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林冠群
明代是我国科举考试最为鼎盛的时期，所谓“非科举不入仕途；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除非极为特殊的情况（如荫官等），不通过科举考试是难望成为朝廷命官的。但科举考试又往往不能衡量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所以又让那些渴望借仕途一展平生抱负的杰出人才喟叹终身。海南明代临高人王佐就是这其中的怀才不遇者。
科考未登进士，历任三府同知
王佐少年时拜丘濬为师（其实他仅比丘濬小七岁）。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王佐参加在广东省举行的乡试，以《礼经》（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第一的成绩中举，成为“举人”，与广东著名的理学家陈献章（白沙）同时中举，被时人称为同榜“二俊”。可惜接下来的岁月里，王佐就不那么幸运了。第二年，他与陈白沙一样，都未能通过“会试”，与进士及第无缘。因为乡试时的成绩优异，两人都进入“国子监”读书。从史实推考，此时，丘濬与他的这位“弟子”也同时在国子监“留学”。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受到师长的称赞与同窗的敬佩。而且，经国子监祭酒萧镃及吴节等的推荐，他们也都得到过大学士李贤的称誉，可以说都具备了进士及第的有利条件，然而，接二连三，每举不第，在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及第后，王佐仍然徘徊于进士的高墙之外。
有史料称他之所以不中，是因“为忌者所黜”（嘉靖《广东通志》），即被权势者妒忌排斥而落选。但这“忌者”是谁？为何横加梗阻？均无史料可稽。所以到了万历《广东通志》里，这原因倒成了“竟以数奇而阨于遇”！这就是说因为“命不好”，所以不中。延续千年的科举潜藏着的类似悲喜剧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清代康熙年间，临高知县樊庶为此立论曰：“桐乡（王佐的号）先生弱冠以礼经魁乡榜，入成均（即国子监），为祭酒、阁老诸先生所赏识，名重一时。丘文庄公亦异其才，虽与同官侍从可也，卒不得再登一第，仅以郡佐终，为可惜也。”在樊庶看来，按王佐的才干完全可以像丘濬一样，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同官侍从”，出将入相，所以“为可惜也”。
然而，王佐虽不能“再登一第”，但凭他举人的资格也还可以担任郡县之类的副职，级别不高却也是朝廷的命官。就这样他曾出任广东高州府同知、福建邵武府同知、江西临江府同知等职。由于他不屑于迎来送往，对待上司“恭而不阿”“惟质直任职”，“不能随时俯仰，故低徊三郡二十余年，一官不徙，众皆惜之”。做了二十多年的副官，没能再升一级。若认为他政绩不彰，那也不是。史称他所到之处均能善政泽民，被百姓称为“仁明司马”、“以贤能著称”、“居官廉谨，能举大纲，污吏甚恶之，而士民之乐简便者亦安之”。做官做到百姓爱戴而贪官污吏厌恶，这官肯定是当得不顺心的。最后，他从临江府同知任上退休回乡养老，居住于临高县透滩村，因“门巷多刺桐”，自号“桐乡”，直到85岁辞世。
公余手不释卷，一生嗜书如命
王佐在职时，唯一的嗜好是读书。出差、视察时，喜欢随车船携带许多书籍，“公余手不释卷”，而且这种嗜好一直到晚年，眼睛看不清了仍令家人读给他听，可谓“嗜书如命”。
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与他的老师丘濬可说是一脉相承。丘濬晚年曾以未能编著出海南地方史志为恨，王佐继承师志，奋力于著述，除有《鸡肋集》、《经籍目略》、《庚申录》、《金川玉屑集》、《家塾原教》、《珠崖录》等著述外，还特地编写了《琼台外纪》一书，作为海南史志的开山之作。其后，唐胄在此书基础上写出了正德《琼台志》一书，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传世地方史志。唐胄十分尊重王佐在地方史志编纂上的开创之功，他在《琼台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到，自唐代以前，海南地方因为僻远荒陋，基本上没有方志传世，至宋代有《琼管志》、《万国图经》，但又在元代失传了。直至王佐，“载笔数十年，录郡事警官，志前后擅易之陋，乃命所集为《外纪》，以自成一家之书”。这里所谓“志前后擅易之陋”说的是，指出此前官方文字中关于海南地方史实的随意编造、改动的不良情况。因此，王佐把他的这部著作取名为《琼台外纪》。
这部书引起了地方郡守的重视，但认为书中仅详于人物、土产，不够完备，曾礼聘他重新改造，以便写出完整的一部海南史志。并邀请唐胄也参与其事。但在新书的编纂过程中，王佐在某些问题上与众人意见不合，“阁笔数月，仅授《序》答守以归”。这就是说，王佐后来只写了一篇序交给郡守便走了。这篇序，后来在唐胄独自完成的正德《琼台志》中，还予以保留。不仅如此，还大量引用了《外纪》中的史料，并标明出处，表示对王佐劳动的敬重。同时，唐胄还将自己在某些历史问题上与王佐的不同看法也原原本本地记录在书中，以就正于后人。如对于史料中所出现的海南自汉武帝立郡后，汉元帝弃珠崖一直到梁朝大同年间，凡五百八十多年，中间是否曾出现过政治真空的问题，两家就有不同的看法，王佐认为是，唐胄认为否。两者的观点，唐胄都记录在案，翻开正德《琼台志》即可一目了然。这种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又，唐胄在《序言》中谦逊地说：“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尊桐乡而忠辅于已成之书，以求得臣于二公。”表明自己的努力全在于承绪先贤的余烈，拜勉前修的遗志。这种尊重前贤的传承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身为土官后代，反对土官政策
唐胄提到王佐“载笔数十年，录郡事以警官”，这里指的是王佐所著《珠崖录》一书。此书曾向皇上进奉，主要讲述海南“治黎抚黎”的政治策略。原来，王佐家先世为抚黎“土官”，至父亲王原恺时，家道殷实，因前妻病逝，娶王佐之母唐朝选为继室，生下王佐与两个姐姐。宣德年间，王原恺因事被累吃官司致死，而王佐的母亲深明大义，将丈夫付与她的大部分财产都让给前妻的儿女，自与王佐清贫度日并抚育王佐自立成人。因这一家庭关系，王佐对海南黎事十分熟悉，对那些借口抚黎而试图削弱地方管理权限以营私的阴谋以及“鄙夷其民，治之不以道”（《鸡肋集·进〈珠崖录〉表》）的庸官习气十分气愤，决心搜集资料，写出《珠崖录》一书进奉朝廷，以求得海南地方的长治久安。他在奏表中说：“臣自感衰老之年，无由报效，切念海南自汉至今，珠崖事体，以远方之故，多所缺略，敢昧万万死罪，详考历代国史、珠崖治乱典故，并今臣愚昧所及，不避斧钺之诛，谨编为《珠崖录》一册，庶以尽海南曲折事情。”
此书特别提到了明永乐年间，广西梧州府通判刘铭调任琼州“抚黎知府”一职后，弄虚作假，扩大管辖范围，谋与琼台地方政府分权，试图子孙世袭的险恶用心，并揭示了刘铭的作为对后世地方官吏的恶劣影响，提醒朝廷：“汉之失郡，由于任用非人，当守边之计；元之失政，由于混用土酋，分州县之权。昔也奸臣效尤，于元尚恨革之不早，今之边事有似于昔，岂可复效其尤？”（《鸡肋集·进〈珠崖录〉奏》）这就是“录事以警官”的由来。其后，明朝接受了他的建议，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稳定了海南的局面。至清代，他在《珠崖录》中所展示的意见亦被写进了《明史·广西土司传》里。
王佐的抚黎见解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其后，如嘉靖年间，海瑞的《平黎疏》主张开通“十字路”，使处深山野地中的黎族同胞能与外界沟通，走向文明开化的社会环境，限制那些奸邪之徒挑拨动乱的阴谋活动，实是秉承他的安抚开化政策。又如万历年间，王弘诲的《图善后事宜疏》也主张在平息暴乱之后，“伐山开道，建立州县，移一二不甚紧关屯所，若南流、青宁等处，就近守之，画之井里，时其训诲，一如罗旁之例（指当时广东肇庆府罗旁地方平息瑶乱的经验），不过数年，当尽入版籍，化为编民。”所议也基于这一主张。至近代，更有朱采、郑萦等官员，主张利用黎山的资源优势，发展黎地经济，以此导引黎族同胞进入现代社会。
可惜王佐著作虽富而流传至今的仅有《鸡肋集》较为完整，其他如《琼台外纪》仅散见于《琼台志》一书中。然而，仅《鸡肋集》而言，也足见王佐学术思想、文采风流之一斑。唐胄在为《鸡肋集》书摘作序时这样评价：“吾乡王桐乡先生弃世二十余年矣，余久得藏其遗稿，近于学政之暇，始出而编次之。读之若寻常无可惊异，而大方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气之光明隽伟，当比拟于古之诸大家。”如此骘评，已点出了王佐作为一代硕儒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