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大西街王家家世溯源琐记(二)

      ——王道明之问

                        王晓涛

根据《王氏通谱》中<自安徽滁州迁长兴县大西街世系>的记载,王道明是王继廉的次子,然而《长兴县志》又明确地记载着:“王道明,字□□,继贤子。那么王道明究竟是谁的儿子呢?其实按常理说,这个‘王道明之问’是不难判断的,因为王道明他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长兴,家族中不乏县志的编纂者,因此《长兴县志》不至于会出连他的父亲是谁都搞不清楚的低级差错,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希望看到有一篇文献能对此给出一个结果。

世界很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没用多长时间,我在网上就搜索到一篇作者为张雷的文献:《笠泽堂书目》的“发现”及其价值。为了大家查阅方便,今将它转载在本文的附录中。

在张雷的文章中,首先介绍了《笠泽堂书目》的发现经过。《笠泽堂书目》这本书,山东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均未署藏编者姓名。视其体式,收录书籍中无清代人著作,并且对各书作者有不称名而称字号、官爵等特点,颇似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后经张长华先生仔细翻阅,于《古蒙庄子》条下见有注云:“家大人在蒙任时所刻”。于是经查《明代版刻综录》,见有《古蒙庄子校释》四卷,明万历三十九年王继贤《蒙城县学刊》。并有注云:“王继贤字若弓,号笠泽,长兴县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有《笠泽堂集》。”于是,下一步自然是去查阅《长兴县志》了,除了在其中找到了王继贤的相关词条外 还找到了王道明的词条:“王道明,字囗囗,继贤子。⋯”,从而判定《笠泽堂书目》应为明代长兴县王道明所编。

我们姑且暂时不论《笠泽堂书目》的编者是谁,张雷的论文对我们的价值首先是厘清了王道明是王继贤之子,而不是王继贤之侄。其次在张雷的论文中,《笠泽堂书目》中所录的王氏先人著作有“《携籍通书》,叔父手稿。” 继而,我从《长兴县志》中查得王继廉著有《携籍通书》,并言‘继廉晚通晓天文,精星学,著此书行于世’。如此,我们也就可以以充分的理由认定王继廉是王道明的叔父,而非父亲。这样,张雷的文章帮我们回答了‘王道明之问’。

对于比王道明更年长的王道行来说,自然也得面对同样的问题,不过“长兴县志”中并没有王道行的传,我们只好用别的办法来回应了。凑巧的是,2011年清明节前后,长兴已故著名收藏家王季欢的外甥女洛珍林女士自北京回老家给祖先扫墓,归途中经上海时与季欢先生长子王新的后人相聚,并带回一包资料,蒙她不弃,她将这包资料的复印文件也发给了我,我检视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一篇(长兴)钦凤墀先生所写的《良乡县知事南生王君传》的抄写件,抄件的末尾有注云:“原文载《良乡公荣哀录》,附此为世系之参考。”而此文恰好可回答前面的问题,为了引用方便,今将抄写件首尾的照片分别附在下面。


由抄件的开头部分可见,它给出了长兴大西街王家王南生所在世系的世系图,择要言之,即王南生的七世祖为王继贤,八世祖为王道行,⋯⋯,这就清楚表明了王继贤不但是王道明之父,而且也是王道行之父。如果我们将这个结果和我们一开始的结果结合起来,那就是:大西街王家这个世系的六世祖是王应宗;王应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是王继贤,次子是王继廉:王继贤有两个儿子,长子为王道行,次子为王道明,而王继廉只有一个儿子:王道隆,于是真相大白,长兴大西街王家自第6代至第8代的正确世系图应如下所示:



在结束本文时,顺便指出:

(1)由《长兴县志》王继贤的相关词条中可以看出,笠泽堂是

王继贤家的堂号,相应地,笠泽堂藏书应是王继贤家的藏书,这些藏书顺理成章是由他自己或他的两个孩子来编目的,然而王道行在《长兴县志》中无传,张雷的文中只能根据县志所载,以本目“家大人”云云,暂定为王道明所编。而实际上王道明还有一个兄长王道行,王继贤不但是王道明的“家大人”,也是王道行的“家大人”,因此《笠泽堂书目》的编者应联署为王道行与王道明为妥。

(2)张雷的文章中还言及民国间王修《诒庄楼书目》中提到过

一个王道隆。须知,此王道隆系王继廉之子,即王继贤之侄,在他伯父坐拥诒庄楼藏书时,为了便于借阅,作为侄儿的他用帐册去抄录一份伯父家的藏书目录,乃是寻常不过的事。他与《四库总目》存目中《吴兴名贤续录》的作者王道隆并非同一人。他生活在明清之交,生于明而卒于清,为王修的八世叔祖,王修认为他是清人并无错误。

    (3)王修系民国间长兴著名的藏书家,而张雷的文章中揭示了王继贤家的藏书事迹,仔细查一下这两个人的家世,即可发现王继贤与王修不但都是长兴人,王继贤还是王修的七世祖,而《笠泽堂书目》编者的从高祖王浩也编有《仰孟堂碑目》,显然也是此领域的一个爱好者,他们之间的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关系不是显而易见并值得关注吗?

 

 

    【转载】《笠泽堂书目》的“发现”及其价值

张雷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明代王道明《笠泽堂书目》的“发现”经过,及其在目录学研究、藏书史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笠泽堂书目》,明代目录学,明代私家藏书目录

 

《笠泽堂书目》,不分卷,民国间抄本,六册。张镜夫千目庐旧藏,今藏山东大学图书馆。此目未署藏编者姓名。北京大学图书馆亦藏一部,亦未署藏编者姓名。项士元《中国书目考》著录,作“清代王道隆编”。

视其体式之简略,收录书籍中无清代人著作,对各书作者有不称名而称字号、官爵,颇似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多方查考,始终未得其详。后经张长华先生仔细翻阅,偶于《古蒙庄子》条下见有注云:“家大人在蒙任时所刻”。经查《明代版刻综录》,有《古蒙庄子校释》四卷,明万历三十九年王继贤《蒙城县学刊》。注云:“王继贤字若弓,号笠泽,长兴县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有《笠泽堂集》。”又查《(同治)长兴县志》卷二十二。人物门云:“王继贤字引若,号笠云。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历官武昌、晋江、蒙城知县。清慎自持,不附权贵。迁南刑部主事,多所平反。给假归,不与外事。”

又“王道明字囗囗,继贤子。以明经考授鸿胪寺寺丞。廷臣以边才荐,改授江南滁州知州。南都继立,阁部史可法驻兵扬州,道明参赞军前,颇资筹画。擢兵部职方司郎中。”

据此,知《笠泽堂书目》确为明代长兴县王道明编的家藏书目。此目虽早已存世,但不知其编者姓名,至此,真相大白。

县志中未曾言及王继贤父子的藏书事迹。《藏书纪事诗》一类著作中亦失载。此目中所记王氏先人著作有:“《先按察公遗著》,公讳瑄。《先兵部公遗著》,公讳伊。《携籍通书》,叔父手稿。《鹤鸣余音》,与升弟手稿,叶瞻山表兄为序。《潼溪图说》,刘南坦司空著,仲父手抄本。《仰孟堂碑目》,从高祖养斋公编,公讳诰。”县志中仅有继贤之弟继廉,字矜古,号铭韫。天启二年进士。其他王氏先人的事迹则无从查考。

该目《千顷堂书目》失载,明、清其他书目亦未见著录。最早见于民国间王修《诒庄楼书目》卷四著录,云“二册,旧写本,清王道隆编,乃誊于帐册者。”项士元《中国书目考》或即据《诒庄楼书目》著录,注云:“《笠泽堂书目》二卷,长兴王氏诒庄楼藏旧写本,谓誊于帐册者。然分类,且略加排比,似非帐册。或原本用帐册钞写。总之,出于长兴王氏诒庄楼。”王修和王继贤都是长兴县人,王修所得或即王道明家“旧写本,乃誊于帐册者。”惟作王道隆编,不知何据?《长兴县志》只载王继贤及王道明传,王道隆或亦继贤子?不得而知。王修以为系清人,是错误的。《四库总目》存目著录王道隆《吴兴名贤续录》六卷,谓“道隆字客山,乌程人。”与此王道隆恐非一人。我们只能根据县志所载,以本目“家大人”云云,暂定为王道明所编。

本目收录2306种书,即经部625种,史部429种,子部625种,集部859种。经部分易、书、诗、春秋、礼、乐、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小学等十一类。史部分正史、编年、杂史、史评、奏议、政刑、谱传、簿录、方舆等九类。子部分儒家、道家、释家、农事、兵家、医家、小说家、五行、杂家等九类。集部分楚辞、汉魏六朝人集、唐人诗文集、宋人诗文集、金元人诗文集、国朝人诗文集、总集、文史、词曲等九类。每书不注卷数,亦不注版本,仅记册数。于明朝人诗文集多称字号官爵,如“徐子与方伯撰”,“臧晋叔博撰”,“臧日升太史撰”,“臧俞文学撰”,“茅顺甫副使著”,“杨遂初少卿著”。“顾大司寇撰”,“前邑尊黄光升撰”等。对于顾应祥的著作收录较完备,除已见于各家书目著录者外,尚有《律解疑辨》、《长兴县志》、《传习疑录》、《惜阴录》、《围棋势选谱》、《崇雅集》等,仅见此目著录。

其簿录类著录书目二十种,有以下几种为仅见此目著录:

《环山楼书目》二册,吴甘泉。按:吴珫号甘泉,正德间长兴县人。藏书史著作中只记其藏书楼名,未记其有书目。

《约礼斋书目》,蒋可司寇毅家藏书。按:抄写或有误字,可能是蒋毅字可囗,或“可”系衍字。

《顾氏书目》,顾箬溪藏书。

《凌云阁长物志略》,姚绍科编。按:姚绍科字伯道,长兴县人。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作“临云阁”,亦未言其有书目。

《长兴尊经阁书目》一册,学博斋文枢辑。按:“斋”字或系“齐”字之误。

《徐氏书目》。按:见于著录者有《华亭徐氏书目》,不知与此同否?

《丁氏书目》。按:此目未见著录。

《万卷楼书目》。按:项笃寿、唐尧臣均有万卷楼,不知此目究属何人?

《仰孟堂碑目》,从高祖养斋公编,公讳诰。按:未见其他书目著录。

此外,又有《文渊阁书目》两种,其一为二册,另一种为八册。

本目“国朝人诗文集”类收明人诗文集380种,其中有许多不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如陈凤梧《南巡录》、高则诚《柔克斋集》、邵铣《端峰稿》、俞庆《养素斋稿》、臧日升《研雨斋集》、姚伯道《白云斋诗稿》、臧圣俞《皆山楼集》、余郁《讷斋哇吟》、钱朝前彦《冲虚集》、潘伯济《巢云集》、胡寿昌《胡延平诗》、晁瑮《镜湖文集》、吕青霞《林霁集》、陈仲进《南野集》、陆仲蒲《蝇声集》等等。如果对所收380种一一查对,一定还能查出许多可补《明史艺文志》之缺者。

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就今所知不过120种,[1]其中有传本存世者,不足二十种。我们“发现”了这部书目,不仅为明代私家藏书目录之有传本者增加一种,并连带知道了八种私家藏书目录,为研究明代目录学史、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和明代藏书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不能不说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至于私家藏书可以补官录、史志之缺漏,更是人人皆知的事,对征文参考文献亦不无用处,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时下藏书史研究者,大都注重藏书事迹的考察,结合具体书目研究其藏书的特点和价值者尚不多见。这部书目的发现,如果能引起明代藏书史研究者的兴趣,或亦不无有取于斯。

    注释:

[1] 详见拙著《明代私家藏书目录考略》,文载台湾《中国书目季刊》1998,第四期

    [作者简介] 张雷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