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遍布全球的华人中，韩国的宗亲与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他们之间除了宗亲关系外，还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最后一个王朝有关，他们之间可以不同姓氏，也可以没有任何血脉关系，但只要提到根起朝歌，相隔万里都是“老乡”。
三千年前，纣王的叔叔箕子给周武王留下了治国方略，却不接受封赏，带领5000殷商遗民，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到达朝鲜半岛北部，并在那儿建立“东方君子国”，开创了朝鲜半岛长达900余年的“箕子王朝”时代。
作为纣王裔孙，韩国殷氏大宗亲会会长殷熙权曾称，坊间对先祖是非功过的评述有误，他要为纣王“鸣冤”。1999年祭祖时，他不顾年老体迈，身穿殷商服饰，脱鞋跪拜，毕恭毕敬，令人感动。
韩国殷氏宗亲为“暴君”鸣冤
如今，每年都有许多韩国的氏族宗亲不远万里到朝歌寻根谒祖，但最早把朝歌当作祖根地的并不是韩国宗亲，而是日本人。早在1984年，日本东京国学院、日本现代书道研究院组团到朝歌访问，就提出姓氏寻根的概念，其团长中岛司有当场振臂高呼，并提笔写下“淇民朝歌开国庆”几个大字。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殷氏、石氏、康氏、孙氏等宗亲，先后多次到朝歌谒祖，朝歌一时成为多个姓氏，千万宗亲的祖根地。
1999年春，韩国氏族总联合会会长白镇禹带领30多个商纣王、箕子的后裔，到朝歌谒祖寻根，韩国殷氏大宗亲会会长殷熙权，林氏大宗亲会会长林道文皆在其中。殷、林、奇、徐、孔等宗亲代表，不顾年老体迈，在摘心台、三仁祠、纣王墓前行三拜九叩大礼。在纣王墓前，知名史学家周谷城所题“纣王之墓”的石碑前，韩国宗亲虔诚地脱掉鞋子，恭恭敬敬行伏首行礼。燕昭安说：“当时纣王墓还没有修整，经过长期碾压，尘土有两三寸厚，韩国宗亲趴在细面似的黄土里叩拜，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三千多年来，纣王一直被说成凶残暴戾、刚愎自用、无比昏庸的恶魔，在民众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只会炮烙、“虿盆”等酷刑的暴君。殷熙权认为：对于纣王，不能一味贬低，商纣王对历史的发展还是有功的。他自豪地称，他们就是商纣王的后代，古商国帝王的裔孙。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虚言，他拿出厚厚的印制精美的族谱，从箕子、纣王一代一代，清清楚楚，延续至今。
2000年之后，韩国组团前去凭吊、祭拜的宗亲越来越多。2009年，中韩两国宗亲在纣王墓前立“大商帝辛之陵”石碑，并约定每年农历二月初王为帝辛忌日，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
其实纣王是非功过，并非由殷氏的后裔子孙来定，历史早就给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民众眼中的纣王大多从小说或影视中得知，历史对纣王的评价还是公正的，周谷城的题字，就是最好的例证。
燕昭安说：“根据坊间的传说和史料的记载，纣的六大罪状，五大功绩，四大优点。”对于“罪状”，早在近两千年前，东汉大学者王充在《论衡》中就提出了质疑，宋代史学家罗泌认为，周人给纣王罗列的罪名，很多下夏桀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很多罪名是模仿夏桀的，扣在了商纣王头上。而《吕氏春秋》中认为，商纣王是身披骂名的原因是“亡国之主不闻贤”，国家都没了，谁还替他歌功颂德。
195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的朱人瑞等人，总结出了纣王的五大功绩和四大优点，并撰写了两万多字的《替商纣王翻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连载，其中就有郭沫若、李泽厚等学界泰斗的观点。毛泽东曾多次称：“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5000殷民成就“东方君子国”
在河南淇县，有座三仁祠，西厢房内所供奉的是商朝重臣——箕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知道箕子是谁，但在历史上，箕子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品性上，他是道德高尚的君子；文化上，他是专制王朝的总设计师；思想上，他创立的五行、天人感应及王道学说，是儒家思想和仁政的源头。他创立的“箕子王朝”，是古朝鲜走向文明的开端。也正因为此，今天的许多韩国人每年都祭拜箕子，也有许多殷、韩、齐宗亲不远万里到河南淇县谒祖寻根。
关于箕子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尚书》和《周易》中，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史纲目》都详细地记载了箕子的史迹。淇县文物所所长王小运说：“可以肯定地说，箕子，不但有其人，而且在历史上举足轻重。”
殷商灭亡后，箕子将治国方略“洪范九畴”传给周武王，但并没有接受武王的封职，出于对殷商的旧情，他携5000殷民，从朝歌出发，一路向北，长途跋涉，最后到达与殷商有族缘关系的古朝鲜，并在那建立了“箕子王朝”。
王小运介绍：“箕子朝鲜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都城在大同江畔的平壤。我个人认为，当时古朝鲜还是比较落后的，而箕子带去的5000人中，大多都是对殷商有感情的知识分子，是精英。
这种说法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中原礼乐制度与先进的生产力，着实建成了令今天民众难以忘怀的‘东方君子国’。”
箕子带去的5000人中，包括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朝鲜，教化臣民，使古朝鲜习行中国礼乐制度，衙门官制、饮食起居逐渐沿习中原习俗。
政治上，箕子颁布八条成文法，禁止杀人、伤人、盗窃；经济上，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殊技术。据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著的《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当地民风大变，夜不闭户，没了盗贼，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民众节俭敬睦，社会和谐安定。还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黄河，把永明岭比作嵩山，编成歌典来歌颂和赞美箕子。
中国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所说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鲜教化百姓，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此，《高丽史》也有记载：公元1102，礼部上奏称，中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并乞求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朝鲜史书，箕子对古朝鲜的开发都是功不可没的，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公元17世纪初）的史学家林鹅峰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东方君子国”，“东方君子国”这种称谓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据史料记载，箕子王朝共历41代君王，直至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孙箕准被门下卫满发动政变所推翻，箕准南逃，箕子王朝灭亡。
按《东史纲目》所列，箕子王朝共历927年，箕准逃至朝鲜南部的马韩地区后，建立新国，自号武康王，传国220年。直到今天，朝鲜半岛还有箕姓，人每逢重大节日还有许多祭拜箕子。
朝歌古都学会会长燕昭安在接受采访时说：“古朝鲜箕子王朝的时代，正是中国姓氏形成之初，带去的5000殷民对姓氏、家族、宗亲、血脉还不十分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很尊重箕子，相互之间都认‘老乡’，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殷民的后裔开始尊箕子为始祖，今天，韩国的韩、齐等姓氏，都把箕子当作先祖。还有一种说法是今天的韩国人就是殷商移民的后裔，这种说法尽管十分牵强，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他们与箕子、东方君子国都有重要的关联。”
殷民七族，奴役的烙印造就今天的文明
中华姓氏的产生有多种形式，不管是以国、邑、官名，还是以行业、技艺、赐姓，都与奴役剥削紧紧相联，只不过不被人熟知而已。
“族”与“宗”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西周时期宗法制下，剥削存在的一种形式。
商周时期，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诸侯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这些手工业作坊的各类生产者称为百工，他们既是具有一定技艺水平的工匠，又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
“工商食官”按三国时韦昭解释是：“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曰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工”，相当于今天的国企；“商”可比之于今天的国营公司。所有员工由国家发工资养活；所有员工创造的价值由国家支配。各个行业的从业者，后来便以所从事的职业为氏，制陶者以陶为氏，编筐都以樊为氏，这便是中华姓氏起源的一种形式。
周灭商之后，周弄王将商朝的旧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设置卫国，封康叔为卫国国君，负责管理商族遗民中的七个部族。这七个部族分别是陶氏、施氏、樊氏、繁氏、锜氏、饥氏和终葵氏，皆为前朝“国有企业的在职职工”，史称“殷民七族”。
在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都能形成如此庞大的姓氏家族，复杂的姓氏文化，个中奥妙是在骨子里，在血脉中。在炎黄子孙中，虽远在天涯，相隔千年，却能心灵相通。韩国氏族宗亲万里寻根至朝歌，中韩两国殷氏宗亲能在短时期内并很快以叔伯侄孙相称，便是例证。（记者 王永记）
（来源：世界王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