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会议期间由于密探的注意，会址被迫进行转移，“一大”代表们最终决定最后一天的会议去浙江嘉兴南湖继续。此建议（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提出者正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同时，也是王会悟包揽了南湖会议的庶务和警卫工作。正是由于她的机灵与警觉，才使得中共“一大”会议顺利闭幕， 她也因此成为了中共“一大”会议的真正的幕后功臣。
初识李达
王会悟，女，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青镇（现桐乡市乌镇，当时乌镇分青、乌两镇）。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在镇上办私塾教儿童。王彦臣耿直严谨，办学出色，深得邻里好评。王会悟6岁就进入父亲执教的私塾念书，与沈雁冰（茅盾）同窗，聪慧热情，进步很快。母亲勤劳贤惠，生子女九人，四人早夭，王会悟排行第五。幼年时就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照顾弟妹。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从小就养成了善良勇敢又刚强坚毅的性格。12岁，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离家寄宿逐渐培养起独立生活的能力。未及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13岁那年，父亲中年去逝，家庭经济拮据，她继承父业走上学校讲堂。不久，她租了本镇定阁寺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该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寻找属于自己的一块新天地。在女子小学里，王会悟开始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她鼓励女学生剪辫子、反对童养媳和女子缠足的陋习。她把女子小学办得有声有色，名闻乡里，乡亲们啧啧称赞：“小王先生办的不比老王先生差。”
1918年，王会悟考入湖州湖郡女塾读英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她半工半读，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她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课余打扫卫生后就上图书馆，她看了很多进步书刊，尤其喜爱《新青年》杂志。当时在《新青年》上发文章发诗歌的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俞平伯、李大钊等着名人物。一次，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写信，表示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陈独秀看了信甚是高兴，在回信中对这位未曾相见的女子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会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夸奖她“胆子大”，同时勉励她要“多读点书”。
1919年，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王会悟深受鼓舞。为了追求新思想，为了救国救民，王会悟毅然离开偏僻的浙江湖州，来到新思想荟萃、风云人物云集的大上海，后经上海学联介绍，来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那里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拜会了陈独秀，并加入了陈独秀创办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光荣地成为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之一。当时李达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经常回国，并和女界联合会有工作上的联系。此时，王会悟结识了李达，常帮他誊抄文章。在工作接触中，王会悟很是敬佩李达渊博的学识和才华。由于志趣相近，接触又多，遂萌生爱情。1920年下半年，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李、王二人结成了革命的伴侣。新房就设在陈独秀家二层楼房的底层。婚后，这对革命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而奔走操劳。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准备，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渐成熟。1921年6月初，第三国际派来了马林（原名亨克·斯尼夫列特，荷兰人），和他同来的还有赤色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俄国人）。他们先到北京，和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会谈了好几次，决定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为了争取陈独秀出席会议，又决定把会址设在上海。通过交谈，马林认为中国建党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李达从速召开成立大会。由于陈独秀应邀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于是李达就担负起了上海组代理书记的职务。李达的工作特忙，又加上他还要忙于编辑工作， 于是就把大会的一系列工作（包括给各地代表发会议通知和安排各地代表住宿以及确定“一大”会址）全权托付给了热情能干的妻子王会悟。
王会悟接到这个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首先她按照李达的要求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信，要求各地速派两名代表前来上海召开中共“一大”成立大会。然后就确定开会地址。王会悟知道，在上海开党代会， 危险确实很大，她便向丈夫提议道：“永锡，不如到我的老家乌镇去开会？”因为乌青两镇位于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西侧，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而且风景秀丽。其实，李达很想去夫人的家乡看看。他常听妻子介绍家乡的风土人情。这颗镶嵌在浙杭嘉湖平原的璀璨明珠，不但流传着许多婉约美丽的民间传说，而且还保存着大量的名胜古迹。唐代银杏、昭明书室、石佛寺、修真观……无不吸引着他。但他沉思了一会，道：“会悟，乌镇地方是清净，但你想， 平时极是清净的一个水乡小镇，如一下子聚集了十多个陌生人，还有外国人，能不引起轰动？”王会悟想想也是，于是作罢。王会悟又想到了中华妇女联合会会址，但又想到人来人往，不便保密。最后王会悟想到了李书诚的寓所。李书诚乃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亲哥，曾担任过国民党黄兴南京留守处的参谋长、孙中山的军事部长、北洋军阀政府陆军总长等职，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左派人物，阅历丰富，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声望。王会悟还了解到，李书诚一家己出外避暑，如能借此在他家找个房间开会，安全系数要高得多，且李家离上海博文女校很近，代表们行动也较方便。于是，王会悟当即找到了李汉俊商量说：“你哥哥到外地去了，我想开会就借用你哥哥的客房，怎么样？”李汉俊一怔，问道：“你是怎么想到我这里的？”王答：“借你哥哥的牌子嘛！”李汉俊又一怔，说：“这间房子太小，到饭店或者什么地方找个大房间，或者找黄兴夫人借一间房，岂不更好。”王会悟解释说：“这些地方我都想过了，但都不合适。黄兴夫人那里人来人往，很复杂。饭店就更不行了，这是什么会，怎能去饭店？”李汉俊听了，暗暗叹服王会悟考虑问题细心、周全。想了想，慨然说道：“好吧，就在这里开吧。”中共“一大”的会场问题解决了。
开会的地点确定后，王会悟又忙于寻找外地代表来沪的临时住所。她通过多种途径，打听到法租界蒲柏路有一所博文女校，7月中旬放暑假，有空闲的教室。另外博文女校与选定的“一大”会址望志路106号相距只一里多路。她认为这个地方不错，就以“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学术讨论会”为由，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商租了一幢带厢房的统楼。之后，买来芦席、蚊香等物，还想方设法安排了床铺。外地代表来沪后，除了年龄较大的何叔衡和董必武两位分别住在湖南会馆、湖北会馆之外，其余的人大都住在博文女校。
中共“一大”会议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诚家里举行。1921年7月23日晚八时，中共“一大” 会议正式召开，不大的房间里，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四周置了十多张木椅子，靠街口的窗前放了一张写字台。出席会议的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以及翻译杨明斋三人由王会悟护送到会场。出席人员到齐后，王会悟便退出会议室，到楼下搬一张椅子，拿一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
第一次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马林、尼可尔斯基代表第三国际致了祝词。24日晚，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期间，由张国焘执笔，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27日、28日、29日晚，代表们讨论党纲和工作报告。大会开幕的前几天里都还顺利，一切都还按计划进行。7月30日，会议继续进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第二次到会。就在这天，担任警卫的王会悟忽然发现，一个身穿蓝袍黑褂的人，贼头贼脑地朝会场走来，边走还边怯生生地往两边探望。王会悟疾步上前盘问：“你找谁?”那人吱吱唔唔地说：“我，我找社联的王先生。”王会悟知道，离这不远是有一个社联，但主任不姓王。王会悟说：“这儿不是社联，没有王先生。”那人“哦!哦!”两声，迟疑着转身走了。王会悟越想越不对头，跑到厨房问做饭的师傅认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师傅摇头说不认识。王会悟急忙走进里间，将马林的翻译杨明斋喊了出来，向他简单叙述了刚才遇到的情况。杨明斋即回屋里将情况报告了马林。马林听了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有情况，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迅速分散撤离！” 说着，匆匆收拾起桌上文件，率先从后门离开了会场。于是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所有与会者都快速撤离会场，然后分散离开。当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张国焘却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一个劲地埋怨王会悟大惊小怪。后来事实证明，王会悟的警觉是对的，而张国焘的态度是危险的。一旦稍有迟疑，后果不堪设想。会后查证，那个神秘男子叫程子卿，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当时正受雇于法国巡捕房，在盯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行踪。代表们离去不久，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包围和搜查了这幢房子。所幸疏散及时，未受任何损失。与会代表们在嘉兴南湖再聚到一起开会提到这件事时，一个个都还心有余悸，长嘘了一口气说：“好危险啊!再晚一点，我们大家都进了班房了。”大家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王会悟，“真了不起!你立了大功啊!”听到这，王会悟会心地笑了。事后，马林也兴奋地赞扬说：“这个女子很有培养前途!”
建议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安全地点（即浙江嘉兴南湖）进行
“一大”7月30日晚上的会议遭巡捕突袭会场，虽然没有使“一大”受到什么损失，但在上海是不可能继续开会了。去哪里续会，这又成了代表们伤脑筋的一件事。因为以后的会议虽然内容不多，但是很重要，要通过党纲，研究今后工作，选举中央局。所以最后一天会议的会址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在上海找个旅馆。周佛海沉吟半刻，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三个星期，感觉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天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但这个提议被多数人否决了。理由是杭州属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控制严厉，密探出没无常。另外西湖是个很有名而且很美的旅游景点，游人非常多，在那里开会也不合适。
大家一时想不出去哪里开会为好，愁云笼罩，沉寂无声。这时，坐在李达身边听的王会悟，受刚才周佛海所提之法的启发，笑吟吟地开口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倒有一个主意，”她略作停顿，环视一下大家，“离我们浙江桐乡不远，有个地方叫嘉兴，是个开会的好处所。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那里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用。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象杭州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而且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程”。王会悟的意见立即得到了董必武和何叔衡的支持。李达赞同妻子的提议：“南湖我也去过，虽属风景名胜，但毕竟是县里的小去处，官僚、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在那儿开会比较安全。”担任中共“一大”执行主席的张国焘接口道：“在船上开会，安全系数更高。会悟好心计，胜过须眉。”众代表异口同声：“那就去嘉兴南湖吧。”“一大”新会址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负责南湖会议的安排及警卫工作，使得中共“一大”会议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的地址浙江嘉兴南湖确定好后，李达便让王会悟先去上海北站了解一下去嘉兴的车次。当时，上海北站开往嘉兴方向的共有六班火车，上午7：35、9：00、10：00；下午14： 50、15：50、19：15。1921年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一列快车（那时的快车也只相当于现在的慢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中共“一大” 代表表面上装作互不认识，各自坐在不同的地方。火车行驶了将近3个小时，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王会悟与李达下车后走在最前面，其余代表们则三三两两分开一些距离跟随其后。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未直奔南湖，而是领着代表们朝嘉兴的“南京路”即张家弄（后来经拓宽，改名为勤俭路）走去。张家弄里有个吸引人的地方叫寄园，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寄园里有假山、楼阁，唱戏的、说书的、耍魔术杂技的，济济一堂，煞是热闹。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源于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王会悟安排代表们在旅馆暂且休息一下，并在这儿开了个房间，为的是怕当天会议万一不能结束，好有个过夜的地方。熟练麻利地忙完了住宿的手续后，王会悟又立即请旅馆的账房先生们代订画舫（画舫是文人们对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称它为“丝网船”）。账房说：“租大船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没有大船了。”于是，王会悟只好花了4元5角钱租了一条中号的单夹弄船，单夹弄船是指船的中舱和后舱之间仅有一条通道的船，又花了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并租了一副应急伪装用的麻将，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8元。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与会的全体代表，来到了烟波浩渺的嘉兴南湖公园，登上画舫，驶入湖中。环湖一周，王会悟选取好最安全的停泊处，催促船娘将船撑至烟雨楼东南约200米的僻静水面上。中午十一点左右，南湖会议正式开始。王会悟忽然走进船舱，将一副麻将牌“哗啦啦”倾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扮成了一个俏丽的窈窕歌女，坐在船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警惕地保护着舱内的代表们。若有船划近，她就用纸折扇敲船板，提醒代表警惕。这时，船舱里就会立即传出劈啪作响的搓麻将声，以掩人耳目。这天是阴天，天公作美，下起了小雨，游人顿减，更适合开会。整个湖面上只有四五只游船。王会悟在跟船娘拉家常中就已了解其他船上游客的身份。船娘指着一条大船道：“那条最大的船是城里典当铺老板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又指着一条中号道：“那条船是桐乡一个乡下财主全家来游玩的。”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到下午5点左右，突然，从远处驶来一只小汽艇。王会悟怀疑是巡逻艇，便迅速发出暗号。代表们闻声，随机应变地喊着“七索”、“八万”，留声机也摇着《打渔杀家》等京剧名段。后经王会悟打听，方知这是城里一位绅士的私艇，代表们又放心开会。
“一大”南湖会议在游船开了7个小时左右，至下午6时完成了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在简短的闭幕式上，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等口号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至此，王会悟所担负的有关中共“一大”会议议程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同时，她本人事实上也成了中共“一大”的幕后功臣。
主要参考文献：
汤胜利：《王会悟女士与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党史纵横》1999年第3期。
刘良：《为中共一大作出特殊贡献的女警卫》，《湖南文史》2001年第4期。
周易： 《一大幕后功臣王会悟的一生》，《纵横》2007年第11期。
阿元：《李达夫人王会悟与中共“一大”》，《档案时空》，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