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路救贫义勇军司令王兴书，又名王培民，男，汉族，1887年生，略识支字，系彝良县两河乡铜厂村大弯子人。排行老二，人称“王二爷”。父辈置有部分田产，以农为主，兼营小商。1931年，王兴书曾任保董，因抵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地方士绅对老百姓的残酷剥削，被免去职务。后家道衰落，一贫如洗。王兴书通过外出谋生的侄儿王向阳、王向春与中共会泽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蒋开榜领导和组织的救贫义勇军。1932年，王兴书在国万明、余吉忠的掩护下，前往东川参加中共东川(会泽)县委书记蒋开榜召开的秘密会议，被委任为第五路救贫义勇军司令，并授予“第五路救贫义勇军总司令部”印章、旗帜、章程等。王兴书回到彝良后，利用群众信仰宗教的心理，以宗教为掩护，在大关、彝良、盐津等地，宣传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救贫义勇军打富济贫，解除穷人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的革命宗旨，串联和发动群众秘密参加救贫义勇军。他在做宣传发动工作时向青年们讲到:“年轻人不要怕，怕就闹不成革命”。为将救贫义勇军建设成为一支有纪律、受群众拥护的队伍，他向部队宣传:我们走到哪里都要保护穷人，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穷人就拥护我们。“王兴书历尽艰辛，秘密活动于彝良、大关、盐津的周边地区，经过他的宣传发动，数百人秘密参加了救贫义勇军，并委任了团长、营长等。

    1933年冬，为了解决救贫义勇军的武器装备问题，王兴书率领王向阳、余吉忠、余吉万、王应安等100余人，以赶街为名，进入彝良县城，准备夺取国民党县政府的武器。因部分首先进入县城人员在饭店吃饭时，不慎将救贫义勇军的旗帜暴露，遭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围捕，王兴书命令全部队员撤到深山密林中隐蔽，待时机成熟，再行暴动。国民党彝良县政府获得情报后，一面报告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一面派出大批军警对救贫义勇军进行搜捕。营长余吉忠被捕，判刑3年，杨隆贵、杨隆科、杨隆其、杨树银、陆光伦、王应安等人被捕押。王兴书被迫隐蔽于川滇黔交界地区，继续进行秘密活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通令东昭各属机关严加防范，彝良县政府悬赏200元缉拿王兴书首级。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昭通地区，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王兴书积极筹划，秘密向救贫义勇军各级组织制发旗识、宣言、符号、干粮，计划于1935年4月5日(农历三月初三)以劝道行善为掩护，召开龙华会，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国民党地方武装枪支，扩大武装，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正当王兴书与营长李协支到红布戛指挥联络彝良、大关、盐津各路救贫义勇军秘密聚集时，国民党彝良县政府的密探张崇温及奸细钱相元、罗昭将救贫义勇军的行动计划密报当局。彝良县政府于4月2日召开军事联防会议，对围剿救贫义勇军进行秘密部署，并函请大关县政府派出武装协同。4月4日晚，大关、彝良两县军警民团将白家河至戛玉道、扯路沟、则笆渡口，泥址块至戛玉道、花鱼洞、金家渡等通道、渡口进行封锁，并派人秘密将红布戛王兴书、李协支已聚集的救贫义勇军100多人包围。4月5日，天刚拂晓，国民党地方武装向救贫义勇军发起进攻。王兴书、李协支指挥救贫义勇军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数小时后，终因敌人武器精良，敌众我寡，救贫义勇军被敌人打散，王兴书等10多人陷入重围，被敌人抓捕。第五路救贫义勇军的印章、旗帜、符号、枪支武器尽被收缴。营长李协支突围后转移到盐津县岔河(今柿子坝)麻地大岩脚，又遭国民党地方武装“围剿”。李率部分突围人员进行英勇抵抗，最后，李协支当场牺牲，首级被悬挂柿子坝街头示众。团长陈志彬被捕后关押于铜厂河，吊打致死。李贵发全家遭洗劫，李母被吊打后死亡。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毛坪大寨聚集时也遭敌人围攻打散。

王兴书被捕后，关押于彝良县城，受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秘密。敌人在审讯时问道：“你是不是闹共产党?”王兴书回答说：“是的!”

“多少人?”敌人又问道。

“三个省。”王兴书答道。

敌人凶狠地说道：“名单交出来！”

    王兴书坚定地说：“就是王兴书。要杀，你们就杀。你们杀了我，过不上三年，我又转彝良了，到那时，你们还是要被杀的。怕死，我就不革命了！”充分表现出了他为革命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敌人在对王兴书的审讯智尽途穷、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于4月底，将王兴书杀害于彝良县城。在押赴刑场的途中，王兴书高喊革命口号，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围观的群众无不为他的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第五路救贫义勇军的武装暴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彝良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武装斗争。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围剿”，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播下了革命火种，揭开了彝良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写下了历史光辉的一页。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大关县王氏家族联络站 

王兴林 王大平 王大元 王兴银 王世明供稿

2016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