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龙隐岩内众多的摩崖石刻中有一件《元祐党籍》碑很引人注目。此碑记录着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党锢之祸，公元960年代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到了仁宗时代（1023-1063）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如何挽救北宋王朝？当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不同反响。1067年神宗皇赵顼即位，他任命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为相，并支持他改革，但遭到保守势力的极力反抗。元丰八年（1085）神宗皇病死，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听政。次年（元祐元年），哲宗任用史学家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政治上守旧，尽废王安石的变革新法，在政权组织上排除异党。在旧党中又有程颐的洛党、苏轼的蜀党和刘挚的朔党等不同的政治集团相互争权。因此，斗争非常复杂、尖锐，这些斗争发生在元祐年间，故称元祐党争，对这些党派便统称为元祐党，1101年，徽宗赵佶即位后重用奸臣蔡京，使斗争更加激烈。蔡京取得相位后为排除异已，大力结党营私，他先后指控前宰相司马光、大文豪苏轼等人为“奸党”。公元1102年当时司马光己去世16年，苏轼已去世一年多，蔡京为了把这些人搞得遗臭万年，将最后确定的309名“奸党”刻碑示众。他亲自编撰并亲笔书写《元祐奸党碑》碑名。后由徽宗下诏在全国各郡县刻造竖立，以警示大小官吏，碑中把309名“奸党”分为六类：文臣27名，内有司马光、文彦博等。曾任待制以上官49名。所谓待制是指在殿阁内设置的正式官职之外加给文臣的衔号。此类有苏轼、刘安世、范祖禹、朱光庭等。余臣177名，内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武臣25名，内有张巽等；内臣29名，内有梁惟简等；宰相二人即章惇、王珪。
《元祐奸党碑》其内容是滑天下之大稽，有把昔日的恩人打成“奸党”的。如蔡京是司马光一手提升的，蔡京上台后恩将仇报，把司马光列为“奸党”之首。有不分忠奸良莠的；有将对立的两派人物都打成“奸党”的，如当时反对司马光最得力才当上宰相的刘挚，蔡京把他与司马光同等列为“奸党”。原来将苏轼、王巩等人置于死地的章惇，蔡京把双方都刻入碑中。
龙隐岩内《元祐党籍》碑刻于庆元戊午年（1198年）。比最初刻制“奸党碑”的1102年晚了96年。为什么时间相差这么久呢？据桂海碑林博物馆对“党籍碑”所写的简介说：“庆元四年（1198年），静江（桂林〉府司理饶祖尧与元祐党人梁焘之曾孙梁律将其刻于龙隐岩。”梁律时任静江府钤辖，他将家藏的原碑拓片带来桂林重刻，并将碑名由《元祐奸党碑》改为《元祐党籍》碑。碑文内容虽与原碑相同，但其精神已由贬变褒了。
《元祐奸党碑》中的大部分人不是奸党，而是一些有名的文人，而泡制“奸党碑”的蔡京等人才是真正的奸党、奸臣。正是由于这些奸党、奸臣实行专制统治，20多年后北宋政权就灭亡了，所以对元祐党人来说“奸党碑”不是耻辱碑。“奸党碑”竖立不久，徽宗皇有所省悟，于崇宁四年（1105年）下诏毁碑，很多碑立后不久就被毁了。因此，此碑已存留不几，据桂海碑林博物馆写的简介说：“《元祐党籍》碑是北宋党争的实物例证，极具史料价值，目前全国仅存二件”。另一件现藏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博物馆
王巩在《元祐党籍》碑中列为“余臣”类177人中的第八名。从排位看其名位是较高的，王巩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根据一些宋史资料和《中华姓氏通史•王氏》（东方出版社出版，王大良著，简称《王氏》）、《苏东坡新传》（京华出版社出版，木斋、邱黎著）、《中国宰相学》（花城出版社出版）等书以及苏轼一些著作中有关对王巩的注释和《全州南宅王氏家乘》等资料证实，王巩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籍是大名府莘县。大名府所辖各县后来分别划归河北、河南和山东，其中莘县现属山东省。王巩的曾祖父王祜在宋太祖赵匡胤时任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他是一个有才能又正直的人。有一次太祖派他去魏州查案，太祖承诺事后要给他相当于宰相的官位，王祜调查后如实汇报，其看法与太祖不一致，引起太祖大怒，结果太祖不但不给王祜宰相官位，相反把他贬为护国军行军司马，在华州安置，王祜一气之下在自家庭院中种植三棵槐树，以周代“三槐九棘”“三公九卿”的典故，喻意说我当不了宰相，我的子孙一定有位至“三公”的。“三公”在宋朝是指太师、太傅、太保，是级别最高的官。后来王祜之次子王旦（王巩之祖父）在真宗时期真的当了宰相，任期达10余年之久，坐上了太师宝座，名列“三公”之首，实现了王祜的愿望，其后裔就以王祜为始祖称为“三槐王氏”。王祜生于公元923年殁于986年，至今已愈千年。千多年来“三槐王氏”所繁衍的后代已遍布很多省区和海外。是王姓中人口较多的一支，王巩的父亲王素在仁宗时任工部尚书。仁宗说他是一位称职的御史，别人评价他是一位敢于抨击邪恶的独击鹘（单独出击的鸟）。
王巩本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官吏，但由于他的人生命运坎坷，仕途很不坦顺，官级不高，他究竟当过什么官呢？据有关资料所载，王巩生于庆历八年（1048）。熙宁至元丰年间（1068-1085）曾任大理评事、太常博士等职（七品以下官员），元丰二年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县），三年后回朝，先后通判扬州，知海州、密州、宿州。元符年间又受苏轼冤案牵连被送全州（今全州县）编管，三年后再次还朝，曾任洛阳通判，崇宁年间苏轼等300余人被打成元祐奸党，王巩名列其中，并再次被贬广南西路（今广西），途经全州，晚上作梦，有仙人示其曰：“逢湾则止，逢浦则居”。经查看和打听，当地（今才湾镇南一村）的湘江有拐弯处又有地名黄龙湾。北岸有地名称“黄龙湾”，有小溪汇入大江的浦口，又有地名湘浦庙，这样，王巩就在这里止于黄龙湾，隐居湘浦庙。并在湘浦庙之南立宅，叫南宅村。后来南宅扩展到20多个自然村，原来的住宅称“老村子”，明清时称南宅村，属恩德乡二十五都。民国时划为南一、南二、南三三个行政村，属恩德区屏山乡。解放后合并为南一村，原属枧塘乡，现属才湾镇。王巩病逝于政和七年（1117），葬于城郊磨盘山，2001年迁葬于南一大地里自然村附近田洞间。
王巩有诗才，诗文为苏轼、黄庭坚所赏。著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诗文集》等著作。其被贬全州时（1098—1101）作有《全州卷烟阁》、《湘山》二首，现全录如下：
全州卷烟阁
长江萦村若练带，晴岫插天如画屏。
山清水秀两奇绝，道人为此开褝扃。
红尘一点飞不到，举手高可摩天星。
湘 山
半岭风吹草木香，落阶花雨送春忙。
从师远借云烟卧，还我平生午枕凉。
莲社缁黄常得伴，鹿门妻子亦相将。
化身欲似河东柳，更向山头望故乡。
此外《粤西诗选》还载有王巩《欣欣亭》诗一首：“清湘北郭崇冈路，松林年来定几围。我亦临淮筑新斋，与君万里对柴扉”这应是王巩第三次被贬广西隐居全州时（公元1107年后）所作。由于作者被打成“奸党”，不敢暴露住所，便泛称在万里之外的“临淮”“筑新斋”（临淮是安徽的一个小镇，欣欣亭在全州县城以南）。以上诗词体现了作者对全州人文及自然景观的赞美，也寄托了诗人对故乡的怀念。
王巩因“元祐党祸”定居全州，距今已有920多年了，经近千年的风雨苍桑，王巩究竟有多少后裔？对此目前还无法查清。只知道他在全州的后裔先后共有一万余人，现在在世的有4200余人。按照人口自然增长推算，发展速度是缓慢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其后裔分布在何处无法查找。据史书记载：王巩子四即皋、时、由、奇。《全州谱》记载王巩子六，除在全州的“得全”以外，余五子去向不清。该谱还记载：王巩在全州的后裔前十一代都是单传的。其中有五代是独子单传，另六代虽有多子，但这六代除直系的先祖外，旁系先祖有17人失传。所以，这十一代在全州都成为单传。单传的时间跨度近三百年之久。直到进入明朝后的第十二世祖仁俊公才得四子，分成四大房。前十一代中失传的17名先祖在别地繁衍的后代，可能比在全州的后裔更多。此外，分为四大房以后还有一些人去向不明。如谱载：康熙年间大房有6户迁居永福里定（现属鹿褰县黄冕镇）有三户迁居柳州迁江县（现属来宾市）。对这些外迁人口，经到实地调查都未发现其后裔。究竟在何地已无法查考。
王巩在全州的后裔人口发展虽然缓慢，但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能人名人。如乾隆年间大房的王国辉，是乾隆乙卯举人，曾任高淳县（现属江苏省）知县和松江府（现属上海市）、常德府（现属湖南省）知府。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地厅级。他告老还乡后在本地较偏僻的毛竹山立宅，当时只建了二栋房屋，没有其他遗产。现有后裔100多人。如今的毛竹山已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家家户户建了新房，村内道路硬化，绿树成林，环境优美，为自治区先进文明村。成了休闲旅游之地。又如嘉庆年间二房的王国章，从军后受到朝廷重用，嘉庆24年勅授武德骑尉（正五品武官）。民国时期王廷瑞又名王启华号竹斋，曾在湘南桂北五县任过县长，在本县任参议长十余年。这些人虽是封建社会的官吏，但民间传说他们能清正廉洁。所以，老百姓对他们反映较好。解放后更是人才辈出，至今在外工作的现有师、厅级领导干部各一人，处级领导干部十余人，科级干部近二十人，还有一批科技专业人才。目前，王巩在全州的后裔经济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对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王巩在全州的后裔保存的文物古迹有：王巩曾居住过的湘浦庙，该庙始建于何时已无法考究，2006年拆除进行了重建。还有清朝时修建的定国公祠堂，该祠堂是全州县最大的祠堂之一，主房建筑面积1128平方米，现保存完好。另有副房300多平方米，（当时作学校和祭祀时的伙房用）现已拆除。此外还有两卷古石桥，已数百年之久，目前急需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