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舟教育思想研究
李蓉兰、牟雄、王荣成
摘要：王维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综观王维舟的一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军事家。王维舟教育思想包含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人材培养、尊师重道、终身学习的思想。红色是中国教育的底色，改革创新必须坚持知行合一，大力提升推进改革创新的理念和能力。重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树立“为党为国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关键词：王维舟；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一、 王维舟生平及其教育活动
王维舟（1887.6—1970.1），四川省宣汉县清溪镇人，原名王天祯，曾用名王维周，又名王祯、王危舟，化名许安平、周克西。他历任川东军委书记兼川东游击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中革军委委员兼第4局局长，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等职。他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和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
王维舟出生于贫农家庭，自小饱尝饥寒、饱受欺凌，由此产生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思想萌芽。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组织起义，驱走知县，光复东乡、绥定；又开展护国护法斗争，除暴安民，“兆民赖之”。后因不满旧军队内部争权混战、百姓生活依旧困苦，毅然弃官辞职，外出另寻救国救民之道。1920年春，他在上海结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由此坚定了一生的信仰与追求，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后赴苏俄学习并聆听了列宁的教导；1923年回乡办新学，创建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1927年赴武汉，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于1929年组建和领导川东游击军，首义万源固军坝，打响了消灭军阀刘存厚的第一枪。1931年重组川东游击军，在宣汉、达县、开江、万源、梁平等地建立起方圆300余里的根据地，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3]1933年10月，他配合主力红军内外夹击敌人，取得了宣达战役的重大胜利，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同年11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随后，他指挥红33军在反敌“六路围攻”的主战场，屡建奇功。长征中，他率领红33军既当战斗队，又当运输队，胜利完成了保护红四方面军总部西进的后卫任务；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4]
抗日战争时期，他胸怀抗日全局，不仅继续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同时动员川籍共产党人回川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对推动国统区抗日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驻守陇东期间，组织军民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对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他关心群众疾苦，亲民爱民，被百姓颂扬为“王善人”。1943年1月，作为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之一，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表彰，毛泽东亲笔书赠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布质奖状。[5]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时，在重庆发动群众并广泛争取上层人士反对内战和独裁，为和平解放四川创造条件；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时，会同西北野转战军击溃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收复了被敌占领一年有余的革命圣地延安；担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前后，与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共谋战事，鏖战西北，解放了西安；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一起进驻成都，继而解放大西南。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南地区胜利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一系列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大跃进”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深入实地调研，严肃批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共产风”，为我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成绩卓著。[6]
文化大革命中，他饱受“四人帮”的诬陷、迫害，于1970年1月在京含愤逝世，享年83岁。1979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补开追悼会，平反昭雪。[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吴玉章、贺龙、杨尚昆、徐向前、宋任穷、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对他作出高度评价。[8]
王维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毕身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在当时的国统区、老解放区有很大的影响；全国解放后，在民族教育中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华阳国志·巴志》：“蜀有相，巴有将。”现代军事家刘伯承、聂荣臻，现代革命家王维舟，他们就是典型的川东人。[9]然而，他们都是教育家。
王维舟在1923年至1970年间，有过四次办学经历，即：1923～1932年在川东家乡创办的“新群女子高小”、“平民夜校”[10]，接任“宏文学校”校长；1933年11月～1935年4月，在苏区办有“列宁学校”、“童子团学校”、“护士学校”、“彭杨学校”等；1937年8月～1949年，在陕甘宁边区举办“列宁小学”[11]、“干部培训班”、“平民学校”；1950年7月～1970年1月，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担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2]
王维舟的革命生涯中，所涉足和停留的主要地方是成都、重庆、上海、莫斯科、北京、武汉、延安，找寻到中国共产党，并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指挥家、著名的平民教育家。王维舟的著作有《我的回忆》、《川东游击军的斗争》、《红三十三军的历史》、《四川东部游击战争和红三十三军的历史情况》等，记载了他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他的部属、学生的言语行事。我们要研究王维舟的教育思想，《西南民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也是应该阅读的。
二、王维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
1、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培训的重点是那些有觉悟的勇敢的农民，特别是青年
王维舟回忆：“1922年初，我们到了北京。那时吴玉章同志也在北京。于是我们协力组织了‘赤心社’，吸收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因为苏俄在战争时期发生灾荒，我们又发起‘俄灾救济会’，同时宣传十月革命对人类解放和我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帮助苏俄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我们组织北京各大、中、小学生游行、扩大宣传影响。经过一个月时间，共募得捐款十万余元。我们用这笔款购得物资，运送苏俄。北京募捐结束，我和王某复至上海，又募得一批救济款，同样买了物资运往苏俄。在上海的工作刚结束，忽接家中来电，母亲病危，促我速返。”[13]
作为国际主义战士的王维舟如何使马列主义的理论的传播与唤起大巴山的觉醒达到最佳的契合点？“兴国必兴教”。王维舟决心在家乡办学育人，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发动群众，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准备。他曾赋诗《偃武修文》：“壮岁戎马甚倥偬，为何偃武入蜀东？舌耕糊口群莫笑，羞与豪阀论英雄。”[14]
《我的回忆》：“1923年前后，我和一些同志在宣汉清溪场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地方上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之后，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戴治安、张鲤庭等）以达县第五高级小学为基点，展开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1926年，在张鲤庭的领导下，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王波等又在达县中学发起组织‘浪漫社’、发行‘浪漫旬刊’，宣传社会主义，进行反‘狮子派’（即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达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15]
1987年元月，魏传统在《难忘的先驱：纪念王维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写道：
“上海中央来的文件，您问我们支部是否学完？花园场的平民夜课校，那些有觉悟的勇敢的农民，特别是青年，那是你们培训的重点。在川东搞武装斗争，须要大批人打游击，须要有骨干……
我说上午在学校教课，下午去就到五云山，你说好，更多的群众，站在革命这边。”[16]
向守志回忆说：“1933年当时仅有四十来万人的宣汉县，就有约十万人参加各种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机构，直接参加红军的达五万余人。不仅独立建立了一个军，还为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成团成营成连成建制地输送了大批兵员和干部。我就是那个时候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的……有10位宣汉籍战士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将军。”[17]
《论红三十三军的历史功绩》：王维舟和川东游击军与红33军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锻炼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和革命干部。杨克明、李家俊、唐伯壮、雷玉书、李光华、蔡葵、曾菜、覃文、蒋琼麟、冉南轩、张鹏翥、胡洪疆等一大批红军将领和革命志士，他们或血洒疆场，或慷慨就义，或蒙冤而去，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正义，用热血浇灌了信念；李中权、李永悌、魏传统、王定烈、孙继争、万成章、王波、王直哲、刘新权、贺长清等一大批从战争中走来将星和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用人生实践了理想，用奉献铸造了品格。[18]王维舟的全部生命都奉献到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让中国的人民拥有尊严起来。
2、民族学院“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干部为辅”的办学任务
1952年6月21日王维舟兼主任委员《关于西南三个民族学院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一年五至八月西南全区开办了西南、云南、贵州三个民族学院，这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创设的。三院第一期共有学生1461名，包括藏、彝、苗、傣、回、布依等五十一个民族，以彝、藏、苗、傣族为最多。成分包括活佛、喇嘛、土司、头目、青年学生、农民、商人等，以农民和学生为最多。地区包括西南各省区，以云南、贵州、西康为最多。文化程度，从大学专科到文盲，以初中、小学为最多。年龄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以青年为最多。性别：男1232名，女229名。”[19]
王维舟是我国第一所民族大学的开创者。西南民族大学由小到大，从一所主要为西南民族地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继而发展成为一所拥有11大学科门类、办学层次完善、具有鲜明办学特色和明显优势之综合性大学，培养各类管理干部及专业技术人才12万余人，为少数民族人民和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
（二）关于教育对象的思想
1、传承和发展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坚持教育面向工农兵、平民百姓
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21]。马融注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义疏》）所谓“类”，即指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贵贱、庶鄙等种类。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以给他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这在当时是进步的。[22]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源泉是“仁”，是“庶、富、教”理论的拓展与延伸。王维舟独树一帜，不分男女，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长幼，都应当平等接受教育。他是孔子“有教无类”这一理想最忠实最彻底的践行者，也是民族教育的开拓者。
1923年春，“入党比建党还早”的王维舟回乡创办新群女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5年秋接任清溪宏文校校长，后将女校并入，新建“工”字形教学楼，寓意学校教育面向工农子弟、平民百姓，为工农子弟、平民百姓服务。工字楼系一楼一底，砖木结构，座北朝南，小瓦层面，通走廊，单檐歇抬梁梁架，工字上下两横各面阔四间共31米，进深9.8米，通高9米，中间竖面阔三间，15.4米，进深6米，通高10.5米。墙砖印烧“宏文校”阳文正楷字，房屋总面积1639平方米……[23]随后，宣汉县黄金、鸣鼓（今凤鸣）也办起了宏文初小；[24]马渡关镇百丈村建起了与清溪宏文校形似的“工”字楼。
2、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王维舟认为，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利。他特别重视农民教育问题，指出要组织和支持农民学文化。
在武汉期间，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25]。他还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要搞建设，就要培养自己的干部和科技人才。王维舟认为，教育是动员民众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
王维舟为扩大办学范围，满足群众对子女入学的要求，还在清溪街上五贤祠设立“群化书报社”，陈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出版的《晨报》、《新青年》、《创造》、《四川学生潮》、《狂人日记》、《孔乙己》等进步书刊。同时还在校内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讨论会”（后称共产主义小组）。在农村组织“平民夜课校”20余所，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此时，王维舟欣然写下一首《七绝》：危舟渡水波正扬，畅游清溪有海舫：雨生风息景更新，河山俊辉写华章。[26]
张爱萍、向守志、魏传统、李永悌、王海廷在青少年时期深受王维舟教育思想的影响，也很重视农村、农民，尤其重视对农民的教育。
1928年春，中学毕业的张爱萍应聘到马家场小学当教员。8月6日，在四川达县蒲家场第五高小附近的一间草棚中，他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遵照党的指示，他回到罗江口创办农民夜校，发展党员，并建立了罗江口支部。中国共产党绥定（达县）县委成立时，他任县委委员。1929年4月，张爱萍前往万源与李家俊、王维舟会商攻打白羊庙，一天一夜走了200多里路，被誉为“铁脚板”。[27]
1928年夏，魏传统在四川达县石庙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到黄都场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又在离黄都场15里的花园场办平民夜校，秘密组织农会，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为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输送人才。当年，魏传统著有《长相思·动员群众》二首。[28]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王维舟率游击军配合红军作战，促成红军解放通南巴后顺利南进，而后协同红军取得宣达战役的重大胜利，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东扩400余里，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500万，成为全国的第二大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29]
（三）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
1、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王维舟与多行善举的罗思举同居后河，相距10公里。他盯了大哥一眼，很平静地说：“我要办学，就用我们家的房子，首先办个女子小学，专门招收乡下的女娃娃。”
王佐卿大吃一惊，“哪来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王维舟摇头笑道：“大哥，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实话跟你说，这两年我到苏俄学习，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情景……在中国北京、上海也有共产党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我们这里还是一片漆黑。我想在这里办学，点燃一红灯，播下革命火种。这红灯照亮黑夜，让火种燎原大地，希望大哥放开眼界，理解我，支持我。”
“哦！原来你出国了。”王佐卿惊骇于二弟那番闻所未闻的道理，“好，你办，我这些老房子都让给你办吧！”
没多久，“新群女子高小”就办起来了。[30]随后，他接办宏文校，亲自谱写了《宏文校校歌》[31]。
王维舟哼着《国际歌》创作的早期作品有《新群女校校歌》、《宏文校校歌》等，这些歌曲对学生的勉励，也正是王维舟自身追求与理想的写照。[32]他创办的西南民族学院的校风是：“团结，紧张，活泼，严肃”[33]，这是对抗大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川东第一军长》记载：1925年10月，宏文学校一间教室上方贴着“清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横幅标语。黑板上悬挂着一面铁锤镰刀图的党旗。教室里坐着周伯仕、冉雨生、冉海舫、雷玉书、冉南轩、黄中夏等人。王维舟：“同志们，我们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打到那些军阀、恶霸，推翻反动统治！”周伯仕：“我们共产主义小组要以宏文学校为掩护，要把宏文学校办成一个川东革命的摇篮！”[34]
红军在宣汉苏区大兴办学之风，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有彭杨学校、童子团学校、知字岗、院坝课堂、背包课堂、山涧课堂、沙滩识字、火坑教学。[35]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采取的主要宣传教育工作形式内容有：①召开群众大会讲解或在街头进行口头宣传，向群众宣讲《平均土地法》、《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妇女斗争纲领》、《经济动员群众，保卫赤区、消灭刘湘宣传大纲》等。②书写标语口号，张贴传单布告。各级政治机关均设粉笔队、錾字队，据调查现存不同内容的石刻标语还有51条，如“赤化全川”、“共产党成功万岁！”“拥护中国共产党。”军政治部大量翻印宣传品，如《消灭刘湘三字经》、《平分土地须知》、《红军政治部扩军传单》、《穷人快回家》[36]、《春耕生产宣传大纲》，1934年1月，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赞扬“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37]③编演戏剧，传唱歌曲，如《穷人歌》、《穷人翻身歌》、《妇女革命歌》、《劝郎当红军》、《镰刀舞歌》、《锄头舞歌》。[38]④办板报，立宣传牌，放流水标语，军政治部配合城口县委组织木工刨光木板，写上“打倒刘湘救穷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严拿侦探”等内容，再涂上桐油，先后在大竹河放流13000余块漂浮各地，对白区人民进行宣传。⑤举办短期流动训练班，政治上对党员进行党纲、党章和《党员须知》的教育。对战士以《红军须知》、《土地革命》、《红色战士读本》、《消灭刘湘三字经》、《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等作为教材进行培训，明确当前和长远任务，坚定革命信念。军事上，依据《军事教育计划大纲》、《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行军”、“驻军”、“战斗”、“搜索”、“利用地形地物”以及夜间作战等要点和原则进行训练，提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水平，增强作战能力。[39]
王维舟常常对魏传统、宋更新、王波说，教育是一种武器，是动员民众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
1934年4月，由红军33军政治部书写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训词，通俗明快，朗朗上口，很适合战士们操练时呼喊。从此，便回旋于川陕苏区，流行于红四方面军的大小会议和书刊文档，演化为红四方面军不朽的军魂。据张爱萍回忆：（魏传统）“领导的宣传队有8个石匠。他在石壁上书写标语，石匠们就把字刻在石壁上。川陕苏区山崖上的“赤化全川”的巨幅石刻标语，以及刻在石柱上的“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的对联，至今已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41]
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倡劳力与智力相结合
王维舟的办学指导思想：传授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实行教学相长，反对奴化教育，[4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倡劳力与智力相结合，对学生坚持又红又专。
1954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西南民族学院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管。1956年，西南干训、预科兼有，文、理、农多学科并举，长短期结合的办学格局。1955年4月,学院由新玉沙街迁至武侯祠附近的新校园，办学条件大为改善，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年，建立专科层次的五个专修科：师范专修科设汉语文、数学、政治与历史、物理与化学、生物与地理5个专业；政治专修科设司法检察专业；农牧专修科设畜牧兽医专业；藏语专修科设藏语文专业；彝语专修科设彝语文专业和教育行政班、民族艺术班。同时，在原干部短训班的基础上，建立了中专层次的司法检察、藏语文、彝语文、民族艺术、农学、农业机械、铁道、畜牧兽医、财务会计等专业班。1957年，藏、彝语文两个专修科合并为民族语文系，设藏语文、彝语文专业，实行四年制本科教育。1960年，学院发展成为本科为主，多学科、多层次并举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原师范专修科的5个专业分别改建为汉语文系、数学系、物理化学系、政治历史系、生物地理系，连同民族语文系和两个专修科，共设本专科专业14个，在校学生达3000余人，教职工320多人。[43]
3、落实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
向守志回忆说：“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初期，民族之间的隔阂现象很严重，这其中有历代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阶级压迫残留下来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复杂而艰难。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曾经亲自部署调查研究西南地区民族情况，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王维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兼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等职，亲临民族工作的一线。”[44]同年7月，王维舟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阐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紧接着提出了开展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
①要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在民族关系上，要特别注意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丝毫不能有大民族主义的思想；
②要迅速试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更好地推动整个民族工作的开展；
③积极创办民族学校，加速培养民族干部；
④要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收集编印民族情况资料，出版少数民族文字书刊和报纸等。[45]
1950年7月，西南民族学院由王维舟开始创建；1951年4月6日，由周恩来亲自签署，政务院任命王维舟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
6月1日，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川西日报》于第二天专版祝贺，头条刊登了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各兄弟民族团结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繁荣幸福的新中国”。同版刊登王维舟的题词：“培养各兄弟民族的优秀儿女，开展各民族地区的一切建设工作”。《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及西南各省区报刊以及西南民族学院校史编委会，都对西南民族学院成立作了专题报道。[46]西南民族学院的诞生，揭开了西南少数民族史上新的一页，西南各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最高学府。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与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旧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全国各民族地区刚一解放，党组织就把培养和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当作紧迫的任务来抓。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短期内就在各地建立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各级各类民族干部学校。1952年7月10日，西南民族学院第2期开学典礼在川西行署礼堂举行。临近典礼前夕，王维舟带领张天伟等去拜望参加典礼的嘉宾。谈笑间，他突然想到邓小平、贺龙等领导同志参加学院的开学典礼非常难得，一定要请他们为学院留下珍贵的题词。邓小平题词为：“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贺龙的题词为：“继续培养大批的各民族的优秀干部为更好地贯彻毛主席所规定的各项民族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47]王维舟题词：“要学会本事，劳力与智力相结合，为使各兄弟民族落后地区变成经济繁荣地区而努力。”[48]
向守志回忆道：“1956年大区撤销，王维舟同志调到北京后，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辞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周总理都没有同意，勉励他继续兼任此职。他遵照周总理指示，一直关注着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关心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直到1970年病逝。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称他为‘少数民族的贴心人’、‘大善人’，许多当年曾得到王维舟教诲的藏族、彝族上层人士和后来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从西南民院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往事，无不流露出对王维舟深深的感激之情。”[49]正如原四川省委副书记（王老的学生、曾任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冯元蔚①所说，“说到西南民族学院的诞生与成长，自然会深深地怀念我们敬爱的王维舟院长。西南民族学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浸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每当王老来院之时，全院师生欢呼雀跃；离校之时，大家个个热泪盈眶，充满了对革命老人的崇敬和诚挚、朴素的感情。”[50]
4、传承和发展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教学做合一”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实践性。这主要表现在王维舟把“做”作为教与学、行与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实践与理论等之间的中介而予以充分重视上。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说得更确切些，百见不如一做。（民族）学校，除尽可能教授各民族的语文外，还必须教授汉族的语文，以便于接受新的东西。每个活动都有目标，有计划，有办法，有工具，有指导，有考核。知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练分不开。[51]王维舟在第二期政治科举行毕业典礼上对全体毕业同学提出希望：“第一、各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只有依靠各民族巩固的团结才能实现。第二、一九五三年西南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继续推行民族民主建政工作。第三、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是巩固民族团结和进步的物资基础。第四，要做好各民族地区的工作，还必须在工作中走好群众路线。”[52]
陶行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一直激励着王维舟固本开新。他坚信创造是教育的最大目的，是行动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最高本质，是人类发展的最好动力。王维舟以教育开发“脑矿”，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民富国强。
（四）关于教育方法的思想
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53]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1、喜闻乐见，寓教于乐
王维舟根据女生爱唱爱跳的特点，尤为注意寓革命思想于乐，创作了《新群女校校歌》：“同学们！女儿受压迫，女奴如泥沙，打破旧制度，天府女英放朝霞。新群女校姐妹，努力学习，勇敢向前！向前！锦绣我中华。”它言简意赅地给学生以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在此基础上，王维舟又创作出《女子解放歌》[54]。
它以高亢的旋律，紧紧扣住妇女渴求解放的心，无情地披露了摧残妇女的旧社会，为妇女大声疾呼。群众一听，心灵开窍，家长一听，思想解放，纷纷送女儿上学。
2、仁者爱人，言传身教
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局均设在重庆，按惯例，西南民族学院应建在那里，但王维舟强调，一是四川少数民族同胞主要住在川西，离成都近，到成都的多；同时，成都又是西藏、云南等省与内地来往的必经之地。二是重庆天气太热，民族同胞受不了，成都气候宜人，所以学院宜建在成都。
向守志回忆道：“王维舟同志热爱百姓，热爱少数民族，他对少数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主持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年中，在少数民族干部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为少数民族利益着想，特别关心那些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凡少数民族代表团，或民族上层出来参观、学习，不分他们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王维舟都平等对待，一一接见，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与他们交谈，细心而详尽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他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需要建设队伍的角度考虑，积极鼎力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和检查，直至学院建成。……1951年，65岁的王维舟，为筹办西南民族学院往返于重庆、成都之间，也常常住在学院里帮助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多，但王维舟力求涉及到培养民族干部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因此，从师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亲自过问。”[55]
3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王维舟特别注意教育与实践的结合，传播文化知识与传播革命思想的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会上，陶行知、蔡元培和宋庆龄被推举为荣誉主席团成员。1939年3月15日，董必武在重庆举办的生活教育社12周年大会上表示，陕甘宁边区教育“基本上是和陶先生的办法相同”。[56]同年8月29日，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培训毕业班典礼上，毛泽东说：“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57]
有王维舟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做合一”特别重视“做”即实践，知行统一的传承和发展；有毛泽东、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高层的推崇，以及生活教育本来就十分接地气的实践活动，陶行知在陕甘宁边区有了很高的声望。[58]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研究会，全国师范院校劳动技术教育研究会主办的《劳动技术教育》创刊四周年之际（1997年12月），“昔日放牛娃，当代大书家”的李永悌特为此刊题写了刊名，并录陶行知语录“任重道远天地厚，冰清玉洁日月明”题写对联书赠王荣成。
4、悉心调查研究，注重实验实习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部队的吃饭、食盐问题解决了，可是部队的穿衣怎么办？王维舟心里琢磨着：“三八五旅兴办的纺织厂所需的棉花、棉纱原料缺乏，棉纺厂就很难办下去，部队的衣服、被子就无法解决，寒冷的冬天怎么过？”王维舟就深入农村实地考察、访问，回答是：“西北黄土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祖辈父辈都没听说过种棉花，即使种了也不会有收成。”而他从种蔬菜的可喜效果看到了种棉花的美好前景。
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徐顺回忆：王维舟深入到老农中间去，经过调查，摸清了庆阳一带地区的土壤、气候等情况，又找来家在关中曾经种过棉花的干部战士进行座谈，摸清了陕西能种棉花的特点，解决了棉花生长的全过程及栽培技术。随后，亲自开荒一亩八分进行试验，因地制宜，适时播种，防冻防寒，精心培育，终于试验成功了。第一年只产了30多斤，这个数字的意义特别重大。一是它宣告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八路军经济封锁的又一次破产；二是它冲破了庆阳地区不种棉花的传统观念，开创了先例，为边区人民、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树立了典范。
王维舟种植棉花的经验，迅速普遍推广。1942年仅七七0团、警备五团和旅直属机关部队种植棉花270亩，共产棉花8500多斤，人均产棉花2斤多，不仅解决了军民穿衣的急需，而且给纺织工业的发展开辟了资源。[59]
王维舟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传承和发展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结合起来，即从学生的个别实际情况出发，多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五）关于人材培养的思想
1、学以致用
1923年春王维舟从苏俄回国，在清溪场创办新群女子高小，废“读经”教授反帝反封建的全新课程。1928年南坝开办明德两级女校，天生、双河、胡家、黄金等场亦先后办起女子初小，全县共7所。1925年王维舟接任宏文校校长，将新群女校与宏文校合并，成为男女合班并级，破除男女交言授受不清的成规陋习。其它女校相继效仿，亦先后合并或男女学生兼收，打开了男女合校，授课一视同仁的局面。但川陕督办刘存厚故步自封，禁止女生演戏，以为柔曼倾意，有伤大雅。教育局长亦不准女生说打球，打球二字不文雅。后来在王维舟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下，均被一一冲破。[60]
1926年王维舟针对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又创作了《克敌之歌》[61]、《我是一个无产者》、《大将军的钢刀》等歌曲。
《我是一个无产者》：“我是一个无产者，一双空手，一张空口，什么都没有，但我已够了，手能提飞舞的龙笔，口能做狮虎般的怒吼。”
《克敌之歌》：“帝国虎势，侵略摧残，军阀肆虐，压迫剥削，伤社会之颓废兮。痛哭呻吟徒唠叨，独不听霹雳一声兮。
革命之潮，自粤海而北向兮，震撼中华。如日初升兮，旭曦朝霞；如火之焰兮，照及黑夜！不畏荆棘之挡道，不顾沧海之横前，置于奋身飞跃，直豋彼幸福之岸，一吻共产主义之花，以偿夙愿。
奋起兮，青年之友，翻越而飞渡，瞻彼岸之美，美艳而娟秀，一见相倾。我恋她，她恋我，誓终身伴着，我常赞美她，同唱克敌之歌。”[62]
这些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歌曲、诗词，一时在宏文校纷纷涌现，课堂内外普遍教唱，校园歌声不绝于耳。王维舟历来爱好文艺，特别善长弹琵琶。每周星期六均组织演唱会，或在本校，或在附近场镇，或在农村演出，都带头登台表演，宣传革命思想。对来自各地的几百名学生，在接受革命文化教育之后，要求他们回到故里成为传唱的骨干，带头组织教唱，使周围数百里的高山河谷，均有嘹亮的歌声回荡。
1983年《四川日报》曾专稿追述宏文校的历史功绩：“不因宏文播真理，哪有川东兴义师？”[63]
2、速成教育
构成民族具有六要素或特征：共同历史渊源、共同生产方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风俗习惯、共同心理认同。王维舟1951年10月8日呈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西南区培养民族干部的报告》：“在大行政区于今年创立了西南、云南和贵州三个民族学院。西康省在康定西昌又设立了两所民族干部学校，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与七月间发出了关于开办少数民族各种短期干部训练班的指示，促使各地方机关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结合实际需要，普遍地和尽可能地开办各种民族短期干部训练班，来培养更多的民族干部和师资。现在各地正在学习的有二千余名，短期内即可毕业。”[64]
建院初期，学院经常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头领、上层人士等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王老抓住时机，与他们广泛结交朋友，建立友情，逐一地讲解党的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方针。从1951年6月至1956年这一时期，学院根据西南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结合本身实际情况，坚持以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办学，使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65]
1951年6月1日，西南民族学院在成都举行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来自西南各地区的藏、彝、回、傣、羌、白、满、佤、汉、土家、布依、纳西、景颇、蒙古、哈尼、傈僳等24个民族的500多名学生，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建校庆祝大会；川西区、成都市党政军和群众团体、民主党派负责人共140余人到会祝贺。王维舟到会并讲话，他着重强调了西南民族学院成立的重要意义和学院的性质、任务。他在讲话中指出，西南民族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大量少数民族干部和适量志愿为各兄弟民族服务的汉民族干部，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建立各民族的人民武装，保卫各民族的解放。[66]
（六）关于尊师重道的思想
1、吾从而师之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1927年初，王维舟到武汉寻找党组织，与同乡老友久别重逢，双手紧握，激动万分。继而，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吴玉章颇有感触地说：“你说得对，我们党内也有严重分歧，毛泽东正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解决这个问题。”王维舟喜出望外地说：“吾从而师之！吾从而师之！”[67]王维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全神贯注地聆听了他精辟讲述的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充分发动农民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68]
王维舟与延安五老②是同志，是兄弟，是挚友，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人们象敬重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党的‘五老’一样敬重王维舟同志。”[69]
1964年6月，董必武祝王维舟七十八荣寿：“廿纪生经大半稘,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含养颐。”[70]
2、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四请夏康农同志速来西南民族学院工作。1951年2月22日，邓小平、王维舟《请准调夏康农来西南工作》。[71]
中央民委李主任并转政务院郭副总理：
设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现将筹备就绪，承须适当人员负责主持，夏康农同志熟悉西南民族情形，为各方所推重，特拟延任为副院长兼教育长，维汉、格平两同志均表示同意，夏亦愿意充任，刻各地学员纷纷到蓉，即将开学，敬望准调夏迅速前来，俾早视事，以利民族工作，至祷。
邓小平王维舟
随后，3月19日，王维舟《请夏康农同志速来西南》[72]；4月16日，王维舟《请夏康农同志速来西南民族学院》[73]；5月2日，王维舟《请夏康农同志速来西南》[74]。以上，凸显了王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求贤若渴，爱才如命。
3、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1922年，王维舟从苏联回到北京的时侯，他的皮箱里除了换洗衣物外，多了几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书籍。1927年1月，王维舟在武汉经吴玉章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到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与吴玉章、李鸣珂等川籍共产党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75]随后，他想方设法找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76]和党的八七会议有关文件，装进了他那口小皮箱。[77]陇东十年，皮箱里又多了《矛盾论》[78]、《实践论》[79]、《论持久战》[80]。全国解放后，王维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委主任、创办西南民族学院并亲任院长，那口颜色暗红、外观破旧的皮箱一直带在身边。[81]
（七）关于终身学习的思想
1、学习，学习，再学习
1936年底，中央直属机关进驻延安。到延安后，经王维舟请求并被批准调往红军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后，我们同蒋介石合作抗日，因此红大改名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的学习生活是艰苦的。住的是石窑洞，在院子里上课。也没有桌椅黑板，但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毛主席在百忙中经常亲自来给我们讲课、作报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常来受课，对我们的学习给了很大的帮助。”“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更加体会到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和伟大。”[82]
学无止息。唐甄《七十》：“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同乡的王维舟的口头禅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人不学习，要落后；刀不磨砺，要生锈。”“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83]
2、自满是学习和工作最可怕的敌人
1953年1月1日，王维舟在《西南民院》头版头条，恭贺新禧，敬祝学习努力，工作进步，身体健康！在元旦前夕，王兼院长召集全院干部学员讲话，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学习，为迎接祖国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建设而努力。他说；“我院是培养西南各兄弟民族干部、人才的大熔炉，伴随着祖国大规模建设的来到，它将要紧密地配合建设事业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才来。因此，同学们就要认真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把自己由南铁锻炼成钢一样，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回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大家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就能在工作中战胜一切困难，搞好本民族地区一切建设工作。”他还指出；“各族同学积极地要求学习汉语文”，他还号召：“汉族同学、干部也要来努力学习各兄弟民族的文字，以便于更好的为各族人民服务。”[84]
值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开学之初，王维舟对同学们说：“我们在校里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学了回去后，要把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带回去，求得实现，例如关于民族政策，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等等问题，我们应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政策下去联合当地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共同求得贯彻实施，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要求我们同学们在学习后依据各地区民族的不同情况，和风俗习惯，又适合人们的共同意志取得当地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同意来贯彻我们的政策。因此，也就要求同学们在学习中要用脑力，细心钻研，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斯大林同志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变成了物资力量，就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毛主席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可作为同学们的座右铭。并提出下面的几点要求：
① 学与用相结合；
② 劳力与智力相结合；
③尊重组织，服从领导；
④遵守校风、校规、团结互助。[85]
王维舟在第二期政治科举行毕业典礼上指出：“这些都是很宝贵的收获，这些收获是透过同学们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才得到的。”“但是，在校学习的收获，只是学习的开始，远远不够实际的需要。我们各民族人民和伟大祖国需要我们继续不断地学习。而且就在工作岗位上更努力更灵活地学习。实际工作是我们经常的考验和学习进步的不竭的源泉。”他谆谆告诫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就可以自满，自满是学习和工作最可怕的敌人。如不加以克服，就会毁坏我们在学习中所有的收获。”[86]
三、王维舟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知”和“行”两方面同时努力，既以“知”促“行”，又以“行”促“知”。改革创新必须坚持知行合一，大力提升推进改革创新的理念和能力。[87]
（一）重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88]
1951年5月，西南民族学院党组由王维舟、张天伟、黄德璋、张汉城、韩戈鲁五同志组成，王维舟任党组书记，张天伟为副书记。正式成立了党支部，选出了5名支委，何书祥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全院党员共有26人，其中学生党员9人。
西南民族学院党组建立以后，一贯重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如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同年5月第一期学生毕业的总结检查，是年秋开展的“思想建设”学习，以及1954年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等等。这些学习中，学院党组织对全体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组织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西南民族学院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加上平时严格的组织生活，不断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西南民族学院广大党员在各项工作中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89]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社会主义方向[90]
张天伟回顾：“王维舟同志在实践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中，深刻认识到：要使少数民族真正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得到彻底解放，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则必须加强其文化教育事业，必须加速培养各民族自己的干部。”学院创办初期，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着重抓了民族团结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党的领导教育、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以及形势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在这些教育中，始终把民族团结和热爱祖国和热爱党的教育贯穿在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之中。[91]
1954年5月，王维舟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最幸福的社会……”[9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重要的成果当属系统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93]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加强“国歌教育”。 “国歌的背后是国格，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要教育青年学生对国歌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感情，这是因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义勇军进行曲》都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最有效载体，也是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劲旋律，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王维舟创办英群女子高小、接办宏文校，倡导男女平等，面向工农子弟、平民百姓，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创办西南民族学院，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了文化学术重心下移；重视民族教育，充分发挥民族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对人才培养的作用；整理典籍，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民族教材建设。这几个方面，奠定了王维舟平民教育思想的基础。王维舟是我国民族教育的开拓者，对我国现代民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目标的推进，启动实施“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均衡配置。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实施“免费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硕师计划”和“特岗教师计划”，为农村学校培养、充实优秀教育人才。加强编制实名制管理，严禁教职工在编不在岗，对临时借用人员限期清退回原单位，对违反人事管理制度和聘用合同在编不在岗的人员予以解聘。制定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多举措缓解择校难题。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办法，规范招生行为，禁止收取与入学升学挂钩的任何费用。深化中考制度改革，提高省级示范高中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各初中学校的比例达到50%以上。均衡配置学区范围内经费、师资、设施、设备等办学资源。积极引进优质品牌教育。引导传统优质学校走出城区，通过学校联盟、委托管理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支援。以技能竞赛促职业学校抓教学，带动职业学校抓内涵，引导职业学校树特色。
（四）树立为党为国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王维舟说：“文艺工作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要表现工农兵，就要求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94]王维舟在第二期政治科举行毕业典礼上讲道：“大家从中国人民胜利发展的历史事实中，明确认识到我国各民族人民得到光明幸福的今天以及走向更光明幸福的明天的来源，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生命和空气一样地不可片刻隔离的，从而体验出热爱毛主席和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正如呼吸离不开空气一样的自然与必要。”[95]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学习王维舟留给我们的好传统，好作风。
第一、组织性好，政策观念强。
第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三、平易近人，团结同志。
第四、严格要求，以身作则。
第五，深入实际，关心群众。[96]
我们要树立王老“为党为国，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承贤继往，开辟未来；我们要坚持“为少数民族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宗旨，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面向民族地区实际需要培养更多高质量人才，[97]从而推动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发展。
注释：
①冯元蔚：1930年8月生，民间文艺学家，四川凉山人，彝族。彝名巴胡母牟，中共党员。1947年进入西康省第二边疆师范学校学习；1950年参加工作，当翻译。1950~1951年先后进入西昌民族干部学校、西南民族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政治专业，毕业后留校。历任民语系教员、民族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人事处副处长、院党委常委、副院长。1982年调四川省委工作，任四川省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第五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西部发展与研究促进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顾问，四川老区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四川光华大学董事长。中国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南方民族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间文家协会主席。
②延安五老：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党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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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课题组负责人：李蓉兰，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理事；
课题组成员：牟雄，宣汉县教育科技知识产权局局长、书记；王荣成，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宣汉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学特级教师（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