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滑州黎阳令追封许国公墓志铭》的解读

公姓王氏，讳言，字正音，其先出自汉谏议大夫吉之后，由琅琊徙魏州，至公之曾大父鐬唐为谏议大夫，大父博（摶的误认或讳避）昭宗朝左丞相，父依配白氏，乾符（应为咸通）壬寅（870）八月十八日生公於魏州。公负奇才，忠愤激烈，当念祖宗耻未雪原，奋不顾身，然未膺一命口，过四旬。乾宁元（894）年中进士，又二年授滑州黎阳令，天佑（904年至906年）间，黄巢（应为朱全忠）作乱，公固守黎阳，贼巢往来蹂躏几年，兵民错离，苦心调剂于群情，颇宜平贼镇抚。至唐末，公遂隐家不出，入山课耕种，训儿孙，退休林下者又数十年，其间陟岵之哀，雁断之痛，鼓盆之悲，公教子成名为国老重臣，真称隐君子匹哉！广顺（应为长兴）三（元）年二月日没世，享年七（六）十有三，配姚氏，子二人，孙三人，曾孙六人，其嫁娶皆名阀巨族，具在状中不再述，衣冠蝉联，子孙蛰振，是可以观德矣。（括号里的内容为考证者注，因多次转录，疑有差错）史官谏议大夫桑维翰撰

1、对出生年代的注解：乾符壬寅年，查没有乾符壬寅年即没有寅年，以乾符为中心，向上有咸通庚寅年即870年，再向一年上为咸通己丑年即869年。向下为僖宗中和二年壬寅年即882年。有谱记为八月十三日生。从其子王彻出生年即892年来推测，如王言生于僖宗中和二年壬寅年即882年，王言十岁时生王彻，不可能；如王言生于咸通庚寅年即870年，那么王言二十二岁时生王彻，是符合生育规律的。因此王言应生于咸通己丑869年或咸通庚寅870年为妥。从后面看，“乾宁元年中进士，又二年授滑州黎阳令”，乾宁元年应为894年，因此王言二十四五岁时中进士，任滑州黎阳令，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2、“当念祖宗耻未雪原”，“天佑间，黄巢作乱，公固守黎阳，贼巢往来蹂躏几年，兵民错离，苦心调剂于群情，颇宜平贼镇抚”。王言任滑州黎阳令时，发生两件大事，900年，父摶遭蓝田之祸，“当念祖宗耻未雪原”即指此。“天佑间，黄巢作乱，公固守黎阳，贼巢往来蹂躏几年，兵民错离，苦心调剂于群情，颇宜平贼镇抚”，一般理解为黄巢作乱，的确令人费解。其实不然。天佑间指904年至906年，查史可知为朱全忠灭唐时间。那为什么将“朱全忠作乱”称为巢贼呢，查史可知，朱全忠，又名朱温，乾符二年即875年，参加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和二年即882年归附唐军，与李克用等联合镇圧起义军，天复元年即901年，朱温率军进入关中，控制了唐王朝中央政权，天佑元年即904年用武力把唐昭宗逼迁洛阳，不久将昭宗杀死，天佑四年即907年，朱温夺取了唐哀帝的帝位，代唐称帝，建国号梁，改年号为开平，史称后梁。因此将朱全忠作乱称为巢贼作乱为何不可。

3、“至唐末，公遂隐家不出，入山课耕种，训儿孙，退休林下者又数十年，其间陟岵之哀，雁断之痛，鼓盆之悲，公教子成名为国老重臣，真称隐君子匹哉”。从这断文字看可出，其父摶遭蓝田之祸后，就迁到魏州即宋称大名之莘县，到朱全忠灭唐后即至唐末公遂隐家不出，显然没有写出隐家的具体地点。

4、从上面三方面分析可知，此墓志铭，采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目的既是为纪念，又是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在祖宗出事与战乱纷纷的年代，以及封建社会，家谱一般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墓志铭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公姓王氏，讳言，字正音，其先出自汉谏议大夫吉之后，由琅琊徙魏州，至公之曾大父鐬唐为谏议大夫，大父博昭宗朝左丞相，父依配白氏” 也就不难理解了，王言原名王依，隐居后改名为王言。从王言任滑州黎阳令的县志记载来看，《黎阳县志》和《莘县志》都注明见北宋《王祐传》，也就是说，正史的记载也是来源家族的记载或提供的信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族谱的可信度比正史的可信度高。

5、从“广顺三年二月日没世，享年七十有三，配姚氏，子二人，孙三人，曾孙六人，其嫁娶皆名阀巨族，具在状中不再述，衣冠蝉联，子孙蛰振，是可以观德矣”来看，此段前的内容，是桑维翰写的，这应是没有问题的，这应是第一次立碑时的墓志铭。从本段记载的时间“广顺三年”来看，“广顺三年”即953年，此时的桑维桑翰已去逝了六年，即死于947年，因此不可能是桑维翰写的。从本段记载的“曾孙六人”来看：王言的曾孙是王懿、王旦和王旭三兄弟，王懿生于周显德元年甲寅九月初七即953年九月初七日、王旦生于周显德丁巳年即956年，王旭生于建隆元年即960年。从其曾孙的出生的年代看，此段内容更不可能是桑维翰写的，笔者认为此段内容应是第二次立碑添上去的。“广顺三年”应是第二次立碑的时间。第一次立碑时间从《五代文钞》载桑维翰题《黎阳府君像赞》的时间是长兴四年即933年来看是准确的，因为王言公没于长兴元年，这是符合风俗习惯的。所以此篇墓志铭绝对不是修谱者所造的假。

重庆黔江王显琼谨识于2018年6月