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之由来久矣，它起源于魏晋，盛行于明清，至今绵延不绝。作为文化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历来名门望族多以本族堂号，自书或请名人书写于匾额，镶嵌于门楣或悬挂于厅堂。堂号也往往成为某族的代称。堂号的产生，无非是要彰扬祖宗的功德、显示本族有别于别族的特点以及训诫子孙继承和弘扬祖德。我国有名的堂号很多，如孟姓“三迁堂”因孟母择邻的故事而得名，赵姓“半部堂”因北宋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而得名，周姓“爱莲堂”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而得名，孙姓“映雪堂”因西晋孙康映雪夜读而得名，等等。

     堂号本义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它不仅用于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厅堂等处，也用在器具上，如升斗、口袋、褡裢以及农具上，以区别姓氏与族属。仅以中药铺为例，由陈体全、李升佐创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陈李济，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99）的乐家老店同仁堂，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胡庆余堂，我家系世代儒医，最早始于清嘉庆癸酉（1813）拔贡先祖李献，本门药铺称为春和堂，堂叔家称为永济堂，这些久享盛誉的老字号，无不如此。

堂号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堂号与郡望、先祖的嘉言懿行、功勋有关，如陇西李、赵郡李、太原王、京兆王，如杨氏“四知堂”、“清白堂”，马氏“伏波堂”，屈氏“三闾堂”以及朱氏“格言堂”、张氏“百忍堂”、周氏“忠信堂”等。狭义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往往与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等典故有关，如周氏“爱莲堂”、陶氏“五柳堂”、李氏“青莲堂”、裴氏“绿野堂”、徐氏“八龙堂”等。有宋以降，文人雅士惯于将堂号署于自己的诗文书画上，后来干脆亲命一个堂号，实则是个人的斋名。所以，斋名又称室名。常取室、庵、亭、轩、堂、馆、斋、园、阁、楼、庐、庄、村、洞、屋、处、院、居、舍、苑、台、山房、书屋、草堂、山庄等，在前面加一字或多字命名之。斋号常常成为书斋主人的代称，如阅微草堂代指纪晓岚，聊斋代指蒲松龄，稼轩代指辛弃疾，曲园代指俞樾，鼎堂代指郭沫若，知堂代指周作人等。

当然，斋号的概念也时大时小，有的代指整个居处，如鲁迅的“且介亭”，实系三层楼房，因地处半租界亭子间而得名。冯友兰的“三松堂”，自述“‘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庭中有三松。”园艺家刘文嘉的菊圃洁园，实际是一座三进深院落的宅园，占地47亩，大门口由陈叔通题额，门内花房等处也分别由章士钊、叶恭绰等名家题额。毛泽东的“菊香书屋”摆放的名贵菊花，都是刘文嘉赠与的。毛泽东、周恩来夫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徐特立、郭沫若、李济深、王昆仑、章乃器、梁漱溟、老舍、沈从文以及胡志明、片山哲等都曾来此参观。古文字学家康殷夫妇，文革中由北京流放平乡县东尹村，当地村民用古墓里挖掘的坟砖棺材朽木为他们盖了一座房子住进去，开始很不自在，可是后来他想，当年自己在广州为考古也曾挖了不少古坟，而今自己也埋在古墓中，这叫一报还一报，也是自食其果，于是他便将居处叫做报应庵。

但多数斋号专指书斋，这也有多种情况。有的是主人自取的，如徐渭因眷念幼时手植的一株青藤，便命书斋为“青藤书屋”。徐悲鸿因收藏道教壁画《八十七神仙卷》，而名书斋为“八十七神仙馆”。张伯驹因收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而命名书斋为“平复堂”。鄙人的书房名为“松柏堂”，自书匾额悬于门楣，并自刻石章“松柏堂”，与之相适应，还自治两方闲章，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温不增花寒不更叶”，似是说树，实则指人：不趋时尚，不随时俯仰，不凑热闹，冷热如一。有的是别人取的，如“缘缘堂”。1926年，丰子恺请他的老师弘一法师为自己的住所取斋号，法师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一些自己喜欢的字，搓成小纸团抓阄，结果两次都抓到“缘”字，于是斋号便定为缘缘堂，并请弘一法师题写横额。闻一多的“何妨一下楼”，也是别人的称呼。聂绀弩的“三红金水之斋”，也是因他潜心研究《三国》《红楼》《金瓶梅》《水浒》，黄苗子给他题写斋额时定的。他悬挂后，文革中被造反派发现，质问他是什么意思？聂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文艺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造反派无奈，只好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有的是沿袭祖先宅舍的旧名，如唐代杜牧的樊川别墅，本是其祖父杜佑修建的别墅，他重修后仍袭用旧名。有的则是借用近侧建筑物的名称，如杜甫草堂，因近草堂寺而得名。有的文人雅士生前并未为居处取名，后人为了纪念他，才建楼阁并取相应的名称，如李白的太白楼。至于好事之徒假缅怀之名以挟私者，名人堂馆所在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