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王明清所撰《挥尘录》中说：宋朝的兵部侍郎王祐，或作王祜（924年-987年），字景叔，生于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以地望而言，应该称莘县王氏。他的祖父王言，在唐末任黎阳县（今河南浚县）县令，父亲王彻，在后唐时以进士及第，官至左拾遗。
据赵孟頫所撰“王公纪略”记载：王祐自幼聪慧过人，少驽志词学，性倜傥，年轻时即以文章词学名振京师，在后晋天福年间，曾把自己的文章拿给桑维翰看，受到桑维翰的称赞。这个桑维翰也不是等闲之辈，据说他长得很丑，短身材，脸很长。他常照镜子自嘲说：“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虽然如此，他却有志于仕途，想通过科举达到做官的目的。他初应举时，文章尽管作得很好，但主考官嫌他姓桑，与“丧”字同音，太晦气，便没有让他入选。他的朋友劝他不要以科举入仕，应该另选他途。否则，这个姓氏很难让考官通过。桑维翰却倔强得很，他写了一篇《日出扶桑赋》，对朋友说，扶桑也有个“桑”字，那却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又叫人铸了一个铁砚台，说：“什么时候这个砚台被磨坏了，我就不再走科举之路了。”后来，桑维翰果然中了进士，成为五代时期的名人。有这样一位名人称赞，王祐当然会名闻京师了。
桑维翰推举王祐，除了他的文章写得好之外，恐怕还有他父亲王彻的原因。原来桑维翰与王彻都是后唐庄宗时同年及第的进士。《旧五代史》卷三十二《唐庄宗纪》说，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后唐庄宗让翰林学士卢质对新及第的进士进行复试。对复试新及第的进士的原因，《五代会要》解释说：“时以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尚干浮议，故命卢质复试。”从这条记载中可知符蒙正等人中进士名不符实，所以唐庄宗下诏对新及第的进士再考一次。由卢质主持的对四位进士的重考结果果然有了变化，“王澈改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宋史》说王祐的父亲名王彻，《旧五代史》记载却是王澈，何以见得王澈就是王彻呢？《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举子投贽》二引《李学史家谈》说：“故兵部侍郎佑，状元澈之子，其父与桑魏公同年。”这个记载可以说明王澈既是王彻。桑维翰与王彻的关系如此，他推举王祐也就可以理解了。
父辈的名声，名人的提携，只是王祐社会地位提高的条件，而王祐自身的素质和才干才是最根本的因素。王祐不是只靠外界条件的庸碌之辈，有几件事充分表现了他的素质和才干。
五代后汉的时候，王祐任杜重威的观察支使。杜重威在后晋时就被重用，久居河北邺城。后汉建立后，朝廷把他调往睢阳。杜重威感到自己不被后汉朝廷所重用和信任，便产生了反叛之心。身为杜重威观察支使的王祐劝他不要反，杜重威不听，遂举兵反叛。后汉高祖刘知远亲自统兵围攻杜重威，杜重威只得投降。杜重威虽被赦免，但刘知远一直对他怀有戒心，在病重时嘱咐大臣对他严加堤防。在刘知远死后，杜重威也被杀死。王祐也受到杜重威的牵连，被贬为沁州的司户参军。但王祐并没因这次政治上的失意而沮丧，他把自己是如何劝谏杜重威的一一写在信中，寄给乡友。王祐本来善于写文章，这些信写得更是词气俊迈，人们纷纷传诵，王祐的名气也随之加大。
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庚戊（九）月，命检察御史知魏县（在河北省南部、漳河流域，临近河南省，汉置县）。乾德二年（964年）由魏县移知光州，又迁为殿中侍御史。赵匡胤攻打北汉时，宋军粮饷供应出了问题，各路的兵马粮草馈饷一下子集中在潞州上党城，一时间车乘塞路，谁也无法动弹。赵匡胤非常恼怒，要把转运使治罪。赵普认为，临阵而治转运使之罪，让敌人知道必然认为我们粮草不足，会长敌人的志气。不如派一个能干的人前往潞州调度。赵匡胤认为很对，便任命王祐为知潞州事。王祐到潞州后，很快就把杂乱的秩序调度的有条有理，做到了馈饷不乏，路无壅滞，有力地配合了灭北汉的战役。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王祐任知制浩，二月：权知贡举王祐言进士合格者六人。诸科合格者九人。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加集贤院修撰，转户部员外郎，成为皇帝的近臣。宋朝初年，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夺五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地方潘镇的势力，曾派一些忠于朝廷又有才干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职，七月，癸亥命户部员外郎，知制浩王祐，权知大名府任府伊。王祐到大名府之前，宋太祖曾对他说：“大名卿之故乡，此番派你前去，可以说是白昼衣锦者也”“白昼衣锦”是出自于项羽的一句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此前，有传说原大名镇守符彦卿图谋不轨，宋太祖委派王祐专门查处此事，并许诺等事成回朝后升他做王溥一样的职位（王溥宋初任司空）。但是，赵匡胤派王祐到大名府，绝不仅仅是让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更重要的用意是让他接代当时的大名府尹、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
符彦卿是五代旧将，早在后唐庄宗时就任吉州、庆州、易州等地的刺史。后晋时又任同州节度使、左羽林统军兼领右羽林，被封为祁国公，以后又任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后汉时又镇守过兖州、青州，兼中书令、受封魏国公。后周时，被封为淮阳王，后代王殷为大名尹、天雄军节度使，进封卫王。他的女儿嫁给了周世宗，即周世宗的宣懿符皇后。宋朝建立以后，符彦卿虽然归顺了朝廷，并被加为太师，但赵匡胤对这位五代旧臣后周国丈仍心存猜疑，极不放心。符彦卿出身武将世家，勇略有谋，善于领兵打仗，但却不善于治理地方。他镇守大名十多年，在此期间，终日飞鹰走犬，不问政事，把政事交给下属刘思遇办理。而刘思遇又贪暴狡黠，仗势敛财，公府之利多入自己腰包，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所以，赵匡胤就借这个机会，把符彦卿免职，让王祐前去代替他。赵匡胤还要王祐去察看符彦卿有无谋反之罪。但是王祐并没有对符彦卿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地对符彦卿进行察验。当他知道符彦卿没有图谋不轨的行为时，等他返朝便以自己百口之家担保符彦卿无罪力辩符彦卿的冤屈，并给赵匡胤上书说：“五代之君，各因猜忌。滥杀无辜，致享国不永，愿殿下引以为戒。”没想到一语直言，道中了皇帝心病，惹得宋太祖雷霆震怒，立即黜他为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并从此见疏于太祖。由于王祐的保护，符彦卿没有被治罪。当时人都对王祐的行为赞赏不已，说他有阴德。由此事他不但未能进位司空，反而受到了降职处分。亲友向他开玩笑说：“我们还以为您将做到王溥一样的大官呢！”他笑着说：“我王佑虽然不及做，我子孙后代，应当会得到的。”来年（公元970年）春，手植三株槐树于庭中，并预言：“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可为证。”三槐的寓意，在中国古代是三公的代称，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槐树三棵，荆棘九株。百官朝见天子之时，三公面对槐树而立，九卿面对荆棘而立。后世便以三槐代指三公一类的官职。九棘代指九卿百官。当年王祐植三槐于庭，用意正是希望子孙兴旺，出将入相，位登三公。树稍长，经常手持三槐而教导子孙要“发奋攻书”。
王祐在任大名府尹以后，又在襄州、潭州等地任过知州，后来才被召回朝中，但不久又遭到当时的宰相卢多逊的排挤。卢多逊是个进士出身的文人，史载他博涉经史，聪明强记，文词敏捷，好任数，有谋略，应该说是个有本事的人。但卢多逊心数不正，人品不好。他在任史馆修撰掌管史馆的时候。就耍尽聪明讨好皇帝，千方百计向上爬。赵匡胤爱看书，常到史馆来取史书读。卢多逊就事先嘱咐下属，皇帝取走了什么书都要向他报告。卢多逊知道皇帝取走的书之后，便通宵达旦地把这些书读熟记牢，等到赵匡胤问起书中的问题时，卢多逊总是答无凝滞，深得赵匡胤的喜爱。所以，卢多逊被提升得很快，成为皇帝的近臣。卢多逊地位提高以后，便在朝中生起事来，他先和开国老臣赵晋不和，接着又拉拢王祐，要王祐和他一起与赵晋作对。王祐不同意卢多逊的作法，并用唐朝宇文融和张说两人不和结果两败俱伤的事劝卢多逊不要一意孤行。卢多逊不但不听，反而对王祐也心怀怨恨。王祐被召回朝廷后，先在吏部，后又在门下省。当时左司员外郎侯陟也被从扬州召回，在吏部铨选官吏。当时选官的程序是吏部铨选以后，由门下省送达皇帝推准。但侯陟选官不平，常被王祐驳回。侯陟对王祐也怀恨在心，正巧卢多逊也恨王祐不党附自己，便和侯陟一起将王祐排挤出朝廷，到镇国军（治所在华州，今陕西华县）任行军司马。宋太宗即位后，赵普重为相国，卢多逊被判罪流放。王祐不但重回朝廷任职，而且他的不党附卢多逊的行为，也被人们赞誉为有先见之明。
宋太宗即位，改任王祐为河中府知府，升任中书舍人充史官修撰，不久改知开封府。王祐以公直被太祖疏远。没想到晚年境遇又有所改变，得到宋太宗的赏识，宋太宗曾称赞王祐，说他“文章清节兼著”，开宝六年四月戊申，知制诰王祐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帝制序，印颁天下。开宝八年二月丁卯：以知制诰王祐权知贡举，权同知贡举始此。帝复试王祐……等所奏合格举人王式等。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嗣宗汾州人也）。壅熙四年（公元987年）特拜他为兵部侍郎。可惜王祐未来得及施展才华，便于上任后月余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葬在陕西华州安丰里，追封晋国公，累增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当年王祐以才、德闻名，天下人都盼望他做宰相，但王佑竟不为个人前途而以百口担保符彦卿。此事在当时传为美谈，王祐虽官职下降，但名声更振。世人均交口称赞“王氏有阴德，后嗣必昌”。后来，王祐的子孙果然显赫兴盛，而且其子王旦真的官至宰相。进位太保，居三公之首。（王敬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