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成 李廷尧
摘要：明武宗正德三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都是王学的主要宗旨。唐甄《知行》以借题词的形式，阐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关系，阐发了“知行为二，乃自隔之见，知行合一，为自然之势”的道理。习近平主席强调崇德修身，“知行合一”，既标注了的认识论，又标注了方法论；将“知行合一”作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当代价值
一 旷世大儒王阳明首次提出“知行合一”学说
《知行》是唐甄从“志在权衡天下”到“宗孟法王”的转变，继《法王》、《虚受》后的又一力作。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所谓“知”，即指认识，包括对一般事物的认识和对道德的认识。所谓“行”是指行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和道德行为。
作为思想家，王阳明开创了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而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王阳明，也立下了不世之功。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工夫不能分作两截去做；其次，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认为传统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1]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强调的知行不是二事，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实际上是抹杀了知和行的界限，以知为行。
王夫之批评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认为“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是“销行以为知”。他指出：知行“相资以互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二者之中，行是基础，“知也者固以行为工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也未可以德行之效也”。他肯定行先知后。[2]
唐甄是王学精神的倡导者、捍卫者、弘扬者，并改造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陶行知创新了“知行合一”学说，将唯心的命题改为唯物的命题。
二、清初启蒙思想家唐甄所作《知行》的内涵
（一）唐甄宗阳明良知之学，直探心体，不逐于物
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在于“心即理”、“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他主张“致良知”，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一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人欲”战胜“天理”，是明代中期以后商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蚁聚，风气大开，迅速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又一种主流思想。[3]
《法王》以师法王阳明良知之教为其主要思想；《虚受》讲对学王阳明学说警醒与“自察”。虚受谓虚心才能“受摄广大，造极无上”。这是唐甄对王阳明的评论，评论的焦点，在一个“傲”字上。《知行》是对王阳明学说的进一步分析，也表达了唐甄“愿学阳明子”的学理根据。
王闻远在《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一十五则》说：“先生晚年与蔡息关先生讲道，宗阳明良知之学，直探心体，不逐于物。其往复书剳有曰：“处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则激，火郁则死。心运于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郁逆之者！”[4]
（二）唐甄师法王阳明，“致知之实功”
阳明子曰：“良知是吾师也，是非自明，依而不违，自合于道。”[5]王阳明反对宋儒程朱学派“知”在“行”之先的说法，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合一”的命题是王阳明学说的主旨。不懂得良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宝贝；懂得了良知却不能将它实现的人，是怀揣着他的宝贝而不善于利用。
大凡追求真理的人，忧虑的是不知道真理的踪迹；已经知道了真理的踪迹了，又忧虑身心不能达到。《诗经》：“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6]他知道自己的东西在水的中央，他不知道的东西却在自己身上；他懂得利用圣人的高明之处，却不懂得利用自身的高明之处。不去通过自己追求得到，却从外界寻找。因此，他看上去在圣人中间实际上不在圣人中间，看上去利用了他们却没有利用。
唐甄在《知行》中说“愿学阳明子”。实质上，他是在借“知行”来谈他对王学两个宗旨，即“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关系的认识，阐明了“知行合一”是“致知之实功”，并阐发了“知行为二，乃自隔之见；知行合一，为自然之势”的道理。[7] 唐甄之所谓“实功”者，“养民”、“富民”、“小康”是也。
唐甄在论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强调“知行为二，虽知犹未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致知之实功也，虽弱者亦可能焉，虽愚者亦可及焉。何也？善如甘食暖衣，恶如 食缕衣。知其甘者，知也；知其甘而食之，即行矣。知其暖者，知也；知暖而衣之，即行矣。若知其甘者而忍饿不食，以待明日乃食；知其暖而忍寒不衣，以待明日乃衣，天下岂有是哉！ 食缕衣反是。以此譬知行，则合一者，自然之势也；分而为二者，自隔之见也。我瞻此图，反求于心，不假于外。 知之所在，即行之所在，无移时，无需事，以从息关之后，或庶几乎！”（《潜书•知行》）[8]
(三)唐甄改造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
王阳明批评朱熹“心外求理”是导致分“知行为二”的根源。王阳明虽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他强调的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他亦讲“真知”和“真行”，却总是把“行”局限在“一念发动处”和“致良知”，或局限在生活琐事上，它的“知行合一”不是合于“行”，而是合于“心”，实质上是一种观念的、意识的活动，不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外化的物质的活动，非真正的“行”也。[9]
唐甄学习王阳明，师法王阳明，也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着本质的不同。“甄虽不敏，亦愿学阳明子，而不敢谢不及者，盖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虽弱者亦可能焉，虽愚者亦可及焉。”“知之所在，卽行之所在”，知行“合一者自然之势也，分而为二者自隔之见也。”唐甄认为“良知”是个“宝”，“不知良知者，不知自有宝者也。知良知而不致者，怀其宝而不善用者也。”他也讲“知甘而食”，“知暖而衣”，而不局限于此，强调的是“致知之实功也”。唐甄的所说“行”者，“实事”“实行”也，否则都是“空理”、“空言”。[10]
三、传承、弘扬“知行合一”学说的现代价值
将“知行合一”作为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方面的根本要求，通过道德教育培育现代“知行合一”的道德精神和增强社会道德信念及道德意识，既有利于促成社会道德实践，增强道德教育的“实功”、“实效”，解决道德教育中的道德难题，走出当前道德教育的困境，又对于当今道德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道德教育有着及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 王阳明学说，曾对唐甄、陶行知有过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的学说都曾对唐甄、陶行知有过深刻的影响。比如唐甄在《知行》中表述“甄虽不敏，亦愿学阳明子”；陶行知从进入金陵大学开始研究王阳明学说，经过1916年到1927年的不断探索，以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知行”，后又改为“行知”。实践中他改造了“知行合一”学说，把“知是行之始，”改为“行是知之始”，唯心的命题改成了唯物的命题。[11]他说：“我的理论是‘行知行’”并进而创造“ ”这个字，有时也以“陶 ”署名。[12]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的是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决定行。唐甄、陶行知都改造和创新了“知行合一”。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伦理的精髓和方法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是一件事而不是三件事，做是教和学的中心。“知行合一”与“教学做合一”都强调“做”，“教学做合一”是“知行合一”在教育上的应用和创新。
对于“教学做合一”特别重视“做”即“实践”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39年8月29日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培训班毕业班典礼大会上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13] “知行合一”的现代价值对于促成人们的道德信念、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毛泽东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的认识论学说，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他认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他的认识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的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14]
（三）要着眼于促进知行合一，注重实践养成
先进思想家、教育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预见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指出时代前进的趋势。未来世界的发展，必然以人为中心，以高素质的人为主导，以多文明思想为决定因素。
“知行合一”学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今天在“四个全面”布局、加强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它仍然有着继续前进的生命力。王阳明、唐甄、陶行知的伟大创造和实践，既镌刻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更活跃在现实中。
作为思想家，王阳明开创了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而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王阳明，也立下了不世之功。习近平主席强调崇德修身，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既标注了的认识论，又标注了方法论。
学界、政界、商界等各界掀起“修身”、“知行合一”热。修身，是指修身养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修养身心。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知行合一”等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就因为有这些执着的精神追求。知行合一，道德认知，道德实践，学以致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新的执政考验，对党员、干部、老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四）以陶行知为楷模，践行“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学说本身便是一种为己之学，他希望每一个人内心万理灿然，他追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知行合一，正是遵循良知行事，苟如此，则人人可为圣贤。[15]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16] 引导青少年掌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途径：要引导青年把“勤学”作为生活习惯，夯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识根基；要引导青年把“修德”作为自觉追求，打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品格基础；要引导青年把“明辨”作为人生智慧，坚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长方向；要引导青年把“笃实”作为人生信条，强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要着眼于促进知行合一，加强实践养成。[17]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青年要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不能坐而论道，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18]习近平主席还引用陶行知的名言来勉励全国教师。他说：“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正确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19]
在实现中国梦的壮阔航程中，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奋进中国的强大动力。我们要以陶行知为楷模，践行“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彰显陶行知的思想作风有三大特点：知行合一，贵在实践；继往开来，贵在发展；实事求是，贵在创新！
参考文献：
[1][2][14]张岱年.中国哲学史[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85、85.
[3]彭勇.王阳明：被顶礼膜拜的旷世大儒[J].新周报，2010（30）：20.
[4]（清）唐甄. 潜书注[M].注释组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580.
[5]（清)唐甄. 潜书[M].李忠实，译注.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9——40.
[6][7]黄敦兵.潜书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10：23、22、
[8]姚鹏，方广锠，范桥，袁坚.中国思想宝库[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15.
[9][10]陈德述.论唐甄“心性”与“事功”相统一的学说[M].中华文化论坛，2015：104.
[11]方明.爱满天下：陶行知名言警语[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9：2.
[12]胡晓风.我所认识的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集》序[M].师陶学刊，2015（创刊号）：12.
[13]毛泽东.抗战教育的“知行合一”[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C](中卷):135.
[15]范曾.一词圣典：至善 中法两位思想往哲 王阳明和笛卡尔[j].中国文化，2011（春季号）4—5.
[16]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2014—05—05（2）.
[17]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当代新青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青少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J].求是，2015（5）：12——13.
[18]王荣成.坚持理想信念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J].生活教育，2015（7）：13.
[19]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中国教育报，2014——09——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