，充分反映了他追求真理的博大胸襟。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确认王羲之出生地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就是今天的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并对王羲之家世、生平等进行认真考证，认为历史上一直流传的王羲之书法老师最早是自己的父亲王旷这一说法不可靠，而相传羊欣所撰《笔阵图》中所说的王羲之“七岁学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父枕中，窃而读之……父喜，遂与之”的话更是虚构。因为王旷虽然擅长书法，但在王羲之7岁时就奉命外出打仗，从此便下落不明，不可能亲自教儿子书法。最初教王羲之书法的应该是王羲之的叔父王廙，王羲之后来又跟随卫夫人学习。上述这种推论和结论，都是建立在严谨的考证基础上，不仅言之有据，还解决了王羲之书法传授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王先生正是用上述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扎实的考证功夫，提出很多令人信服的见解，也因此奠定了他在琅琊王氏研究中的突出地位。
至于笔者本人，大约从1985年开始研究琅琊王氏，那时才22岁，现在也将近30年。前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琅琊王氏的两个研究生，其中之一就是我。我所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琅琊王氏的几个问题”，1986年通过答辩，1990年发表在《四川师院学报》第一期上。在那之后，我又先后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王姓》（署名达良，1993）、《百家姓寻根探秘•王》（1994）、《周吴郑王：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1999）、《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琊王氏为主的研究》（1999）、《中华姓氏通史•王姓》（2001）、《中华王氏通书•寻根旅游卷》（2014）等多部与琅琊王氏有关的著作，发表了“中原王姓源流研究”（1994）、“略论王肃与北魏政局“（1997）、“六朝世族社会特征的微观考察——以琅琊王氏为例”（2000）、“六朝世族思想信仰主流再认识——以琅琊王氏为例”（2001）、“关于六朝世族婚姻的几个问题——以琅琊王氏为例”（2002）、“略论王献之书法与家族的关系”（2007）、 “六朝世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以琅琊王氏为例”（2010）、“中华王姓主体支派的血缘与地缘之根”（2013）、“王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13）等多篇论文和专门文章，目前仍在从事相关研究。在这些著作或论文、文章中，《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一书是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当时国内尚不多见的个案研究方法，对琅琊王氏在汉唐时期的家族历史进行了缜密考察，并从政局、仕宦、婚姻、文化、经济等方面探讨了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琅琊王氏实际是一个对国家有强烈依附关系的政治大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其处理社会、政治、婚姻、文化、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核心。这一特点在当时众多门阀世族中极具代表性，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传统的所谓门阀世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等结论大有值得商榷之处。加以本书在研究方法上追求深刻入微、系统全面，而又不陷于琐屑枝蔓，具有一定的开创风气作用，在整体上是一部当时国内仅见、价值独到的研究专著。
除上述以外，此前提到的研究琅琊王氏其他成果也都各有建树。限于篇幅，难于一一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